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岁的加玛，一米七的个子，颀长苗条，行动轻盈。肤色很白，眉毛很淡。脸颊上有漂亮的红晕。头发虽然过于稀薄细软，但柔顺又明亮，和睫毛一样泛着漂亮的淡金色。眼珠则是灰绿色的，镶着一圈清晰的黑边。
加玛虽然长个娃娃脸，但顾盼间颇有几分动人的女性美。当然，再仔细看时，会发现她额头眉梢已经初显老相。游牧生活的辛苦是很煎熬人的。
奇怪的是，虽然天天干粗活，这姑娘却偏长了一双白细而清洁的手。只是指甲扭曲得很严重，一片片深深凹陷在指尖上，大约长年缺乏维生素吧。为掩饰这个缺陷，她用染头发的染料把指甲染成了鲜亮的橘红色。
有一次我称加玛为“加玛苏鲁” —“加玛美人”。她不好意思地否认，并也叫我“李娟苏鲁”。我是近视眼，虽戴有眼镜，远些的地方还是看不清。总是抱怨：“我的眼睛不行。 ”
当我第二次再喊她“加玛苏鲁”时，她迅速回应：“你的眼睛不行。 ”
今年这片牧场上多了新什别克一家，两家轮值，放羊的工作轻松多了。等最寒冷的日子一过去，加玛苏鲁将完全代替爸爸轮值放羊。而在往年，一家人主要是靠这个女孩放羊的。因人口单薄，作为一家之主的居麻还有其他更繁重的工作。
尤其去年，遇到罕见的雪灾和高寒天气，家里冻死了一大半牲畜，又丢了家里唯一的坐骑。居麻便长时间出门找马，只剩加玛和嫂子在家。加玛每天徒步放羊。嫂子打理家务，管理牛群和骆驼。据说当时雪极大，深掩一切，每天早上驱赶骆驼趟雪开出的路，下午就被风雪填平……其中艰苦，可想而知。
姑娘放羊，在牧场上是很少见的。哈萨克有句谚语是：“姑娘是家里的客人”。—她只在这个家里出生、成长，总有一天会嫁为人妇，成为别的家庭的一员，因此要善待女儿，给予尊重。其实，就算没这样的礼性，父母也会为之愧疚吧？让自家的姑娘像男孩子一样干活……
居麻说，等到明年夏天，说什么也不让加玛放羊了，打算给她投资一笔钱，让她在夏牧场的沙依横布拉克开个小杂货店。同时把李娟也安排了进去，说加玛负责卖货，李娟负责进货，两人一起努力干，便宜地卖东西，气死别的老板……他对当下物价的飞速上涨相当愤恨。
我认为开店是杂乱劳碌的营生，利润又薄，还不如开个小馆子。加玛做饭那么好吃，生意肯定好得很。然后我又把阿克哈拉仅有的两三个小馆子挨个评价一番，最后结论：都不如加玛。
居麻说：“也想过这事，但哈萨克的酒鬼太多！一个小姑娘自己开店，不放心。 ”
我说：“那倒是。”心里想：“还好意思说别人，你自己就是酒鬼！”
加玛初中一年级辍学，已经放了五年的羊。虽然五年过去了，她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当年的汉语课文：“春天来了，小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春雨沙沙地下……小草绿了……”还会说“黑黑的眼睛”和“蓝色的大海”这样复杂的汉语词组。她还会做广播体操，总是就着《黑走马》的音乐做。还喜欢让我压着腿做仰卧起坐，做俯卧撑，立定跳远，三级跳远……温习一切学校里才有的花样。
提到学校，加玛就话多了。她说她们学校的汉语老师叫“小老师”，并问我为什么不是“大老师”（我估计姓肖）……又说这个“小老师”是粮种队（阿克哈拉附近的一个汉族队）的，原先卖菜。大约卖菜的生意不好，就改行教书……又怀念地说： “‘小老师’可真好，经常表扬我！”我也由衷地说：“是啊，加玛是个好学生，爱学习，又爱劳动。”她听了便有些悲伤。
她说：“我放了五年羊，姐姐画了五年画。 ”
加玛十四岁那年，十六岁的姐姐乔里潘想去伊犁的师范学校学画画。乔里潘是这个平凡家庭的最大光荣，她从小看到什么图案都能依样临摹，在亲友族人间小有声名。大家实在不忍中止她的梦想。但当时家里唯一的男孩扎达未满十岁，妹妹也还小，再没有合适的劳力了。于是加玛就辍了学，开始跟着爸爸放羊。
对此，加玛的确有些伤心，但毫无怨言。她很爱自己的姐姐和弟弟妹妹。一提到她们，就滔滔不绝历数每人的优点 —姐姐画画儿好，跳舞跳得好；妹妹莎拉古丽唱歌唱得好，学习也好；弟弟最聪明，摩托车都会修……最后黯然道：就自己什么也不好，所以只能放羊……
我无从安慰，只能一个劲儿地说： “哪里，哪里！……胡说，胡说！……”
其实加玛远比一般的同龄姑娘聪慧。如果能一直上学的话，也会非常优秀。
加玛还告诉我，在阿克哈拉的“黑走马”宴会厅，年轻人聚会时，每人都会轮流站在麦克风前唱歌。其实那时她也非常想唱，却怎么也不敢，无论大家怎么怂恿都不敢。自卑又胆怯……想想看，一年到头，这个姑娘能够在人多的阿克哈拉停留的时间还不到半个月。其他的日子全是沙漠戈壁，森林草野，青春只与牛羊为伴……
虽然牧羊女多得是，但像加玛这样进冬窝子放羊的年轻姑娘太少见了。
可在自己的家庭里，加玛是个自在、快乐又淘气的孩子。每天一醒来，就赖进爸爸妈妈的热被窝撒娇，一点儿也不像十九岁的大姑娘。夫妻俩则享受一般地对待这种撒娇，无限溺宠之。但一到劳动时，两口子就不客气了，非常严厉。每当我看到清晨找马归来的加玛冻得脸发青，就很难过。可夫妻俩神情淡然，只招呼一下“来喝茶”。我简直都觉得这样的父母太狠心了！再一细想：哎，情感这个东西，只需快乐时流露一下就够了。其他时候嘛，还是节制些比较好。
年轻女孩总是勤劳又细心的。隔壁的女主人萨依娜便总是请加玛过去帮着收拾房子。这种要求并不是指使和贪图，而是对伶俐女孩的认同，是对她的赞美。
在隔壁家喝茶时，加玛也以主人的态度为大家切馕沏茶。从不把自己当做客人杵在席间。
有了新什别克一家参与劳动，这个冬天加玛不会太忙了，于是她给自己做了下列计划：依着一个旧的花样子绣两条用来搭在壁毯上的装饰性白围巾（尽管是比照着旧样子绣的，可绣出来后明显比旧的匀净、漂亮），绣两条新毡子上的长毡条，给自己绣一套新的黑色平绒的马饰（她是大姑娘了，要体体面面地骑马出行），再绣一块四十多种颜色的十字绣，以及一块小的毡垫。计划完毕，还嫌打发不完时间，可材料却没有了。她唉声叹气道：“全绣完了又该干什么呢？”
加玛手很巧。很多姑娘的“灵巧”都来源于经验上的熟练，可加玛不是，许多初学的事情，一上手立刻心领神会。她织的花带子图案变化丰富，逻辑复杂，看得人眼花缭乱。不像隔壁萨依娜编的花带子，就隔三行织个圆点，再隔三行织个方块。
我家床榻上铺的花毡，加玛绣的部分明显比嫂子绣的针脚匀称美观。大约手巧的人心气也高，加玛绣毡子非得别出心裁，非要绣得和任何人的都不一样。画花样子之前她在小本子上设计好几套方案，并让我评价。
我指着其中一幅说：“这个萝卜不错！还开了花。 ”
她大喊：“豁切！那是苹果！”
我只好指着另一幅说：“这个白菜也好看。 ”
她快要哭了：“这是树—苹果树……”
尽管如此，我还是得承认：无论是萝卜还是白菜，都形象优美，线条流畅。她要是也像乔里潘那样学画画，肯定也差不到哪儿去。
我曾在乌河之畔的定居点见过加玛绣的一块圆形花毡，四周倒是中规中矩的传统花纹，正中间却非常可爱地绣了一只佩戴着红色领结的泰迪熊！到底还是个小孩子啊，她说是照着妹妹 T恤上的图案绣的。
因为画得好，萨依娜做新毡子时，也来请加玛过去帮忙画花样子。她问我：画什么才是别人没绣过的呢？我想了半天：“天安门。”她说：“豁切！”大笑。
总之，加玛苏鲁又漂亮又聪明又能干，可偏就没有男朋友！如果和她聊起这个话题，会让她小受惊吓，“豁切”个不停。唉，再过两年就是结婚的年龄了，可怎么还是小姑娘的心态呢。
背雪途中休息时，加玛翻起身上的衣服念叨起来：上衣捡弟弟的，毛衣借妈妈的，棉裤是爸爸的，牛仔裤是姐姐穿剩下的，袜子是奶奶的……算来算去，只有手套和鞋子属于自己。
我说：“没关系，快结婚了嘛。等结了婚，啥都是自己的，对象也是自己的。 ”
加玛捏一把雪洒过来。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结束完牛圈的工作后，在等待羊群回来的空隙里，我们俩在没点灯的家中静静坐着。外面很冷，我们打算等羊群离得再近一些才前去迎接。黑暗中，谁也不想说话。这时加玛唱起歌来。
加玛的嗓音虽然不是很明亮，却真挚动人，唱出的旋律婉转又惆怅。我默默听着。炉火闪烁在她的脸庞上，她的身体消融在黑暗中。青春多么美好，却再无人看到。
那天晚上我们顶着寒流在星空下赶羊，各走在羊群一端。不知怎么了，一路上加玛止不住地唱着歌。虽然歌声是平静的，但我猜她一定沉浸在激动之中。果然，快走到沙丘下时她才告诉我，前两天来找骆驼的牧人带来了沙阿家的卡西帕去阿勒泰上学的消息。她非常羡慕，也想去上学……其实卡西帕上学的消息也令我非常吃惊。我很熟悉卡西帕，她也是辍学后放了好几年的羊（不过不像加玛这样奋斗在放羊的最前线……），以前天天嚷嚷着要上学，但家人一直不同意，没想到争取了这么多年，还真的美梦成真了！天啦，那个勇猛又混乱的超级牧羊女……我才不信她能学成什么花样回来！
我不知该对她说些什么好。一个姑娘实现了梦想，另一个则再也没有希望一般。加玛是这个传统家庭的重要支柱，一旦抽脱，几年之内难以为继。
接下来加玛又主动提起了结婚的事，说来提亲的人家不多（估计都怕和居麻这个大酒鬼当亲家），而且男方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一时还没有下落。又说自己许多女同学都订婚了，还有的已经结婚了。说这些话时，她显得有些迷茫，又说：“不结婚的话，就是老姑娘了，老姑娘就再不好结婚了。要是结了婚呢，就和妈妈一样，天天干房子里的活，牛的活，羊的活……现在这样，老了也这样。 ”
那天她说了很多很多，还透露想去县里打工，学点手艺。并认为一个月只要有五百块工资就很好了，只要能够离开荒野……没想到这个平时快乐又坚强的姑娘，居然还有这样小小的、忧伤的野心。
不知是不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加玛才一直努力地向我学习汉语，而且心高气傲，不但学说，还要学写。她借用我的哈语自学材料，抄写后面的汉哈单词、词组对照表，还一一注音，学得像模像样。但内容却一点也不实用，什么“礼尚往来不可缺”，什么“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时间却是无限的”……真不晓得编材料的人在想些什么。
我也会向加玛讨教一二。她却总是一教就是一大堆，我说：“行啦，够啦，这么多，得一个礼拜才能记住！”她微笑着说：“要是我的话，一天就记住了。 ”
果然。头一天晚上学的单词，第二天早上听写，几乎全能写对！过好几天再抽查，还是能写对！我便提高要求，错一个笔画也大力扣分。这下，她只得了九十五分。她很生气，划去九十五的字样，硬要我改成一百分。我接过笔改成了八十五分。她一看，连忙说：“好吧好吧，九十五就九十五吧……”认真极了。
因互相学习语言，说话时不知不觉双剑合璧。我闹的笑话有：“加不加黑？”她最有名的笑话是：“波儿阿达姆波儿毛驴子”。前者意为： “（炉子）加不加羊粪？”后者为：“一人一个毛驴子。 ”
按说，在所有孩子里，唯一留在父母身边的加玛应该是最不让人操心的一个，可事实上她最让父母不安。居麻很少有针对某事特别激动的时候。那样的激动往往与加玛有关。比如，某天他花了一个小时怒斥当今哈族小伙的酗酒行为，起因是好容易有人给加玛介绍了一个样样都好的对象，可又打听到小伙子爱喝酒……还有一次他感慨读书无用，并一口气举了十几个例子。起因是加玛羡慕卡西帕，流露出也想去阿勒泰上技校的想法。
其实加玛已经很乖很懂事了，这些年来，她为这个家庭做出的牺牲令父母都感到愧疚。之所以逆悖女儿的意愿，不要她去上学，并非出于“舍不得一个劳动力”这么自私的原因。我想，作为父亲，居麻是想留住这个女儿，他想要为她稳稳当当地定一门亲事，想她就此稳稳当当地生活下去。他担忧变故，他想继续把握这个孩子，想永远保护她，照顾她，不愿她吃苦 —照他看来，只有一切如故，才不会吃苦。
大女儿乔里潘曾是父亲最大的骄傲，可是每当谈到孩子们，居麻却总说：除了乔里潘不好说，其他的孩子都是好孩子，都让人放心。见我追问，又解释道：乔里潘毕竟在外面上了五年学，有五年时间不在爸爸妈妈身边，不知道这五年令她变成了什么样子。
我见过乔里潘，当时她还很小，还没有去伊犁上学，整个寒假都在
用毛线头拼绘一幅繁复的风景画。那时她因毛线不够而发愁，而我因绣花攒了好多毛线头，便答应全送给她。她很高兴，麻花一样绞着我的胳膊不放，催我立刻带她回家去取。那时的她，像加玛一样快乐、机智又爱撒娇。现在却远离了家庭，胡乱谈恋爱，每个月的工资一分钱也存不下来。和家人团聚时，骄傲又寡言，都有些生疏了。
不管怎样，加玛也一天比一天大了，迟早有一天会离开自己曾深深依赖的父母和家庭。也就这两年还能留在家里，听父母的话，帮家里的忙。那两年之后呢？等加玛离开后（或打工，或结婚），谁又来放羊？到时剩下两个儿女也初中毕业了。我问居麻，继续供他们上学还是叫回家干活？
为此居麻想了好久。我都以为他不会回答了的时候，却听他突然叹道：“就看娃娃们自己咋想的吧！如果不想上学了，就回家分一份财产，参加劳动。还想上的话就上。实在没人放羊，就把羊全卖了，只留二十多头奶牛，回阿克哈拉种地。别人种地都能过嘛，我为啥不能？” —而不久前，他还嘲笑农民太穷，一年到头也吃不了几次肉。
虽然居麻表示自己做好了两手准备，但我知道，他已经清楚了孩子们的选择。据说小女儿非常刻苦，已经把读书当成人生的唯一出路。而小儿子则一心热爱摆弄机器，想做一个修理工。
因此，这个家庭的现状，其实完全维系在加玛一人身上……
我天天都会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一些内容。加玛问我写了什么，我说：“写加玛的事。”她说：“豁切，有那么多的事？”
时间久了，大约她也有所触动，也决定写点什么。有一次出去放羊之前，她找我借了一支铅笔和一张纸。等晚上赶羊回来时，纸上就写满了漂亮的阿拉伯文字。晚饭时，她认真地念给大家听。夫妻俩放下茶碗，听得津津有味，听完都说“好”。还把那张纸要去默读了一遍又一遍。我问：“写的什么啊？”居麻说：“给李娟写的信。”我一听急了，硬让他给翻译。结果这家伙只翻译了一句：“李娟在我们家的工作情况。 ”
我们在这片荒野上刚安定了不到一个月，加玛就要回乌伦古河畔的春秋定居点了。因为奶奶病了，得住院，家里的奶牛和山羊没人照料。于是地窝子里只剩我们三人了，想想都觉得寂寞啊。但加玛却显得非常高兴，大约定居点有她念念不忘的“黑走马”宴会厅吧？ —有年轻人的世界，有可能前来的爱情，有打工的机遇，有改变生活的可能性……不知这个冬天，我们已经成为大姑娘的加玛苏鲁是否能积攒到足够的勇气，站出去为大家唱歌？
加玛走后我们都备感寂寞。一月初，她托兽医捎来一封信。这回居麻认真地翻译给我听了，开头第一句是：“冬窝子里的爸爸妈妈，还有李娟，你们好吗？身体好吗？”只这一句，就让人想要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