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藐躬事业未就，门墙忝列，伤世长为屈贾哀。蔡元培联曰：
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
宣传欧化，宁辞五就比阿衡。蒋梦麟联曰：
海内溯文豪，又弱一个；
岭南论哲学，自有千秋。钱玄同联曰：
文字收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许中国新民。杨杏佛联曰：
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
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沈商耆联曰：
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
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杨度联曰：
事业本寻常，成固亦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王文濡一连为梁启超写了’8副挽联，时称最高纪录，挽联的自序写得尤为真诚典雅：
任公逝矣！综论一生，以龙卧虎跳之才，建震天动地之业，不凝滞于己见、物见，而权衡在心，屈信因时，随大势为转移交化焉，发挥焉，以尽其务而底于成。故其始也，变法蒙难，任维新之先觉，其继也，倒袁讨张，成革命之元勋；指挥若定，大功不居，退隐折津，杜门著述，雅怀高致，操、莽之军阀曾不得而污之焉。文学虽其余事，而整理国故，扶大雅之轮；扬抑古人，秉阳秋之笔。《饮冰》一集，万本万遍，传诵国人，雅俗共赏，得其余沥以弋鸿名而张骚坛者，比比皆是也。痛斯人之难再，嗟举也世皆疳！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一个死者的评价要真实得多，因为活着的发表意见的人可以少很多顾虑，当然那些专门欺负死者，往别人棺材上泼粪的政治无赖们不在此列。
悼念死者的真意是悼其人而追其魂。
有时候，这种悼念是并非刻意安排的，是不经意的发现了梁启超的痕迹，钩沉近代史的衮衮诸公，谁能绕得开梁启超？
正如北京大学的夏晓虹在《觉世与传世》中所言：
在晚清文坛上，梁启超首开风气，用明确、极端的语言强调文学变革的必要性，呼唤“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而这一切，又是基于文学尤其是小说在改良群治中有决定作用的理解，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他的“文学救国”思想；更推而广之，使之成为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理论支柱，促进了这个运动的形成与全面展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梁启超的声音笼罩了整个近代文学界，其回声既广且长。
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以康梁开始，后来又由梁启超独举大旗的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不仅演化成了摧毁清朝统治从而也是结束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主要思想力量，而且也是五四运动的前奏。
钱基博写于1930年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说：
迄今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之士大夫，论政持学，殆无不为之默化潜
移者！可以想见启超文学感化力之伟大焉！
循此线索，我们再看看别的一些人物是怎么看待梁启超的。曹聚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称：
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道：
这一年之中(1904年)，我们都经历了思想上一种激烈变动，都自命为“新人物”了。二哥给我的一大篮子的“新书”，其中很多是梁启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这时代是梁先生文章最有势力的时代。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
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郭沫若的《少年时代》中说：
平心而论，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是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
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国民性改造”、“为人生的艺术”等“五四”以后新青年们口号的提出，包括邹容在《革命军》中强调的“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及“以进为中国之国民”等等，都有着梁启超思想的影子，或者说是由《新民说》的启发而发展的。
鲁迅主张启蒙运动“首在立人”，1925年3月，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中记述了鲁迅读梁启超编《新小说》后为之大受影响的往事。鲁迅的弃医从文，想从文艺人手影响或改变国民精神乃至提倡科学小说，无不闪烁出梁启超思想的光芒。
周作人更明确地以亲身经历指证，“为人生的艺术”，即是梁启超“文学救国”的延伸：
梁任公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当初读了的确很有影响，虽然对于小说之性质与种类，后来意思稍稍改变，大抵由科学或政治的小说转到更纯粹的文艺作品上去了。不过，这只是不看重文学之直接的教训作用，本意还没有什么变更，即仍主张以文学来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用后来的熟语来说，可以说是属于为人生的艺术这一派的。
梁启超克己省身，待人宽容、讲求恕道，无论对曾经爱他提携他后来又骂他甚至动手打他的其师康有为，或是朋辈中人，总是宁肯人负我，不肯我负人。但梁启超一生多变，屡屡为人攻击。即如五四文学革命兴起，国内的旧派人物如章士钊等火急火燎地等待梁启超欧游归来与新文学作殊死之战，哪知道梁启超却用白话写了《欧游心影录》，使旧派和新派的人都惊得说不出话来。震惊过后，章士钊拍案大骂“梁任公献媚小生，从风而靡”矣！
梁任公泉下有知可以自慰的是，关于他屡被诟病的“善变”、“屡变”、“反复无常”等等，却由郑振铎在《中国文学论集》中一辨是非了：
他(指梁)如顽执不变，便早巳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迹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明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
章士钊骂梁启超，其实也是一时糊涂，后来他周旋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并且一度曾是中南海里毛泽东的座上客，不是也得变吗？
青年毛泽东的心目中，梁启超是一个伟人。
毛泽东曾学梁启超的“任公”的号而取笔名“子任”。毛泽东阅过的部分《新民丛报》现存于韶山纪念馆，对《新民说》等一些文章不仅认真钻研而且写有批注，对“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格言大为赏识。毛泽东在进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后，曾向社会呼吁：
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毛泽东于1918年组织学生社团时取名“新民学会”，无疑受了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
毛泽东习惯称“梁康”而不说“康梁”，直到晚年仍如此，1979年1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有文章披露，毛泽东称青年时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毛泽东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五四”之后，是陈独秀和胡适“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
梁启超的余响一直回荡在20世纪，回荡在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身上，这些人是：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以及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等等。
我们说历史不会重演，是指时光之箭不会倒退；我们说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是因为一个民族、一个种群、一个国家，其民族性、国民性的改变是长期的、艰难的，有时甚至是有反复的。由是观之，梁启超在100年前或近100年前奔走呼号的变法、及“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和改变国民意识的“新民之道”，不是仍然十分迫切地摆在我们眼前吗？
每一个民族在每一个时代都呼唤着自己的伟人。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任何一个时代而言，再没有比获得一个伟人的声音更重要的了。
这个声音将会落到无数人的心里，成为智慧的种子，萌芽在寒冷的季节，收获在孩子们的瞳仁里。
这个声音无法被埋没。
如同梁启超，以及他的《饮冰室合集》，无论尘封多久，那声音总是亲近的，因为他说出了那个时代渴望说出的话，并且仍然能使今天的人振聋发聩：
中国“千门万户”的未央宫，三个月烧不尽的咸阳城，推想起来，虽然不必像现代的纽约、巴黎，恐怕也有他的特别体面处，如今哪里去了呢？罗马帝国的繁华，虽然我们不能看见，看发掘出来的建筑遗址，只有现代人吓死羞死，如今又都往哪里去了呢？远的且不必说，维也纳、圣彼得堡战前的派势，不过隔五六年，如今又都往哪里去了呢？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分钱。所以拿这些作进化的证据，我用佛典上的一句话批评他：“说为可怜愍者。”
伟人是历史的影子。
历史是伟人的传记。
呜呼！任公，当你仙游68年后，中国或者说世界又到了世纪末，诚如斯言，我们已经看见了更多的物的堆砌，也目睹着土地与河流的衰败；梁任公，你已经不肯说话了，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大声地喝问一句：
人啊，何去何从？
1995年7月～1996年3月
于北京苇斋
蒿里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