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清廷中的有识之士已经感到政权土崩瓦解的不可避免，摄政王载津维持朝政也日趋艰难，浑然不觉的大概只有小皇帝溥仪了。
行将没落的也是一个庞然大物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封建政权已经没有任何力量，相反，它必然要以更大的努力作垂死挣扎，因为它与皇室宗亲官员大吏的既得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声势浩大的立宪运动，清政府一手仍施以高压，而另一手则是拖延。清廷曾许诺在光绪四十二年实行宪政，光绪去世后改为宣统八年，’在一片抗议声中又改为宣统五年。梁启超则断然宣布：“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连属成一名词者。”
这是梁启超作出的清王朝即将寿终正寝的预言。
革命党经历落败之后，梁启超及时调整策略，与徐佛苏商定《国民公报》的大计方针，即：“不对政府及私人上条陈”，“不对革命党及他派下攻击”，“专对国民发言”，使《国民公报》真正名副其实，避免分散力量四面出击。
19lo年3月，梁启超等人又在上海创办《国风报》，梁启超为总撰稿人，为国会请愿活动、立宪政治推波助澜。1910年夏天，两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均因清政府的无理拒绝而告失败，8月31日，梁启超在《国风报》上发表长文《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指出清政府的“所谓筹备者，乃无一事不出于欺罔”，梁启超用激烈的语言警告当局：“使政治现象一如今日，则全国之兵变与全国之民变必起于此一二年间。此绝非革命党煽动之力所能致也，政府迫之使然也。”
顺应潮流，梁启超完全站到了清政府的对立面，“无日不与政府宣战”。
1910～1911年两年间，梁启超发表了87篇文章，其中直接论述或详尽解释宪政的就有29篇。文中梁启超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权衡利弊，可谓超越时人，功在后世。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日益嚣张地侵略中国，并连连得手。作为一种悖论，中国人恨日本、怕日本，却又以日本为榜样，企图找到一条富强之路。梁启超也不例外，在他流亡日本后一度为之影响，主张“以日本宪政为规”。而随着他对宪政政治的深入了解，梁启超修正了自己的宪政观，主张学英国式的虚君制，而不是日本式的二元制。他告诫同人，走日本之路，是“假立宪之名以行专制之实”。中国要想真正实施立宪政治，“则将来政权所趋，其必成英国式之政党政治，而非复德国日本式之官僚政治焉矣”。
梁启超的此一主张或许早被历史淹没了，但钩沉者却不能忘记告诉后人，清朝末年的立宪政治有真有假，梁启超的观点成了真假之间的分水岭，并成为后来民国初期曾尝试实行过的议会政治的模式。也就是说，梁启超是中国真正的推行政党政治、力主三权分立的第一人。
对于几千年习惯于封建统治而其时又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下的中国人民而言，立宪、议会、政党云云都是陌生的。梁启超不厌其烦地著文论证这一切，此一时期如称之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宪政启蒙时期，当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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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认为，立宪政治的实质是政府对国会负责，“有国会谓之宪政，无国会谓之非宪政，筹办国会谓之筹办宪政，不筹办国会不谓之筹办宪政”。
梁启超构想中的国会是什么样的呢？
一、国会的法律性质“为制限机关与主动机关相对峙”；
二、国会的政治性质为“代表全国人民各方面之势力”；
三、国会的功用为“以奖励竞争之形成，行调和竞争之精神”；
四、国会的最终构想乃“国民全体之意思，为国家之意思”。
五、国会的组织以“两院制为宜”。
梁启超构想下的国会其职权受到高度强调，具体而言，周会应拥有如下权力：
参与改正宪法之权；提出法律、议决法律之权；议决预算、审查决算
之权；事后承诺之权；质问政府之权；上奏弹劾之权：受理请愿之权。这
些权力“苟其缺一，即不成为国会”。
国会的组织，梁启超力主实行英国式的两院制，对右院即相当于英国的下议
院，梁启超特别强调了“平等以代表全国国民，故必以人民选举之议员组织而成”。
他反对有限选举制，尤其反对选举人的财产限制，认为人民既已向政府纳税，也就
有了参政议政的“当然之权利”。他主张右院议员由普遍选举产生，倘若不是这样，
“则将流于少数政治，其反于立宪之本意甚明”。
梁启超大体按照西方的模式来构想中国国会，同时他又突出了国会的普遍性与
人民性。国会既成之后，梁启超的进一步设想是正式组党、发动舆论、公平竞争，取得国会的多数席位，以控制或自己组织政府，从而建立起立宪派，也就是梁启超理想中的宪政国家。
梁启超的眼前真是一派大好风光。
国会召开后，“堂堂正正之政党”应能出现，“揭健全之政纲以号召天下，而整齐步伐以从事运动，则国会势力必为所占。以之与无主义、无统一的官僚内阁相遇，其犹以千钧之碧溃痈也，进焉者取而代之，退焉者使官僚内阁唯唯服众也必矣”。
梁启超的目的是要通过组党来争取国会中的多数席位，以便以政党的资格组阁，使资产阶级多党制政党政治得以取代封建独裁的专制官僚政治。
梁启超的这一构想无疑是中国20世纪初叶的最伟大的构想，倘若近代中国贫乏的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库中没有了梁启超这一时期关于宪政、国会的多种宝典，势将空空如也。
梁启超不仅是大构想家，而且也是大实践家；不仅以知识和文章去探求资本主义内核，而且身体力行谋求立宪政治在中国的实行。
虽有英雄动时势，却总是时势造英雄。读者将会看到梁启超这一切努力的结果，在这之前，我们却先要回溯过程的辉煌。
杨度留学日本时与梁启超过从甚密，后来虽为立宪组织事失和，却并没有影响到两个人之间的根本友谊。
或者可以说，梁启超以后的关于宪政的一系列有系统、有理论、有中国实情的文章，使杨度深感到未来宪政大业，舍梁启超其谁？
国会请愿活动屡兴屡败，1910年夏秋间，梁启超同时谋求开放党禁，如是可以省却遥控，在国内直接从事政治活动。梁启超的同学好友潘博为此奔走于载涛、载洵、善耆等王公大臣之门，说情疏通；徐佛苏则在国会请愿代表中鼓动；罗杰提议于资政院。他们希望通过多途径活动能使清政府识得形势，摒弃前嫌，开放党禁，同时赦免戊戌以后获罪流亡的“逋臣”。：清廷中的顽固势力自然要阻挠，载沣名为摄政王却为多方制肘，有碍先朝钦犯，一时不好撤销通缉令，所有活动再一次无功而返。
正是在这关键时刻，杨度挺身而出，不是活动于幕后，而是白纸黑字明文上奏，只一个晚上，写好了《奏请赦用梁启超折》。
其时，杨度正在清廷宪政编查馆任上，官为四品京堂。
1911年新年伊始，杨度的这一奏折一时传遍京师，引为佳话。究其原因当是戊戌以后敢为康梁“要犯”公然上书请赦请用的，只有杨度了。其次便是杨度的文笔，所谓奏折皆是文章，文章做得好便能打动“天听”，但这做得好却是大有学问的，要拿捏时机与所奏事由的分寸，语言不能唐突，却又须一针见血，且要在娓娓道来中陈述利弊，击中要害。至于旁征博引，用典精当就更是基本功了，康熙、雍正以来，不少臣下因为奏章中用错典故或偶有文字生涩，一生仕途便告完结。雍正曾有言，连文章都做不好还能做官？
杨度做的自然是一篇大好文章了。
杨度奏赦梁启超而不是康有为，这也见他的选择和拿捏的分寸，梁启超人脉、口碑皆胜康有为，且于宪政有精辟的见解，正与朝廷用人之际相谋合。
杨度此折，不能不录：
奏为恳恩赦用逋臣，以裨宪政，恭折仰祈圣鉴事：臣闻人情穷极则呼天，劳苦疾病则呼父母。天地之大犹有一物之不容，父母之慈犹有一子之所失。以臣所见，逋臣梁启超者，殆其人也。启超自戊戌去国，至今十余年矣，流转于欧、亚之间，究心于政学之事，困心衡虑，增盖所能，周知四海之情，折衷人我之际，著书立论数十万言，审论国情，开通民智，为力之大，莫与伦比。此士夫所能谈，中外所共睹也。
杨度京中文友夏寿田等论及杨度一折时道，这开场白中“周知四海之情，折衷人我之际”实在是大家手笔，令读过的人不能不再思三思，与奏折开头的“天地之大犹有一物之不容，父母之慈犹有一子之所失”互为呼应，给人平和通达之感。这就是杨度的本事，摄政王一看奏折的题目定会大吃一惊，但读下去却能心平气和。
继而，杨度又写道：
惟臣所欲言者，则以启超爱国之心久而愈挚，忠君之念在远不渝。数年以前，海外乱党孙文之流，倡民生之说，持满汉之词，煽动浮言，期成乱。寡识之士，从而风靡。启超独持君主立宪主义，以日本宪政为规，力辟其非，垂涕而道，冒白刃之危，矢靡他之志，卒使邪说渐患，正义以倡。近年海内外谈革命者，改言立宪，固由先皇帝预备立宪，与民更始，有以安反侧而靖人心。然天地不以覆载为功，圣人不以成功为烈，则启超言论微劳，不无足录。
夏寿田谓，自此开始，妙文出焉，轰动海内外的梁启超死战革命党一役，在杨度笔下反败为胜了，但奏折中所列各项，如“倡民生之说，持满汉之词”，梁启超确曾竭力反对并一一批驳过。“力辟其非，垂涕而道”是清皇室喜欢看的，盖其时风雨大作需有力挽狂澜之士。
夏寿田并当面问过杨度，写此一折不少推敲吧？杨度答：一挥而就。夏寿田更惊讶了，如“天地不以覆载为功，圣人不以成功为烈”，能一挥而就乎？
杨度奏折的第三段仅80字，为梁启超请赦，不能不写戊戌之变，又不能多写，用的是四两拨千钧法：
且启超之获罪，以戊戌倡言仿行各国宪政故耳。十余年中，宗旨如一，不为异说所摇。复以负咎之身，忍死须臾，悲号奔走，致皇上为立宪之神圣，国人为立宪之臣民。孤孽之心，亦云苦哉。
这80字可谓了得！那是在给康梁平反，倡言仿行各国宪政而获罪，何罪之有？接下来杨度所言却是动之以情了，据野史笔记称，摄政王载沣读到这里时连声叹息，且看杨度如何写来：
今朝廷立宪之期已定，海内延颈以望太平。而当日违众建议负罪效命之入，独使窜伏海隅，鹪鹁枯槁，睹故国之旌旗，恸生还之无日，抱孤忠而莫白，将槁死于殊乡。是则庶女之怨，不达于彼苍；文王之仁，不及于枯骨。此臣所为欷放而不能自己者也。
杨度明确指出朝廷已定立宪之期，而梁启超则只不过是当年建议立宪之人，何至于“睹故国之旌旗，恸生还之无日，抱孤忠而莫白”呢？“文王之仁，不及于枯骨”，这是专门说给载沣听的，宣统皇帝还只是个顽童，到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
杨度的奏本写到这里已入佳境，哪知道杨度又添一笔，论人君、臣子、朋友之道，如诉如泣，至情至理，并以自己性命作担保。夏寿田有言：读到这里如不为所动者，铁石之人也。杨度谓：
臣闻处事不以恩怨。用入不以亲疏者，人君之德也。穷达：不变其通，荣辱不易其心者，臣子之义也。别嫌明微，表不白之忠以告君父者，朋友之责也。臣自戊戌以来即与启超相识，因学术各分门户，政见亦有参差。其后游学日本，相处数年，文字往返于焉日密，亲见其身屡濒危，矢死不变。每与臣谈往事，皆忠爱悱恻，无几微怨诽之词。是以深识其人性行忠纯，始终无二。倘蒙朝廷赦用，必能肝脑涂地，以报再生之恩。此臣之愚，所能深信。倘启超被赦之后，或有不利于国之为，惟乞皇上诛臣，以为臣子不忠之诫。
杨度奏折的结尾一节，仍然从容不迫，说古论今，“与其赦罪于后，何若用材于先？”是最为精彩处，且预期党禁之必开，赦宥之必至：
臣固知朝廷宽大，必不容党禁之长存，宣统五年颁布宪法之时，凡在逋亡，必蒙赦宥。惟以启超学识渊邃，冠绝等伦，方今筹备宪政之初，正为启用人材之日，与其赦罪于后．．何若用材于先？昔晋襄求士会于奏，齐桓赦管仲于鲁，以今拟古，事或不伦，然片壤寸流，宜亦不为圣朝所弃。臣以为人才难得，幽抑宜伸，用敢冒昧，具折上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摄政王载沣读罢，闭目沉思良久。他深知即便自己同意杨度之请，今日一批王公亲贵必然会扼阻。但，眼见得风云四起，危机跳跃，民生衰败，国运凋敝，几年之后必有大变，天下不知归谁手，奈何！奈何！
因为得罪先朝“碍难赦用，留中不发”，倒也没有申斥杨度，这便罢了。哪知出来一个御史胡思敬，上了一本《劾四品京堂杨度折》，把“该逆杨度”置之为“罪魁祸首”之外，自然要痛骂梁启超，“夫康、梁之罪，定自先朝，已成铁案”。胡思敬以为先朝铁案是翻不得的，其实这并非胡思敬不晓历史，而是在朝之人为己之想，哪有今朝不翻先朝案的？
胡思敬的奏折也着实将了载沣一军：“陛下如以叛逆为当用，满洲为当排，祖宗为可辱，内外传播逆书，一切均应置之度外，臣亦何敢哓晓置喙，以一身遏众流之冲？若犹上念九庙，下顾万民，该逆杨度，实今日罪魁祸首，宜必有以处之。”
载沣不赦梁启超，也不以胡思敬之劾而追究杨度，说载沣糊涂也罢，和事佬也罢，恰恰这不是载沣的无能，而是清廷实在没落而无力了，谁也得罪不起了，混吧，混一天算两个半天。
杨度，王闽运门下高足。
杨度奏赦梁启超的折子传到王闽运处时，王闽运喜极而呼：“妙哉！皙子可成大事！”
梁启超在日本得悉后，闭门而泣，泪湿稿笺。
被梁启超眼泪打湿的稿笺上写的是《中国改革财政私案》。一旦宪政既行之后，国家可以走上轨道，国计民生一刻也离不开财政。梁启超便在系统地论述国会、政党的形成与运作同时，撰写了研究财政学和清末财政的文章。这也正是梁启超的惊人惊世之处：他几乎没有不精通的，他研究任一问题必有建树。他虽然在政治上屡屡受挫，但谁也不能怀疑当时之世真有经国之材的，梁启超当是少有的最杰出者之一。
他著述的《中国古代币材考》、《地主财政先决问题》、《中国改革财政私案》、《币制条议》、《节省政费问题》、《外债平议》、《论国民宜亟求财政常识》、《各省滥制铜元小史》等，使他成为中国近代财政学创始人之一，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宪政理论体系。
在写了各种文章之后，梁启超的目标是：以西方近代财政制度，来改造取代中国传统的理财术。
他的财政改革方案包括：整顿税赋，整顿币制，开源节流，举办公债。
梁启超论述财政问题时，正是清政府国库空虚、入不敷出之际，他尖锐批评这一依靠外债度日的腐败政权，是饮鸩止渴、剜肉伺虎之举。背着一屁股债，却又贪污成风，腐败横行，观之达官贵人无不富得流油，举目荒乡僻壤饥者十之六七，除了政息人亡，岂有他哉？
梁启超反复强调财政及改革币制，对于政治、经济、外交的影响，可说眼光独到。在他所处的这个乱世、浊世，梁启超潜心研究的这一切，更多的是为了未来，为了他所梦想的少年中国。有梁启超的研究者认为梁启超的宪政理想无从实现，“财政改革主张当然也只能流于空想”，此论谬矣！梁启超无从实践者，自他之后得益于他财政理论的有多少？况且我们又怎么能要求一个思想家同时必须是实践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