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毛泽东倡议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遗产。陈伯达遂著《墨子的哲学思想》等文，一并呈送毛泽东审阅。在当时极其艰难的斗争环境中，毛泽东以哲人的睿智，一语点破墨子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赫氏是古希腊唯物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列宁语），把墨子与赫氏相提并论，说明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代表性人物，非常赞扬墨子身上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色彩，肯定墨子思想是值得批判地继承的宝贵文化遗产。在致陈迫达信两个月后，即1939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总结大会上作了一次演讲，他说墨子是劳动者，“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①①参见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下册，第966页。毛泽东如此由衷地赞赏墨子，是为了在中国浩繁的文化体系中找到一个能够体现广大劳动者心声的古典人物。墨子无疑是最有象征意义的思想巨人，他不是一介书生，而是身体力行的工匠。他的哲学是直接从皮肉上熬出来的（高尔基语），具有深厚的人民性。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艰苦岁月里，在统一全党思想的不懈努力下，在毛泽东汹涌澎湃的哲学思潮中，墨子都为毛泽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精神力量，为他充当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增添了革命豪情。
依笔者之见，墨子的思想范畴包括道德与功利、善与恶、自我与社会、天与人、积累与消费、君王与人民、动机与结果、富贵与贫贱、劳动与分工、战争与和平等。全面、精确地表达墨家思想精髓的，当推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口号。这是墨学博爱情怀的典型体现。《墨子·兼爱中》对此有详尽表述——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
“兼相爱”并不否定自爱，而是把自爱与相爱结合起来。“交相利”也不是鄙视自利，而是力求使自利与互利两不偏废。“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①①见《墨子·兼爱中》。；“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①①见《墨子·大取》。在这种爱意融融的相互义务性关系中，天下才能安康、富足、太平。
“兼相爱、交相利”渗透墨子的义利观、是非观、公私观、天人观、消费观、国家论、动机论、角色论、分工论、反战论之中，具有打破一切隔离、界线乃至时空维度的冲击波与震慑力。“爱众世与爱寡世相若，兼爱之有（又）相若，爱尚（上）世与爱后世，一若今之世①①见《墨子·大取》。”“无穷不害兼。”“不知其数而尽爱之。”“不知其处，不害爱之，说在丧子者①①见《墨子·经下》。”爱，只要是爱，就会无所不在、无所不包。与之相随，利也无所不入、无所不生。墨家是爱的歌咏者，墨学无疑是一门爱学。但是，墨学之爱与上帝之爱（西方）的区别在于：它没有“原罪”意识，而讲“天志”；也没有末日审判，而是主张“非命”；它关注的不是彼岸得救，而是现在、当下的爱利、治乱，是节用、节葬、非乐、非攻的现实人生。应该指出的是，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博大襟怀，正是小生产劳动者对自身弱小、卑微、贫贱的社会地位获得清醒认识（如角色论）之后，在思想、情感上的一种反弹、夸张以及迷醉般的理想追求。
纵观春秋战国时代，墨家与儒家是气势夺人的两大学派。汪中在《述学·墨子序》中指出，墨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相抗，自余诸子，皆非其比”。然而，秦汉以降独尊儒术，墨学从思想流变史上彻底消失了。曾记得墨学“巨子”孟胜在英勇战死之前留下一句话，即“何患墨者之绝世也”①①见《吕氏春秋·上德》。，不期竟成谶语！在中华文化史上，墨学作为独立的学派再也没有崛起过，从此成为千古绝响。
墨学成为绝响固然可悲，但是墨子思想的优长之处却应该肯定。作为中心思想，“兼相爱、交相利”体现了劳动人民质朴、纯真、善良的品性与愿望，而且它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大同”理想。国家论对“爱民”的提倡，公私观强调大公而有私，消费观劝导君王节用，以及反战论等等，实际上都是对小生产劳动者阶级利益的有力捍卫。动机论主张“志”与“功”的统一，以及墨子式的对立统一，也有重要的认识价值。至于义利观的义利合一，是非观的爱憎分明，分工论对劳动（“力”、“强”）的歌颂，都值得赞赏。此外，墨子身上的救世精神、现实品性、博大胸襟，无不令人钦佩。
当然，墨子思想也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如天人观肯定“天志”、“明鬼”，却又主张“非命”，就显得牵强、荒谬，自相矛盾。义利观既讲“爱无等差”，其分工论又讲下“尚同”于上，民“尚同”于君；既讲“节用”、“节葬”，严禁非生产性的开支、浪费，又主张不惜物力、财力祭祀天鬼……凡此种种，都使其说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窘迫境地。尤其是，墨家一方面主张摆脱贫困、低贱的地位（如角色论、国家论），另一方面又鼓吹“兼爱”、“非攻”（反战论），强烈反对暴力革命，主动放弃以武器的批判来改造世界、赢得自身解放的途径与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圣王”身上（如角色论），从而使“兼相爱、交相利”这一体现小生产劳动者政治经济利益的构想成为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兼爱、互利的构想也不切实际，甚至阻碍了以兼并战争一统天下的历史潮流。
由于墨学成为绝响，因此墨子思想的现实效应可谓昙花一现。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墨学一直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直到近代，才出现了墨学复兴的势头。墨学在近代之所以受到进步思想家与民主革命派（如梁启超、鲁迅等）的青睐，是因为它蕴藏着民粹主义与平等博爱的思想因子。但后来的民粹主义也不是墨学的本真复原，而是一种移花接木。世纪伟人毛泽东则从唯物论（哲学）和人民性（政治）两个角度确立了墨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大师地位，使墨子的声音回荡于革命圣地——延安的上空，并于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响彻整个中华大地。
（杜七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