1968年8月，张福林离开了哥斯达黎加。走之前，他已中学毕业，并做了9个月的银行交易员，有了50美元存款。他的父亲资助了他一张飞机票钱，住在美国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的一家亲戚欢迎他前去与他们住在一起。对张福林来说，美国是片全然陌生的土地。他甚至不会讲英语，张福林不得不首先学习英语，同时想办法上大学。
一年后，张福林幸运地获得了康涅狄格州立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进该校攻读机械工程学。他的确够幸运，因为他的国籍哥斯达黎加与美国的波多黎各少数族裔的英文写法与发音非常类似。张福林所获的奖学金原本只针对美国公民，实际上他没有资格得到。学校后来意识到这个错误，并通报康涅狄格州议会。州议会最终网开一面，张福林的奖学金保住了。
就在这一年，“阿波罗”11号宇航员登上了月球，张福林目睹了整个过程，但宇航员这个职业梦想似乎比在哥斯达黎加时离他更加遥远。登月成功后，美国的太空计划似乎已经结束。上千的宇航工程师正在被解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反而激发了张福林的另一种热情———科学研究。大学毕业后，他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等离子物理和核工程专业，同时依旧充满热情地关注着宇航领域，并开始研究远程太空探索所必需的核能。
1977年，张福林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获得了应用等离子物理和聚变技术的博士学位。同年他获得了美国国籍。然而，对张福林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经过多年沉默后，美国宇航局宣布为航天飞机计划招募新的宇航员。张福林说，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宇航如此之近，似乎伸手可及。张福林当即参加了宇航员的甄选，可惜未被录取。两年后，美国宇航局第二次招募宇航员时，张福林一路绿灯。1981年8月，张福林成为美国宇航局第一位华裔职业宇航员。
1986年1月12日，张福林和6名美国宇航员一道，乘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上天飞行。这次飞行开始并不顺利，曾7度推迟发射日期。在7天的太空飞行中，他们成功地施放了一颗通信卫星，进行了20多项材料工艺、天体物理、生命科学等实验，但未能全部完成。张福林为此感到遗憾，表示要再上太空飞行。这个愿望在将近4年后实现了。1989年10月18日，张福林乘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参加第二次太空飞行。在这次飞行中，他同4名美国宇航员合作，成功施放重2.5吨的伽利略号木星探测器，还收取了对地球起保护作用的臭氧层的数据，开展了聚合物的加工、培植玉米和晶体生长等实验，研究了失重对人体的影响。
至2002年，张福林已先后7次飞入太空，待在天上的时间超过了1600小时，其中还包括三次共约19小时31分钟的太空行走。2004年，美国《发现》杂志评出了第十四届太空科学技术创新奖。在6位获奖者中，张福林名列第一。
张福林是迄今为止进入太空次数最多的华裔宇航员。在1998年执行第6次飞行任务时，张福林曾替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丁肇中所主持的一项科研计划从事高能物理的实验，希望发现反物质，试图打开宇宙之谜，该次飞行也促成两位杰出华裔科学家合作的佳话。
焦立中太空漫步
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历史上，前后有4名华裔宇航员，分别是王赣骏、张福林、焦立中和卢杰；其中，焦立中保持了至少3项纪录———第一个在太空行走的华裔宇航员，第一位国际空间站的华裔站长，第一位从太空投票选举总统的宇航员；此外，他还是在太空停留时间最长的美国宇航员之一。
焦立中祖籍山东，1960年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与许多同时代出生的美国人一样，焦立中最早的宇航员梦想来源于1969年美国“阿波罗”号载着3名宇航员成功登月。当年，大约有100万人前往肯尼迪航天中心观看登月发射。那时，焦立中8岁，与全世界数亿人一样，通过电视看到了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小心翼翼地先将左脚伸出舱门，踏上了月球。
20世纪80年代中期，焦立中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读化工研究专业，他首次向太空总署申请成为宇航员，但因未完成学业及没有工作经验遭到拒绝。1987年，焦立中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进入美国赫氏公司和劳伦斯·利物摩尔国家实验室工作，参与研制太空复合材料。1990年1月，焦立中经过不懈努力，最终从2500多名候选者当中脱颖而出，进入美国宇航局受训，并于次年7月通过严格甄选与考核，如愿以偿成为一名正式宇航员。
1994年7月8日，34岁的焦立中搭乘“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进入太空。成为美国太空总署第196位获得“太空出差”机会的宇航员。那一次，他在太空待了353小时55分钟，绕地球转了236圈。按照规定，进入太空的宇航员都被准许带一些小的私人物品，通常宇航员都会带一些小纪念物或家人的照片以慰相思之情。焦立中第一次上太空时带了一面小小的中国国旗。返回地面后，他把这面五星红旗和在太空中拍摄的海南岛东海岸的照片作为礼物送给中国，以此表达一个华夏子孙的赤子之情。
由于表现优异，在完成首次太空飞行两年后，焦立中再度获得升空机会，这次他搭乘“奋进”号航天飞机飞天，并成为第一位执行太空漫步任务的华裔，两度到舱外测试组装国际太空站的技术设备。
2000年10月，焦立中搭乘“发现号”航天飞机第三度升空，这次是航天飞机第100次太空飞行。在为期13天的任务当中，重头戏是装配“国际太空站”，7位宇航员从地球上搬来重达9吨的Z1支架，作为太空站八扇太阳能板的基石，Z1支架同时包括四个大型回转仪，当太空站绕着地球回转的时候，它可发挥控制太空站方位的重要功能。Z1支架一并含带两套通信系统，一个向地球转播现场的录像画面，另一个可让地球上的科学家观察国际太空站所做的实验。这次任务中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安装一具重2000磅的圆锥形舱门接合器，当航天飞机下次造访时，可作为两者接合的另一个舱口。美国宇航局还替这次飞行安排了30小时的“太空漫步”，由两组人马到舱外进行国际太空站的装配工作。焦立中在这次任务当中一共出舱两回，共计13小时16分钟。返回地球后，他被任命为休斯敦太空中心宇航员办公室“舱外漫步”主任，足以说明他执行这项任务时，表现优异。
2005年4月25日早晨6时08分，一艘俄罗斯“联盟号”飞船降落地面，这标志着首位华裔太空站站长焦立中的最后一次太空之旅的结束。几个月后，焦立中光荣退休。在他15年的宇航员生涯中，先后搭乘哥伦比亚号、奋进号、发现号航天飞机和俄罗斯“联盟号”宇宙飞船四度升空，共进行过6次太空漫步。
包括焦立中在内，共有4名华裔宇航员在美国哥伦比亚号、挑战者号、发现号、亚特兰提斯号和奋进号航天飞机执行的114次飞航任务中，先后15次飞上太空。可以断言，人类向太空探险的工作将随着岁月流转而继续前进，相信华人在太空探险领域也定会作出更多贡献。
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从1956年到1968年，短短的12年间，中国在一无资料、二无技术，经济基础薄弱，外国专家突然撤走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自行设计、制造、试验并成功地发射了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取得了进入世界军事强国行列的入门券，令世人刮目相看。“两弹一星”，石破天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欢欣鼓舞，帝国主义胆战心惊。这一伟大成果是全国许许多多劳动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晶，更是火箭、导弹和卫星的总设计师钱学森精心绘制的杰作。
钱学森祖籍浙江杭州，1911年12月生于上海。18岁那年，钱学森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他在交大成绩优异，各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获得免交学费的奖励。交大毕业后，钱学森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学生。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正值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时期。虽有罗斯福总统提出“新政”，但也难以解决各种矛盾，特别是劳动就业的激烈竞争问题。在学校和工厂，种族歧视的行为和目光随处可见。1935年，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初期，面对某些美国同学傲慢地讥笑中国愚昧落后现象，他不服气地挑战说：“中国现在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咱们人比人，你们谁敢和我比试？”后来，只用了一年时间，他就获得航空硕士学位，为中国人争了气。然而，中国学生在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要到美国的航空工厂实习，却不受欢迎。这迫使钱学森将专业研究方向由航空工程转为航空理论。好在这也正是他的志趣和特长所在。1936年，钱学森从美国东海岸的波士顿，来到西海岸的加州理工学院，专程拜见世界著名的力学大师冯·卡门，没想到他们第一次谈话就给冯·卡门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冯·卡门觉得这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一脸认真的神情，对他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回答得十分精确、简明，非同寻常，钱学森的聪慧和敏锐深深地打动了他。因此，冯·卡门欣然接纳他为自己的博士研究生。
1945年初，美国政府为了抢先接管和获取德国的火箭研究技术，决定派遣冯·卡门率领一批技术专家前往德国考察和摸底，钱学森也是考察组成员之一。为行动方便，他们都被军方授予军衔，冯·卡门是少将，钱学森是上校。他们考察的第一站是设在不伦瑞克附近森林中德国空军的一个秘密研究所，它由纳粹头子、空军司令戈林直接领导。这个由56幢建筑组成、人员上千的空军研究机构，设有研究导弹、飞机引擎的成套设备。光写出的秘密研究报告就有300万份，重达1500吨！钱学森与考察团成员详细地察看了研究设备，分析了技术成果，并审讯了有关研究人员。
在慕尼黑，考察团遇到了从德国V—2火箭基地逃出来的4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其中包括著名火箭专家冯·布劳恩、普朗特。考察团审讯了这些人之后，获悉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虽然当时的V—2火箭只有200英里射程，但德国已经着手研制一种射程为3000英里的远程火箭，它足够打到美国纽约。这表明德国的火箭导弹技术已赶在美国前面。回到美国后，钱学森向空军领导人作了十分精彩的汇报。为此，他获得了空军司令阿诺德上将的通令嘉奖。美国军方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技术工作时，对钱学森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赞扬他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无法估量的贡献”。1947年，刚刚36岁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准备回国，美国有人认为：钱学森的专业技术如果带回去，中国的科学技术将高速前进。海军的一位领导人曾对美国负责出境的官员说：“我宁可把钱学森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钱学森至少值5个师的兵力。”钱学森的回国计划受到严重的阻挠。美国官方“文件”通知他，不准离开美国。本来，他的行李已经装上了驳船，准备由水路运回祖国。可美国海关硬说他准备带回国的书籍和笔记本中藏有重要机密，诬蔑钱学森是“间谍”。其实，这些书籍和笔记本，一部分是公开的教科书，其余都是钱学森自己的学术研究记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天之后，钱学森突然被逮捕，关押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看守人员每天晚上隔10分钟进室内开一次电灯，使他根本无法入睡。钱学森的遭遇，引起加州理工学院中坚持正义的同事和学生的同情，在他们和其他正直人士的强烈抗议下，美国特务机关被迫释放了他。可对钱学森的迫害并没有停止，他们限制他的行动，监视和检查他的信件、电话等。尽管有种种限制，但钱学森没有屈服。他不断地提出严正要求：坚决离开美国，回中国去！
5年过去了。钱学森争取回国的斗争得到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极大关怀。周恩来总理曾亲自了解他的情况，并指示参加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的中国代表，在会谈中提出钱学森博士归国问题。1955年8月，这场外交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美国被迫同意钱学森返回中国。
冲破重重阻拦而回国的钱学森，一头扎在了军事科学的研究中。根据中国的现代工业基础和科学技术水平，他提出了发展现代火箭技术的意见，并以奔放的热情投身到创建中国的航天事业中。他受命参与火箭研制的领导组织工作。当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火箭发射成功之后，发射人造地球卫星被提上了日程。当时，钱学森实际上是卫星、火箭和地面设备整个大总体的技术总指挥，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他总是冲在最前沿。有一次，一院为解决火箭滑行段喷管控制问题进行了半仿真试验，结果出现了箭体剧烈晃动的异常现象，设计人员有些不知所措。钱学森来到试验现场，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以他丰富的学识，他十分有把握地认定，火箭的滑行段已濒临失重状态，而地面的仿真试验并不代表空间运行的实际情况，因此，“晃动”不会影响飞行。钱学森一语定乾坤，使得火箭的研制节节提速。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1970年五一劳动节的夜晚，钱学森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主席、周总理站在一起，兴致勃勃地昂首遥望节日的夜空，寻找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那颗会唱歌的星！
钱学森后来长期担任中国火箭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对航天技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作出了巨大的和开拓性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
1991年10月16日，党和国家鉴于钱学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及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杰出贡献和对国防事业的伟大成就，特别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特意为一位科学家举行授奖仪式，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是首次。
杨南生的“长征”
长征一号是为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而研制的三级运载火箭。它的一、二级火箭采用当时的成熟技术，第三级则是新研制的以固体燃料为推进剂的火箭发动机，以此为开端，我国固体火箭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实现了快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火箭专家杨南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