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笨”功夫是“聪明人”不屑于做的，但却是郑振伟一贯的追求。这种治学态度不是个别的和偶然的，它体现在研究的全部和全过程。文集中的所有的篇章都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个题目在手，他总是由局部涉及全体，做的是具体的题目，而所下的工夫却是全方位的。例如，讨论的是黄国彬的旅游散文，而且讨论的是这类散文的崇高感，应该是具‘体而又具体的，可是他却为此付出了全部的气力。从散文的文体特点入手，切入到旅游散文，而后具体论述黄国彬的旅游散文。他写文章极少就事论事，总是从大的方面撒网，再慢慢收缩，直抵目标。在论及崇高感时，先后列举郎加纳斯、伯克、康德、车尔尼雪夫斯基、巴希等人对崇高美学的论述，用以阐析黄国彬旅游散文的哲学意蕴。这样的特点，在他的文集中到处可见，例如关于小说《女娲石》的剖析，涉及中国传统小说观念、女性启蒙、小说救国论、晚清的社会情势，以及女子教育等等非常广泛的内容。
《郑振铎前期的文学观》一文是作者的硕士论文，虽然谈的是郑振铎前期的文学思想，但依然是从总体上入手，对他的文学活动进行全面的考察。新文学的背景，义学研究会的背景，早期介绍的文学理论，文学的四个要素说及其与文齐斯德的《文学评论之原理》之间的“孵化”关系等，都是十分剀切的论析。从这些文章的写作，可以看到郑振伟有着充分的学术准备，也受到很好的学术训练。论文的注释相当详尽，涉及的人物的生卒时间、着作的出版时间、以及外文人名的标明等，均可看出他治学的严谨和规范性。这些是最令我感到欣慰的地方。
当然，对一位年轻学者来说，他也存在着一些十足和弱点。这就是，他在治学上的扎实有余、而在文思的展开上则显得不够灵动。在论述方面，有时也觉得失之拘谨。如何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有更多的独创性的发挥，我以为这将是郑振伟的学术研究进入新境界、取得新进展的关键。
《心理诗学》的价值
在中国当代的诗歌理论领域，有一些寂寞中的耕耘者，吴思敬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已先后推出了《诗歌基本原理》、《诗歌鉴赏心理》等诗歌理论方面的专着，最近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心理诗学》则是他对中围当代诗学建设做出的又一扎扎实实的贡献。
“诗学”在我们的文艺理论界，其涵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诗学是文艺学的总称，狭义的诗学即是诗歌学。《心理诗学》所取的是狭义，准确地说，这是一部心理诗歌学，其着眼点不在于从诗歌创作与接受的角度去探寻心理学原理，而在于用心理学的方法考察与追踪诗歌的生成过程，落脚点在新的诗学体系的建设94木犁书系八风雨文丛--匕0诗歌的创作与接受，从现代心理学看来，是一种信息的交流活动，当一个人的审美心理结构与审美对象输入的信息相通时，就决定了主体感知及理解的内容。《心理诗学》正是从这一基本观念出发，为诗歌理论的研究建立了新的研究参照系统。凡研究就要分析比较，要分析比较就不能不有一定的参照系统，而且这参照系统不应是单一的，而应是多元的。何多年来我们习惯于从诗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来思考问题，从而把现实的政治斗争作为最重要的乃至惟一的参照系统，导致了某些诗歌理论的模式化与概念化。《心理诗学》引入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观念与方法，并借鉴了实验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某些观点与方法，系统地展示了诗人创作心理的构架与全过程，旨在追踪主体心灵世界中展开的微妙复杂、瞬息万变的心理活动，恰恰弥补了原有的单一的参照系统的不足。
《心理诗学》拓展了当代诗歌理论的研究领域，并有不少独特的发现。《心理诗学》借助心理学的方法，把探寻的触角伸到为一般人所忽视的细部。诸如把内驱力分为原始内驱力与继发内驱力，并定位为“多元的行为动力系统”；对心理场在诗歌创作中独特的“场性效应”的描述；把众说纷纭的“内在感官”定义为“一种综合了感觉、知觉、思维、想象、情绪、意志等因素的对事物的透视能力”；基于短时记忆的容量限制而提出的新诗建行的“组块”理论；认为诗人的艺术思维是由显思维与潜思维其临界点为灵感思维有指向思维与我向思维、表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等多种形式互相交叉、互相渗透而构成的一种复杂的、立体的思维系统。
凡此种种，都是现有诗歌理论着作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
《心理诗学》注意把理论的探讨与诗人的创作实践结合起来。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注意向诗人做调查，掌握了诗人大量的自述、日记、书信、回忆录以及形形色色的创作余墨，从中提取带有普遍的规律性的东西，升华为理论。在表述中又尽力避免楔头讲章式的枯燥罗列，具有相当的可读性。作者对诗人创作心理奥秘的揭示，有助于打开这一神秘的黑箱，有助于诗人克服心理障碍，发扬自身优势，写出好作品。读者亦可从中发现思考的材料，加深对诗的牛成过程及诗歌自身的理解。
我心目中好的诗歌理论着作起码要做到三条：一是有理论光彩，二是有针对性，三是好读。我认为《心理诗学》基本上做到了。
追求的新高度
吴晓是当今诗歌界为数很少的既写诗又研究诗理论的一位。诗创作的丰富实践为他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生动而又具体的材料和体验；理论研究成果又使他的诗在情感空间自由翱翔的时候具有了他人所缺少的理性的制约和提炼。从而使他的诗在灵动飘逸的想象中，拥有难得的一份凝重感。诗学建设的成就与相当丰富的创作体验的结合使吴晓具有某种独特性，这是讨论吴晓创作值得引起重视的基本出发点。
历史上对诗的解释和定义纷纭繁复，诗的真质对所有人来说至今为止还是一个神秘的题目。但诗不容人们永远这么神秘下去，历来的人都勇敢地对此作出阐释。吴晓加入了这个行列，他对诗的本体思考的结果是诗是一个意象符号的系统。他认为诗始于意象且伴随诗的展开而贯串到底，诗由意象组接、发展、转换所组成。也许人们对这种判断是否能够涵盖一切的诗象、诗观念有疑问，但无可置疑的事实是，这是一种相当果断的简洁的归纳。不论怎么说，吴晓为这一归纳贡献了他严肃认真的思考，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他的思考是以实际创作的体味以及对当代中国诗艺巨变的事实，当然也包蕴了对于诗史的总体考察为依据的。
我们也许无法对诗这旷占不解的命题作出终极的阐述。这种“也许”可能也包括亚里斯多德和黑格尔在内。但是事实上，谁也不能拒绝每一个时代的人，对于这永恒的命题作出各自的判断。吴晓当然享有这种权力，而且他事实上也作出了他自己的贡献。
人们都希望他们的工作接近乃至概括真理，对诗这个问题也是如此。在这里我们之所以要郑重评价吴晓的理论贡献，基于我们对理论工作的一种体认。吴晓工作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脱离他所接触和拥有的现实，并且以此为基点进行深入独特的归纳和整理。现在我们都认识到，中国新诗进入80年代以来发生的巨变，除了诗以外的社会人文因素之外，最基本的和最具本质意义的变革在于意象化。这是属于诗自身的革命性变化。一切的让人眼花缭乱的创新以及旷日持久的论辩，其发端莫不根源于此。吴晓身历其境，他感受到了这一艺术革命的实质，并且把握了由历史演进而来的新诗艺术在当代演进的精髓。他进人其中并由此整理出他的系统性思考。在这里鲜明的现实感为强烈的历史感所驱使、所支配，深入的思考，周密的建构，科学的态度，使他的工作具有了值得人们重视的价值。这种价值的形成，由于他的科学精神，更由于生发于时代使命的崇高感。
对诗的真谛的阐释不会只是一种，也不会终结于某时，每一个时期和时代的理论探讨都会以各自的独有特色的加入而丰富这种阐述。但不论其为某人某时某地的探讨，重要的是他必须挟带那个时代的创作实绩以及当代人独特的体验，从而予他时他地的人们以启示，人们常说理论之树常青，其实未必，倒是从事这一理论建树背后的出发点和追求精神却可以永恒。
现在就吴晓的诗也说一点看法。吴晓已出了两个集子，从《心灵之约》到《突破自身》，这命题已可以说是吴晓为自己的诗创作所作的概括。孙绍振评论吴晓时，曾把他与前辈诗人艾青作了比较。认为这一代人不像他们的前辈诗人那样富有浪漫色彩，似乎有点回避炫耀热情。“吴晓的功力不在于情感的泛滥，而在于情感的节制”，这是就与他们的前辈诗人比较而言。但若把《心灵之约》与《突破自身》加以比较，倒不难看到同一诗人自身短短数年之间所产生的变化。对于后者而言，他的前期诗作显然是更为理想和充溢激情的时期。“突破自身”，显然是对前面所已达到的艺术目标的突破，吴晓把他的诗艺探索的印迹鲜明地通过了两个命题体现了出来。
对于吴晓这一代诗人来说，他们对于新诗在历史转型期的特殊境遇有深切的体验，他们既重视对于优秀和健康的五四传统的张扬，更重视对于新诗异变的事实的警惕和纠正。《心灵之约》张扬的是诗的内心化，从动荡年代的轻蔑人的内在情感的歧见中超拔，而对处身于历史性变革中的人的欢乐和忧患的表达倾注更大的热情。但这一切又是以有节制的非滥情化的方式呈现的，如他的《老人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