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用“时间”可以看出任何类型的人，包括小人和君子，因为这是让对方不自觉地“现出原形”的“检验师”，最为有效。
既然已经学会了如何去“知人”，那么“知己”又当是何种心思呢？
我们就再来说说张良。他不但有才华，人际关系也处理得相当好，刘邦开国的三大功臣中，韩信最后被杀了，萧何也几次被刘邦怀疑过、惩罚过，而张良没有遇上这些事情。这就归功于他既有深邃的知人之智，又有高超的自知之明。
他有深邃的知人之智，凭借这一点，他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善于出谋划策，因此帮助刘邦建立了许多功业，功劳很大。
但是他又有自知之明，自己知道虽然功劳大，但不应该去和别人争功，处处感到满足，因此他从不居功自傲。正因为他有自知之明，所以心态很好，说：“自己凭着三寸之舌成为帝王的军师，封得万户侯，这是平民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了，这对于我张良来说已经很满足了。我愿意抛弃人间的事情，随着赤松子去漫游。”
于是他就学辟谷，学导引，功成身退，隐居起来，实现了他一个美好的、成功的人生！
再来说说萧何，他是刘邦的得力助手，被刘邦看做如同自己的左右手一样重要。萧何很会处理他和刘邦的关系，他十分了解刘邦，也了解自己，他是把人际关系作为学问来研究的。
萧何本来是沛县的功曹掾，通晓法律，大概因为法律也是研究人的学问。所以他当然对人际关系研究得很精通了。刘邦为平民时，后来做亭长时，萧何曾多方保护帮助他，因为有知人之智，他看到刘邦绝非寻常之人。萧何后来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了奇功，被封为相国。
萧何很会琢磨人际关系的变化，并在变化中把握、处理人际关系。朋友、敌人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的，要善于观察到关系的变化。
他自己和刘邦的关系也是这样，在变化中调整与刘邦的关系。刘邦在外面打仗，平定陈稀的叛乱，听到韩信被杀后，拜萧何为相国，加封五千户，并给了他一支特别的卫队，由五百名士兵，还有一名都尉组成。大家来贺喜，但有一个叫召平的人不这样，他对萧何说：“你将要有大祸了。皇上在外边辛辛苦苦地打仗，你留守关中没有危险，为什么反而增加你的封地，还要给你配上卫队？这是因为韩信在京城谋反，刘邦也开始怀疑你了。希望你坚决地推辞掉，不要这些，还要把全部家产捐出来作为军费，这就会使得皇上高兴，不怀疑你。”萧何有自知之明，也了解刘邦是个什么人，就听取了建议，巧妙地调整了他和刘邦的关系，还多次捐出自己的财产作为军费，于是，刘邦就有放过他的意思了。可见，自知不但可以保官爵，还可以保全性命呢！
看来懂得做人处世的道理，还是首先要“知人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才能打得一个又一个漂亮的胜仗！
像水一样柔和，但不要是污水
中国人的美德是静的美德，主宽主柔，主知足常乐，主和平敦厚；西洋之美德是动的美德，主争主夺，主希望乐观，主进取不懈。中国人主让，外国人主攘。
外国人主观前，中国人主顾后。
——林语堂《无所不谈·论中外之国民性》
我们中国人从小知道这样的道理：最尖利的刀刃是容易折断的，最高大的树木往往会招致斧头的猛砍，所以大家都在一次次的摧折中沉默了，柔静了，也终于明白古人云“上善若水”的道理。
水是最普通、最柔和、最看似无侵无害的。然而，也是最具毁灭一切力量的，于是我们深深地崇拜着、遵循着、学习着。
关于我们的生存方式，林语堂在作了一番分析后，总结一句：“东方之道，让然后得；西方之道，攘然后得。”
这是阴柔文化和刚性文化的比较。我们知道林语堂在小说《庸人街》里也进行了这种比较，同时得出了要以中国文化的人性精神和柔性智慧调和西方文化阳刚精华的结论。林语堂认为，中国人还要学点西方人的法治意识，这就是抑阴补阳的需要。
显然这种文化调和观念承认阴性文化有其优越之处，其优越性到了今天愈益明显。“到了今天，欧洲人要学会对人生、对他人比较宽容的态度以及和平精神，才不至于同归于尽。”阴柔之物不同平常。阴性是母性。母性博大、深厚，它的力量潜藏在内部和深层，表现出无穷的涵容性，持久的承受力、支持力和点滴积累的征服力。这便是“柔弱胜刚强”的道理，是“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的道理，道家崇柔，崇柔则抑刚。老子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强梁者不得其死。”“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如若将强、柔二字比之于男人，阴柔是女性。女性从来比男性更能承受苦难，化解痛苦和不幸，更能坚持和默默努力，寿命更长，也总是最强的男性的主宰者，其风韵、其温情可谓无坚不摧。面对困境，女性的柔中之刚总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让男人大吃一惊，刮目相看。因此，若在危机之时，往往会涌现出大批女英雄。
比如北朝的花木兰，宋仁宗时的杨门女将，韩世忠的英雄夫人梁红玉，以及近代乱世的豪杰赛金花，等等。
林语堂小说《朱门》的主人公柔安名如其人，平时给人温婉柔弱的印象，送遏云逃出西安时的果断勇敢才第一次显露出她的另一面。不过对她来说，真正严峻的考验还在同爱人李飞分手之后。父亲的突然去世，叔叔的辱骂驱逐，都未能将她压倒。她怀着孩子来到兰州，租房住下，一边教课维持生计，一边从容不迫地为分娩作着各种准备，等着李飞的消息，等着他从新疆归来。坚定、沉稳、自信，她终于安全生下孩子，回到亲人身边后又与爱人重逢。李飞随着战争结束，远途归来，眼看一场人生大戏落了幕。但他知道自己不在的时候，家里演出过一场更大的戏剧。“他是一切事件的主因，却被一个女人的力量挽救了。”“现在他深深学到了有关男女的一课，女性比男性更能面对生命的波折。”他发觉，他身为男人，也算得上作家，比起柔安来，只在生命中串演着微不足道的角色。小说还写到另一个女子春梅的精明能干，委曲求全，准确地把握自己的行动和命运。
她后来也得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幸福。最奇妙的是，林语堂在小说《奇岛》里设计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男性心灵抚慰学院”，专门招收女学员，培育和发展她们原有的引导和造就好丈夫、好男人的天赋能力。
如若以强、柔二字比之于物，阴柔是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水之可取之处真的甚多。老子、孔子和孟子皆赞水，是因为水有“根本”。按庄子的说法，“水乃天德之象”。因为水“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庄子·刻意》）。老子谓“上善若水”。水作为阴柔之德的象征，理由之一是：“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他看出水的力量来了：“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也。”这也印证了“水滴穿石”
的学说。总之水能容万物，居下不争，外弱内强，积而成大。林语堂也经常从这个角度赞美水。认为水给了他生活和事业的莫大启发，使他能够始终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在乱世中享受一个人的幸福。
所以，对一个人而言，个性偏于阴柔者往往会取得与众不同的大成就。这种人也许有才华，但不外露；没有如火的激情和冲天的壮志，但稳重扎实，认准了一个目标便百折不回。这种人常常较为内向，而且表面上有胆小、怕事、腼腆、害羞的毛病，使人容易将他误认为弱者，其实这种人特别有自尊和不受拘囿。更奇怪的是，这种人很多都是天赋平平和外貌平平者，他有限的天赋，他曾经被侪辈不断超过和被众人长期漠视的经历，与他最终的辉煌成就形成有趣的对比。他的内向，他的不出众，决定了他未成名时引不起人们的关注和好感，不会有人平白给他什么机会和帮助。他全靠自己，他需要付出更多，他的成功来自一点一滴的拼搏。从这种人身上，我们也许可以归纳出几条人格力学原理。可也要警惕人柔而成懦，软如一摊泥，这就一文不值了。总之，温柔、安静、平和而内力强韧是这种人的整体性特征。
但是，如前所说，阴柔文化又容易产生流弊，特别是中国人，不少柔性品格容易而且早已被过分强化。于是坚韧生出麻木，平和生出惰性和冷漠，忍耐积成得过且过的恶习；宽容牺牲了原则，取消了社会公德、高尚情怀和应有的正义感；智慧降格为精明，退而为钩心斗角的阴谋诡计；贪婪自私孕育出腐败堕落的社会，阴湿懦弱滋生了猥琐卑贱的人格。这样，社会上人气渐失，阴气渐浓，鬼气森森，文化和人文环境皱缩成一块湿乎乎、软绵绵、脏兮兮的抹布，碰上它时，正如郭沫若的《凤凰涅盘》所说，就是一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为什么中国人害怕透明，害怕公开竞争，害怕当面交锋，而喜欢暗室操作、幕后交易和冷箭伤人？
为什么在中国，你经常碰上的都是软钉子，不疼，不起包，但痒，痒得无从抓挠，痒得心里难受？为什么中国少昂扬激烈、慷慨悲歌之士，而多破靴党、二丑和各种各样的小爬虫？
林语堂说，如汤圆、如面条的人倒被看成有修养的人。颜习斋的议论专对读书人而发，说白面书生，率柔脆如妇人女子，求一豪爽倜傥之气亦无之。社会的进步首先靠人的进步。还是梁任公的话：“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中国人身上的阴柔品格，不是不让你用，而是一定要当心切勿走得极端，否则就没有了能支撑得起你的骨头了。而人生若此，还不如不活。
给自己一个柔性天下
小汤姆在学校面对美国同学的挑衅，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在送衣服的路上遇到顽童们的袭击，忍住怒气，主动避开。这件事在家庭中引起争论：洋化的哥哥认定，唯一的办法是跟他们打；冯老二和冯太太坚决予以反对。冯太太平静而有力地说：“为什么要这样小题大做呢？如果这条街不好，不要从那里走就是了。
这不是很简单吗？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方法，我们中国人也有中国人的方法。这就是我们生存的方式，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待人处世之方。”
——林语堂《唐人街》
中国人在待人处世中，最明显的人生态度、处世方式表现为在逆境中的暂时忍耐，在巨大的无法克服的障碍面前迂回前进，在瞄准目标以后不声不响，一点一滴地坚韧努力，在待人接物上谦让、随和和不计小过，在着眼未来和深谙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的奥妙，在甘居于适合自己的平淡和享受中，在更多地借用心力而非物力去战胜敌人、战胜环境和获取成功。忍耐是为了积蓄力量，待机而发。
虽然这需要承受内心的煎熬和克服感情的冲动，带着某种宗教意味，显出几分崇高。必要的忍耐和迂回前进每每并行。
谦卑、居后是一种人人都颂扬的“大道”。在这点上，几乎是中国人普遍认同的，它不仅为道家所提倡，也为儒家所赞赏，不过两者的立足点不同。儒家将它当做道德修养的要求，而道家则从生存主体自身的利益出发，为了不引人注目，以免树大招风；为了避免陷入是是非非的纠缠，以求活得轻松自在；为了以退为进，以不争达到无人能与之争。最后，这种处世之道还表现为顺应自然，宽容大度，达权知变。
这种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对身居逆境者意义独具，但它绝非弱者哲学。一个身处逆境、困境的人首先要有战胜自己的足够强大的内心力量，才能够忍耐、退让和不争，着眼于未来，忍辱负重，耐得住寂寞和孤独的摧残，不怕一次又一次失败，不声不响地挣扎，慢慢地、慢慢地迈向光明。这要多大的毅力！老子云：
“胜己乃谓强。”
这里应该再次指出，忍耐并非一味妥协，退避并非投降，不争并非放弃一切，顺应自然并非什么都不干。这反映了原则和行为选择之间的正确关系，是“了解刚性而以柔性去处理它”，是“知其雄，守其雌”，是对“度”的准确把握。另外，的确还有个所处环境的问题，它更决定了行为方式。
对于这种隐忍温良的性格，林语堂言：假使这一个现世的生命是我们一切所有的生命，那么吾们倘要想快快乐乐过活，只有大家和平一些。从这点来看，欧美人的固执己见与不安定的精神，只可视为少壮的粗汉之象征，如是而已。
在我们泱泱几千载的大历史中，有多少帝王将相，因为阴柔而登上宝座，因为和平而稳定天下。而那些脾气暴戾倔犟的，又无一不断送了江山。
比方说李世民，看似厚道仁慈，可政变发生之时处理起他的兄弟来毫不手软；比如说刘邦，看似无能，可飞鸟尽良弓藏，诛韩信也是快刀斩乱麻；比如说赵匡胤，看似有情有义，可轻松地设一宴就杯酒释了兵权……所以，处世为人的最高等智慧，就是阴柔，是明里一团火，暗里一把刀。
但是，中国人也讲究过犹不及。
柔太过，必然无骨头；刚太强，必然被折断。这其中如何调节，完全就在你是否聪明了。
不与俗人为伍，不与假道者为伍
杜牧之“人世难逢开口笑，菊花插得满头归”，乃是吾所欲看的。夫菊花插得满头，是如何“不雅”的样子，而杜牧竟敢叙之，是诚难得。总是儒者之伪，在文中排臭架子，欲于一笑一颦之中尽合圣道耳。
——林语堂《笑》
这个世界上，人之所以可笑，就是因为他把自己放错了位置。那些越是自以为是、越是古板苛刻的人，越是觉得只有自己走的才是“圣化”，是“大道”，才是“皇家风范”。殊不知，正是这种扬扬得意的“圣道”，让自己在世人眼中显得既庸俗，又可悲。
林语堂与外交大使、庶民百姓同席而坐，全不在乎，只是忍受不了仪礼的拘束。他决不存心给人任何的观感。他恨穿无尾礼服，他说他穿上之后太像中国的西崽。他不愿把自己的照片发表出去，因为读者对他的幻想是个须髯飘动、落落大方、年长的东方哲人，他不愿破坏读者心里的这个幻想。只要他在一个人群中间能轻松自如，他就喜爱那个人群；否则，他就离去。这就是那个极其自然、极其可爱的林语堂了。
是的，要想过得痛快，过得真实，丢却一派天真又怎么行？老子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所以朱熹虽是大儒，但他的文章绝对不会受到人民大众的喜爱，因为他的“儒道”，晦涩难懂，并且有违背人性的嫌疑。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常常坐在石阶上观赏蚂蚁和牧羊犬。有人问他为什么对自然之物有那么大的兴趣，德谟克利特说：“所有人都是自然的学生，智者更不例外。我们从蜘蛛身上学会了纺织，从燕子身上学会了建筑，从百灵鸟身上学会了歌唱。”这同林语堂先生夸耀的真正的诗人要向天地撷取灵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可惜的是，现代人总是不能忘记伪装，而只一味遵循模式，最后把自己弄成个“四不像”，并且较之先前，也大大落后了。
其实，在现代社会里，崇尚一切“贵族化”程式的人已经少有立足之地，而渐多起来的是那些巧言令色之人，他们虽不刻板，但相当可恶，虽不固守“大道”，但也相当投机，总之，都是经世事“装潢”过的人，即便是悦人耳目的，也只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伪君子。
花言巧语的人就像人带了一副面具，我们必须透过这副面具看清他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