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羊多吃一点，走远一些，居麻每次放羊总是天黑透了才回来。隔壁家显然不是那么上心，太阳刚落下西面的沙梁，羊群就出现在视野中了。居麻为此极为生气，但又不好明说，只好作如下提醒：轮到他放羊时，继续延长回家时间，让大家在黑暗中心神不宁地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开始胡思乱想为止。时间一久，隔壁也就理会了。
但还是回来得比居麻早。
居麻终于有了怨言。一天夜里，新什别克过来喝茶时，两人严肃地谈了很久。果然第二天就见效了：新什别克下了狠心，直到六点还不见踪影！那时天黑了很久了……我和热合买得罕顶着寒流，一遍又一遍地往沙丘上跑，怎么也看不到一点点动静。居麻感叹道：“明天让他入党吧！”
往下的日子里，这两人较着劲地晚归。等回到家，都冻得跟一截木头似的。
冻成了一截木头的居麻，一碗接一碗木然地喝茶，半天不吭声。这一天尤其地冷，哪怕紧傍着炉火，呼吸间仍是浓浓的白气。后来，这家伙大约缓过来了，俯身过来扯着我的外套袖子，突然开口道：“是新衣服吗？”我说：“不，穿了五年了。”他便非常吃惊的样子，啧啧不已。
然后他又扯着自己身上半旧的军便装说： “这个嘛，两千，十年的！” —我乍听之下，以为是两千年买的，穿了十年了。连忙说：“哎呀，穿了十年还这么新啊？质量真好！”
他一愣，生气地说：“哪里的‘十年’，三个月不到！”
原来，“两千十年”的意思是“ 2010年”。
如果只是才穿了三个月的衣服，也未免显得太旧了……
他又指着嫂子的紫红色长大衣 —我前两天刚为她奋力洗出来 —说：“这个，才穿了一年，还是两百块钱的东西！”我不吭声，我的棉服才一百多块钱。
当时给嫂子洗大衣时，心里还想：也不知穿了几十年了，脏成这样！却不知道这衣服才第一次下水。
洗出来的那水，跟巧克力浆似的！清第一遍的水像老抽一样，清第二遍的水跟酱油一样。估计第三遍才能清出生抽来。但当时已经洗了两个多钟头（就四件衣服！一件比一件沉，拧都拧不动……），实在没劲了，手泡得皱皱巴巴，水也不多了，便只清了那两遍。
这边居麻还在愤愤地发牢骚：“一年一件，衣服没有了，两百块！两双鞋子没有了，一百块！里面的，外面的，上面的，下面的，你的，我的！全都没有了，算下来多少钱？！天天放羊，早早地出去，晚晚地回来，结果这个样子！” —意为如此辛苦地赚到的钱，却如此不经用。
我不知如何安慰。想分享几招保护衣服的方法，刚开口又想起这几招只适用于定居的生活 —较轻松的、稳定的生活。
但又怎能说大家不爱惜物品呢？衣物总是补了又补，鞋子没有一双不曾打过补丁。穿坏的衣服就剪开，或缝成结实的大包，或给骆驼做外套，或编成结实的绳子。鲜艳颜色的衣服则剪出花样子缝进花毡，衣服的碎片也剪成均匀的布条再细细拼成斑斓又结实的一整幅百衲布，用来缝制坐垫或布袋……总之，一件衣服被淘汰后还要在这个家中存在很长时间，才一点点消散。
一只补得实在没法再补的鞋子也不会扔掉，居麻剪下鞋面压在花毡下，压平后，将来用它在另一双鞋子上打补丁。
一只豁了口的铁勺，就将完整的勺柄拆下来，用铁皮固定在一只搪瓷碗上，使之成又一个完好的勺。
破了的塑料方壶，把破的一面剪开，成为方盆，喂狗喂牛。连一只喝过饮料后的塑料瓶也舍不得扔掉，装了这个又装那个。一次盛过牛奶后，夜里上冻了，倒不出来。于是加玛把瓶子放在铁炉边烘烤，一不留神，瓶子烤瘪了，深深凹了进去，整个儿成了“ C”形。但仍然不扔，换成装葵花籽油。
在南下的搬迁途中，新什别克的打火机坏了。结束了一天的劳动后，两个男人在荒野漆黑的深夜里打着手电筒，商量着修了半个多小时，拆了又装，装了又试，无果。我以为新什别克会扔了它。结果两天后结束了行程，他又取出来和聪明人居麻商量着继续修。而那只是一只一块钱的一次性打火机而已！
就算这种一次性打火机的气全用完了仍然舍不得扔掉。下次另一个打火机坏了，就拆了这个的好零件换下那个的坏零件……之前，我从来不知道这种打火机也能修好……
尽管如此节省，一切还是在迅速流经这个家庭，像水。无论被这水如何地冲刷，这个家似乎始终一成不变，稳固结实。可我还是看到这水正在马不停蹄地悄悄带走一切。
结束搬迁，一切安置妥当后的第二个礼拜，居麻突然说：“音箱坏了吗？怎么声音不对头？”加玛把音箱掉个头晃两下，居然从里面倒出了一大堆碎草！她又把音箱拆开，里面还有一堆！
搬家时，这个音箱就扔在汽车上的草堆里。
我问：“为啥把音箱和草放在一起？”
居麻说：“谁知道它也是羊，谁知道它也要吃草！”
车是一辆轻卡，除了日常家私，还堆了两家人的十几袋冰块和几十袋饲料、粮食。到了地方，不仅音箱倒了霉，大屉锅也给挤瘪了，嫂子的一瓶桂花头油也给颠破了。然而这样的损失和以往相比，简直微乎其微。以往大多装骆驼搬家，行走缓慢，各种物什在驼背上沉重地互相磨挤。如果走山路的话，还得不时碰来撞去。于是每搬一次家，都会损失许多东西。
对于动荡的生活来说，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加之艰辛繁重的劳动，便更正常了。于是再好的衣服也穿不了几个月，再结实的绳子也用不了两年。
最结实的绳子是牛皮绳。它能使用两年，制作时间却将近一年。
夏天宰牛后，剥下牛皮晒干，将这僵硬的牛皮块一圈一圈地割成寸把宽的长条，连起来约几十米长，先挤、揉、砸、打，使之勉强软化。秋天，羊群从山区转移到开阔无碍的牧场上后，牧人便把这长长硬硬的皮条拴在马鞍后，整天拖着它到处走。这也是为了揉皮子，让大地去锻打它，使之渐渐薄软。这样的劲，双手是使不上的。在秋牧场和冬牧场上，几乎每一个穿过大地的骑马人身后都会拖着这样长长的绳子。
而漫长的冬天里，牧人不时将其取下来，垫在石块上用榔头一寸一寸地砸，使之进一步软化，再抹上羊油，绕在柱子上用力来回抽拉。等耗到春天，它就足够柔软了（其实还是硬的，只是可以扭动弯曲了）。在春牧场上，牧人将其剪成较细的四股或五股，编成手指粗的辫子状的圆绳。这样它就更柔软并且更结实了，终于能投入使用。
我说：“太不结实了，只能用两年！”
居麻说：“你家卖的塑料绳，八毛钱一米，两个手指粗，能用三个月！”
同样，被这样的生活磨损的还有健康。长年的艰辛劳动，令居麻和嫂子一身病痛，有时痛得路都走不成。于是整天把阿司匹林和去痛片当饭吃，一天四五遍，一次两片。已经连着吃了五六年了！
我严肃地告诉大家：不能再这么吃下去了，得正规地治疗。居麻无奈地说：“治？咋治？去治病了，羊咋办？不放羊的话，哪有钱治病？” —听来毫无希望似的……服下阿司匹林或去痛片不到半小时，疼痛立刻消减，令大家很满意。几乎每一家牧民都大量备有这些便宜药，很让人揪心……
大约因服药过量，有一天居麻突然鼻血流个不止。我想以个人的经验帮他止血，可他不干，说头疼得很，血流出来就不痛了。于是，每到血刚止住，就用力擤鼻子，强迫其再流……看得人心惊肉跳。
他坦白道，昨晚膝盖疼得厉害，便起来一气吞了四粒去痛片。
我痛心疾首地说：“再别吃了！那东西不好！”
他说：“对，去痛片不好。还是阿司匹林好。 ”
我连忙说：“阿司匹林也不好！”
他说：“豁切。”再懒得理我。坐在床沿上，垂着头，继续有气无力地流鼻血。
除了沉重的生活压力，威胁健康的还有不当的生活习惯。我看到女人们总是一洗完头，就把湿头发紧紧地编成辫子盘起来，再出去到冰天雪地里干活。而且还总是湿着头发睡觉。
嫂子洗澡时让我帮着擦背，居然要我用洗衣粉往她背上抹！抹完后也不清洗（水太少），直接用湿毛巾把泡沫擦去，就穿衣服了。这不烧皮肤吗？身上不痒吗？其实我觉得她背上一点也不脏，皮肤细致又光洁，倒是洗衣粉把她给弄脏了……
每天晚上，嫂子结束一天的劳动后，就哼哼唧唧爬到花毡上让我给她按摩，尤其是小腿处，我轻轻一踩她就痛得叫出声来。居麻捣乱，见状一把搂住她，装作给她擦眼泪，还用汉语哄道：“别哭，马上就好了，马上好了……”从电视里学来的。
等他也因腿疼而一瘸一瘸地爬上床躺倒时，大家却都悄悄地不吭声，稍微说点啥都会惹他心烦。
连十五岁的扎达也天天嚷嚷着这痛那痛，还咳嗽个不停，咳声很浑浊。
只有加玛高高兴兴的，说：“我没病，我好的！我这样 —可以！”
她把胳膊高高地举起。
“这样 —可以！”弯腰用手去握脚踝。
“这样 —也可以！”整个人蹲下去窝成最小的一团，再轻盈地展开，跳起来。
这些简单的动作，是夫妻俩做不到的。
但是加玛也不健康，她和嫂子一样，指甲凹凸不平，扭曲得厉害。
没办法，一年到头也吃不了多少蔬菜（还都不是什么新鲜的蔬菜），更别提水果了。
前来收购牲畜的老板对我发牢骚：你看你们城里人，四十多岁就和我们二十多的人一样！你们这些天天坐在房子里干活的人，哪会有什么病呢？……我无话可说。
当然了，被磨损的还有青春。
加玛把自己和爸爸共用的红脖套剪出三个洞，做成打劫帽的样子，天天戴着去放羊。即便这样，一天下来，颧骨上还是给吹得通红。她的肤色本来很白，有了这两团红，倒是分外活泼动人。可到了二月下旬，这两团红渐渐褪成了两团深红，以至成为酱色。渐渐地，整张脸都黑了。她照着镜子伤心地说：“不好！冬天不好！”
加玛变黑是因为天天在外放羊、吹风。那么我呢？每天就干些房子里的针线活，顶多背几袋雪，赶赶牛羊，散散步。一个冬天下来，也黑得一照镜子就伤透了心。最惨的是，还长了一把胡子。
我发现，牧业上的孩子，小的时候总是显得比实际年龄小；一旦长大了，又总显得比实际年龄大。如此缓慢的成长，如此迅速的衰老。远不止这些，渐渐变样的还有孩子们的心。
牧民寄宿学校除了校服费，其他全免，免得非常彻底。也就是说，送一个孩子去上学，等于减轻了家庭的一份负担。除了像加玛这样的情况外，几乎没有孩子辍学。
但这也造成了一个后果，使孩子们和家庭，和传统生活、民族氛围隔绝开来。上学后的孩子，变化非常明显。
大家围聚一起看电视时，大人们喜欢看打打杀杀、热热闹闹的片子，孩子们却喜欢表现现代生活的时装片。
在表达惊讶、沮丧等情绪时，大家都说：“安拉！”小姑娘努滚却和汉族人一样，说：“哎呀！”
努滚还会突然来一句：“笑什么笑！”发音相当标准，让人大吃一惊。一想，肯定是脾气不好的汉语老师的口头禅。
我问孩子们长大了都想做什么，扎达说要当个修理工。几年前他只想开个修摩托车的铺子。年龄越大，野心也越大，如今想修的是电脑。加玛透露，想出去打工，想穿得漂漂亮亮的走在城市大街上，过独立、新鲜又时髦的生活，为此她努力地学习汉语。
隔壁两个孩子嘻嘻哈哈，回答不上来。不过他们聪明又快乐，乐于表现，喜欢热闹，大约也不会安心于这寂寞的生活吧。还有牧人的心。
我家在阿克哈拉生活多年，那里的井水碱化程度一年比一年重。加上商店多，竞争大，生意越来越难做。我和我妈一直商量着换个地方生活。不久前阿克哈拉西面三十公里处新建了一个牧民定居新村，也就是邀请我去当“村长助理”的胡木吉拉村（“沙子很多”的意思）。那里位于乌伦古河北岸，靠近几座大沙丘，刚刚开垦出七千多亩土地，预计迁入一百二十户人家。我和我妈骑摩托车过去看了好几遍，虽然那里还没入住几家人，情形荒凉又干涸，但其他还算满意。居麻得知消息后，便跑去劝我妈打消这个念头。他说，那里毕竟是一个凭空冒出的新地方，以前从没有人在那里住过，好不好现在还说不上，还是再等两三年吧。还说：“现在没有草，没有水，没有电，啥也没有。去干啥呢？”
虽然如此，他自己也不是没想过定居。这家伙口口声声嘲笑农民太穷，日子狼狈又局促，有时却也会感慨地说，如果家里能有五六十亩地，就不用这么搬来搬去的了，从此就种草料喂牛喂羊。
有时聊到东面沙丘上的那个铁架子。我问他，如果地下真有石油，真要开采的话，他肯定会得到牧场赔偿金的，从此不必放羊了 —这是好事吗？他说，当然是好事啊。又说，就怕开采遥遥无期，自己等不到那一天了。还说，如果有了赔偿金，就赶紧先买一辆车，在乡间跑运输。要不然咋办？打工的体力活又干不了，老了。想开商店吧，又怕没经验。
买汽车的确是居麻长久的愿望，而且，说不定车也会吸引住独子扎达，把他留在身边。
后来才知道，就算不靠开采石油的赔偿，政府退牧还草的赔偿也足够他买车过日子。长久以来他也一直在期待这个政策的落实。
对于懂些汉语的访客，我总会问同一个问题：定居是好事吗？回答全都是肯定的，但他们又全都表现得那么茫然。
来收牲畜的生意人则直接说：“定居当然好！但哈萨克都完了！”
我不能理解，请他解释。但他只是从医疗和教育两个方面说明了游牧的弊端，却并没有解释“哈萨克完了”是什么意思。
无论如何，生命需要保障，世人都需要平等地进入世界。一定要定居，羊群一定要停下来。不只是牧人，连大地也受不了了，羊多草少、超载过牧令脆弱的环境正在迅速恶化。
但是，草畜平衡，这是牧业生产的一个基本道理，也是牧人们自觉恪守的古老准则啊。哪里出了问题呢？
总之接下来，一定得把羊群拦截在南下的途中，使之全部停在乌河一带。为了维持畜群过冬，一定得继续沿河开垦大量土地，种植草料；得截断河流，灌溉土地；得往贫瘠的土地上大量施加化肥，购买复合饲料……而彻底离开羊群的荒野，也会失去活力，慢慢退化……不可避免。羊的数量继续理直气壮地增长，世人更理所当然地浪费……不知再怎样说下去……
还有人说，今年是羊群进入冬窝子的最后一年。这些最后的情景正好让我遇见……我不认为这是我的幸运。
这天晚餐时，胡尔马西又来请教手机问题。突然间他打开了一段视频，引起了所有人的惊奇。居麻说：“手机也能看电视吗？”其实是一部外语片子，没人听得懂，内容也没头没脑的。但所有人紧紧围在一起盯着手机瞧了半天，津津有味。连正在拉面的嫂子也忍不住三下两下迅速把面扔到锅里，赶紧凑过来看。
看哈语频道的电视购物广告，大家也为那些小巧又神奇的电子产品及天花乱坠的广告词惊叹不已，并反复问我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城里的人，人人都有。
我不知怎么回答。我也不太明白这样的世界，却知道这不是正常的。
冒着大雪清理羊圈的嫂子和新什别克，弥漫呛鼻的驱虫剂气味的地窝子（居麻给羊群打药之前会反复调试喷壶的喷头），层层加固、重重包边、千针万线缝成的新花毡……这些又是正常的吗？
居麻躺在床榻正中央抽烟，加玛枕着他的膝盖，大声念一份哈文报纸。
嫂子则从另一侧躺在他怀里，蜷着身子认真地听，眼睛明亮无比。居麻被两个女人环绕着，也十分享受。如果有烟灰落在嫂子头上，就轻轻为她弹去。地窝子外，大风呼啸，天窗哗哗作响。似乎有人在风里努力大喊：息怒吧，请息怒！
那张报纸上的消息是关于青格里县一个叫阿比包的老人抚养了十来个孤儿的故事。居麻听完久久不语，情绪有些消沉。半晌对我说：“哪里还有不要的娃娃？我和你嫂子也去捡一个……”
我说：“扎达长大了，结婚了，生下的第一个孩子你们会要吗？” —长孙过继为幼子，这是哈萨克古老的礼性。
居麻说：“当然要啊，为什么不要？”
我说：“那再等六七年就有自己的娃娃了，不用去捡！”
他黯然道：“六七年后，我和你嫂子还在不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