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
水是生命之源，土是生存之本，水土流失在我国已经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全局性的环境问题。
水土流失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土地沙化、石化、退化，危及当地群众的生存，泥沙淤积江河湖库，加剧干旱洪涝灾害的发生。
黄河每年输沙量高达16亿吨，我国学者曾称之为“主动脉出血”，而长江的输沙量目前已达黄河的三分之一，长江流域每年因水土流失损失的氮、磷、钾养分约2500万吨，相当于50个年产50万吨的大化肥厂的产量。
荷兰国际土壤评价与信息中心认为，土壤退化的原因中，55.7%由水土流失造成。
而水土流失的原因与人类活动又有很大关系。人类文明的进程往往伴随着大自然原生状态的消失。大自然将石头变成土壤往往需要耗费几百万年——石岩在太阳、风、水等因素的多种作用下，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才慢慢地有了土壤、有了绿色、有了苔藓、有了植物……裸露土壤的自然恢复周期一般也要上百年，甚至上千年。
而人类的破坏性活动却可以在极短的几年、几十年中，将大自然几百万年、上千万年形成的平衡彻底打碎。
大自然的生态平衡既是那样的美好，而又是那样的脆弱，一经破坏便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恢复。
于是我们不得不自食其果。
长江水灾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每年夏天，一到汛期，整个流域便会立即紧张起来。2002年虽然洪灾大大小于1998年，但有的地方形势依然极其严峻。
湖南省2002年8月中旬第一天，资水、湘江、洞庭湖“二江一湖”水位便全面上涨，洞庭湖1800多公里大堤超过危险水位，多个堤垸出现管涌；湘江水灌进了长沙城，洪峰六次漫过了橘子洲。媒体惊呼：抗洪！抗洪！抗洪！86万军民保卫湖南！
陕西省早在6月上旬暴雨后就发生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大洪灾。秦岭地区山洪暴发，西安附近的灞河水位暴涨，冲垮了灞桥铁路大桥，造成陇海铁路大动脉瘫痪，300多次列车停运，近万名乘客滞留西安。108国道、210国道及国家通讯干线也多处被毁。陕南长江支流汉江流域遭遇了“千年一遇”的洪水，汉中、安康两市损失极为惨重。秦岭南麓绿色掩遇，风景优美、生存着不少大熊猫的佛坪县惨遭洗劫，县城平地淤泥深1米，全县受灾群众达2.1万多人，为全县人口的一半，108人失踪，交通、通讯、供水、供电完全中断，仅有的一部卫星电话前排起了长队。为救被洪水围困的小学生，岳坝乡党委书记朱显发被泥石流卷走后牺牲……当查看灾情时，县长杜凤军忍不住痛哭失声，他说：“几十年的辛苦就这样被冲走了呀……”除佛坪县外，宁陕县、石泉县等灾情也极为严重。宁陕县最秀美迷人的边贸小镇四亩地镇陷入了洪水包围之中，13人死亡、158人失踪，副镇长邹宗印等5名农村基层干部在组织群众抢险时被洪水吞没，经几代人辛苦建设的家园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据说在原址上已经不可能重新建镇。
10万大军驰援陕南灾区，据统计，这次洪水和泥石流共造成陕西300多个乡镇受灾，受灾人口510多万，152人死亡，300多人失踪。
四川2002年6月上旬暴雨引发洪灾及泥石流灾害，遂宁、南充、巴中、广元等12个地区受灾，受灾人口高达1233万，成灾人口也近657万，死亡39人，倒塌房屋3万余间。
重庆市6月中旬一场暴雨造成18个区县市发生洪涝灾害，除23人死亡、12人失踪外，受伤的还有1870多人，7.9万多间房屋被损坏，8600多公顷（12.9万亩）庄稼绝收，14座桥梁被毁，渝黔铁路因塌方被迫中断了7个小时……
据民政部统计，2002年全国共有1.9亿人次遭到程度不同的洪涝灾害，因灾死亡1532人，直接经济损失达679.8亿元，以湖南、陕西、福建、广西、江西、湖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10省（区、市）的损失较为严重。
这10个省（区、市）中，有8个在长江流域。
造成长江流域水患日益频繁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天灾，而是由于整个流域的生态安全体系遭到了重大破坏。
据考古调查和史料记载，自唐初至清末的1300多年间，长江流域发生较大的水灾共223次，平均每百年约17次，但20世纪以来，大小洪水不断，其中危害较大的洪水便在35次以上，特大洪水达10余次。
1935年长江中游发生大洪灾，受灾人口达1000万，面积15万平方公里，死亡14.2万人；
1954年长江中下游发生大洪灾，受灾人口达1800万，120多个县市被淹，死亡3万余人，直接经济损失1100亿元；
1981年长江上游发生大洪灾，受灾面积11.7万平方公里，130多个县市被淹，死亡1300多人；
1983年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长江中游、汉江发生洪灾，面积30万平方公里，死亡800余人；
1991年巢湖、太湖等地发生洪灾，面积6.1万平方公里；
1996年长江中游发生洪灾，受灾人口9700万，面积65万平方公里，死亡1500人；
1998年长江流域大洪灾，涉及334个县市、5271个乡镇，死亡1500人，直接经济损失1600亿元。
长江流域在远古时代便开始开发，春秋战国时期开发的速度明显加快，三国时已大面积开发，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时期，由于中原经常发生战争，以致引起北方人大量南下到长江流域，唐末五代的移民高潮中，不仅平原地区，连山地也得到了开发，并出现了畬田——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随着人口的增加、垦殖的加快，南宋时长江流域了出现了明显的水土流失现象。到明清时，长江流域的人口压力进一步加大，特别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后，大批移民流徙到四川垦荒，更加重了对长江上游生态环境的破坏，水土流失更加严重。
建国后，这种做法并没有得到纠正，相反地，在错误的自然伦理观和极“左”思想引导下，人们无限夸大了自己的力量，站到了大自然的对立面，相信“人定胜天”，相信人类应该“向大自然索取”，于是对长江流域生态安全体系的破坏愈演愈烈。
1957年到1986年短短30年——对于万古奔流的长江实在只是短短的一瞬，长江流域的森林覆盖率减少了一半，而水土流失面积却增加了一倍多，超过若干世纪长江流域的变化。
据有关部门研究，处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省森林采伐与更新的比例仅仅为11比1，仅仅一个四川省的水土流失面积就超过了50年代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的总和，占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面积的60%左右。
据专家们实验，在森林结构完整的天然林中，70%左右的降水会被吸收和渗流成为土壤蓄水和地下径流。长江上游长期以来对森林的掠夺性采伐，自和严重的水土流失有必然联系。
当然，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除人为因素外，也与自然条件有关。这里地处我国三大地形阶梯中的一、二阶梯，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数山丘坡度陡、雨量集中、土层薄。在这种自然条件下，再加上人口压力大，除砍伐森林、开发矿产外还大量在山坡上进行垦殖，整个西部地区25度以上的坡耕地达55%，长江上游达到70%，“上面种到山尖尖，下面种到田边边”，甘肃省陇南武都县80年代在43.6度的陡坡上有人耕种；贵州省毕节地区和云南的昭通地区都出现了许多“挂壁田”，毕节地区的威宁、赫章、毕节、大方等县坡耕地占耕地面积的67.4%，如此等等，产生水土流失自不可避免了。
据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专家们研究，目前长江上游的水土流失面积已达49.62万平方公里，约占长江上游流域总面积的一半，年土壤侵蚀量为21.79亿吨，相当于一年失掉30厘米厚土层的耕地55万多公顷（830万亩）。
一些专家忧心忡忡地警告：如果我们不及时警觉，每年流失土壤22亿吨，300多年后，整个长江流域便将土枯岩裸，山穷水尽。全流域两亿多亩山区丘陵的旱地，四五十年后将大半无法继续耕种。那时，再发达的经济和再先进的科技，大概也无法让人在石头和沙漠上生活下去。
中国科学院院士、水土保持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朱显谟这样说：
黄河携带的泥沙，水土流失形成的洪水，除造成惊人的灾害之外，尚有小小的变害兴利的一面，如：引洪漫地，坡地上粪，坡下扎屯等；但是长江就不是这样，尤其大小支流携带的是粗泥沙和泥石流，被推移的物质只要一出山口，就会一下子泄放下来，对沿途良田的破坏极为强烈（川西安宁河河谷就是一个例子）。何况黄土高原的黄土非常深厚，照目前这样的水土流失率（每年1厘米），估计到3000年后才将变成戈壁，而长江流域则土层浅薄，往往一场大雨就会土去石光，倘以目前水土流失的强度来估计，不出300年，全流域大部分地区，将有沦为光山秃岭和乱石滩的危险……要把长江流域治好，其难度可能要比黄土高原大得多。
中国人特别应该记住的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黄河流域便是因为泥沙淤塞和生态恶化而衰落的，人口的大量南迁和战乱的频繁发生都和生态恶化相关，中国近代文明的发源地也因此转移到了长江流域。前些年，国内曾发生了一场关于长江会不会变为第二条黄河的讨论，有人曾斥之为“杞人忧天”，但如果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真地继续恶化，我们的中华文明又该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呢？
三峡库区的水土流失情况也十分严重，据1999年卫星遥感调查，重庆市三峡库区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万平方公里以上，约占幅员面积的三分之二。“保护长江生命河”记者团2001年采访时发现，在部分后靠的移民区中，又发现了新的水土流失。
四川省林业勘察设计院的专家们，曾详细研究了三峡库区泥沙淤积情况以及带来的巨大隐患。
据宜昌水文站观测，1950～1992年现三峡坝址年均输沙量达5.14亿吨，这在全世界的大型水库中都十分罕见。尤其严重的是，由于水土流失愈演愈烈，上游地区的来沙量竟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如大渡河流域的小金川河1964年以前平均输沙量为43.5万吨，到1996年却猛增到150万吨以上；金沙江的支流龙川江和朱栏江的输沙量也分别增加了50%和40%。
除了大量泥沙输入外，三峡库区内还存在大量崩坍、滑坡和泥石流多发区，有99条泥石流沟直接进入了库区。这些滑坡段和泥石沟每年进入库区的沙石也达千万吨以上。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找到对付这些泥沙的可靠办法。
泥沙淤积历来是水库的大敌。1960年建成的黄河三门峡水库曾被泥沙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短短四年，库容竟失去了三分之二，虽经两次改建，但电站装机容量竟从120万千瓦缩减为25万千瓦。大渡河下游的龚嘴电站1973年建成发电，只过了短短的20年，库区便被淤积80%；铜街子电站建成短短10年多，库区已经损失了40%。贵州的乌江渡水电站1981年才正式运行，但1982年第一个取水口便被泥沙堵死不能使用；1983年第二个取水口因泥沙含量太高停止使用。如今只留下了一个取水口，而按原设计，这些取水口应该可以使用130年……
三峡工程也必将面对巨大的泥沙问题。
严重的泥沙淤积不但会影响三峡工程效益的充分发挥，而且会对沿江城市、航道乃至港口都构成威胁。
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正视，也必须解决。
“四面楚歌”话武都
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是金沙江流域、嘉陵江流域和沱江流域。嘉陵江流域和沱江流域水土流失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每年的土壤侵蚀模数竟高达6000吨。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嘉陵江的泥沙含量有所下降。
2002年炎夏7月我来到了嘉陵江流域甘肃南部的陇南地区。这里有嘉陵江的支流白龙江、白水江和西汉水。
据历史资料记载，陇南曾经是一个生态环境十分良好的地区。早在公元前200多年，秦始皇便曾巡游至此，这位中国的第一任皇帝放眼一望，四周都是“大山乔木，连跨数郡”，“松竹丛茂，苍翠欲滴”。三国时魏将邓艾率兵从岷县南下，出阴平（今文县）陷成都，沿途因“茂林竹秀，幽旷绝尘”（文县旧志），行军十分困难。以后在1000多年的记载中，陇南也总是一个“山青水秀，白水清澈”的好地方。武都县的锦屏山是“遍山森林，花草四季不谢，雨后白云飘渺，风景秀丽如锦”，直到明代仍有“林泉之胜”；康县是“清泉细流，天池瀑布，飞溪泽畔，桃红柳绿，鸟语花香，崖园水碧”；文县的八盘山是“松林青葱，人行绿荫中，俨然如画图”……
但陇南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开发很早、战争频繁的地区，大面积的森林终于被战争和火灾毁灭。到清朝后期，白龙江、西汉水、白水江流域大面积的森林已经不存在了。
建国后，和别的地方一样，陇南地区对森林的砍伐仍然继续进行。据甘肃省有关部门调查，从1950年到1980年30年中，原武都地区森林面积又减少了40%——52.8万公顷（792万亩），林线已后退20多公里；人口的增加又导致垦殖面积大量上升，30年内陇南地区9个县共新开垦荒地近13万公顷（200万亩），平均每增加1个人，便要增加坡耕地2.27亩，甚至连43.6度的陡坡——人都很难站立、绝对不准开垦的地方，也被开垦。
生态环境的长期破坏，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1986年全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已接近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二，年土壤侵蚀量接近亿吨之巨，土壤侵蚀模数平均每年每平方公里达到5440吨。
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了严重的地质灾害，滑坡和泥石流经常发生，成为全国四大泥石流高发区之一。全地区2.8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有严重危害性的泥石流沟竟高达千余条。汉水中上游两岸沿130公里的路段中，更有具危害性的泥石沟314条，平均每公里达2.4条。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由于滑坡、泥石流灾害死亡的已有24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