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字义山，别号玉旧、樊南山。他生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死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其祖籍是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从他的祖父起，全家迁居荥阳（今河南郑州）。
李商隐出生于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推本穷源地算起来，李商隐应是凉武昭王李Φ牡谑五代裔孙，汉李广的第三十一代裔孙，与李唐有同族关系。但王孙这种冠冕堂皇的空头衔，却无法挽回后裔式微没落的命运。从高祖到诗人本身一共五代，不是担任地方中小官吏，就是辗转于幕僚生活，没有担任什么显赫官职。其高祖李涉，是一位县令，安史之乱时曾随玄宗奔蜀，对贫寒的李家来说，这是一桩美谈。其曾祖李叔洪，曾任随州刺史，是一位早露才华的诗人，与贺知章、包融、张旭号为“关中四子”。李商隐的父亲李嗣做过县令，罢官后为浙江东、西道观察使所辟，先后跟从孟简和李作幕僚。诗人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人都死得较早，三代孤寡，门庭衰微。
李商隐的童年，是随着父亲在浙江绍兴和江苏镇江一带的游幕生活中度过的。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李嗣病死镇江幕府，李商隐含着辛酸的眼泪，侍奉寡母运载父亲的灵柩，和姐弟一起告别了风光绮丽的江南，回到人文荟萃的中州。这段动荡漂泊的童年对于其个人遭遇而言，也许是不愉快的，一个打击紧接着一个打击，给李商隐留下了惨痛的回忆。但是，绍兴和镇江两地的旖旎风光，陶冶了童年时代的诗人心灵，并使他有机会接触东南一带的民情风俗，丰富了他日后咏史诗的意境，孕育了诗人“百宝流苏”的风格。
李商隐的少年时代，是在东都洛阳度过的。由于生计逼人，作为家庭的长子，他经常做些抄写工作和短工零活，以维持家庭生活。在当时世态炎凉的社会，这一家家贫势单的寡母孤儿，居住在纸醉金迷的大城市中，生活十分艰难和严峻。但是，生活的窘迫并没有打断诗人的刻苦攻读。由于他有远大的抱负，“实怀殷浩当世之心机”，而且他急于求仕以重振门庭，所以他奋发读书，求师问道，扎扎实实地在学问上下了一番功夫，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这一时期中，给少年诗人以深刻思想的是一位年富饱学的本房叔父。这位叔父十八岁通《五经》，在长安一带做小官。父死后结庐墓侧，隐居不仕；潜心著述，却又不愿传世。他长于散文、古体诗、文字学和书法，对唐朝盛行的骈文和在晚唐占优势的近体诗都不感兴趣。李商隐在父丧归里后，曾和弟弟羲弟、堂弟宣武跟他学习过，对他的操守和文章都十分敬佩，长期受他的影响。
李商隐的少年时代，正处于阶级斗争激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愈益尖锐的时期。作为沦落失势的家族一员，李商隐比较清醒地看到了人世间存在着的沧桑变化。当然，少年时代的艰苦生活也给他的心灵长期地罩上阴影。他没有前辈诗人李白那种汪洋万顷的胸襟，也没有好友杜牧那种豪放挺拔的气度。对没落家庭的嗟叹和死去亲人的缅怀，几乎成为他青少年时期沉重的精神负担。这种抑郁的精神状态同尔后的仕途坎坷汇合起来，不仅成为他晚年虔心佛教的伏根，也为他诗歌的感伤成分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李商隐十七岁。在这以前，他“以古文出诸公间”，已显示出非凡的文学才华。十一月，令狐楚为天平军节度使，赞赏他的文才，辟他为幕府巡官。令狐楚是文宗时的朝廷元老，他的骈文很负时誉，甚至和韩文、杜诗并称。他的提携对李商隐一生的政治道路和艺术道路有很大的影响。李商隐迭入太原幕府、兴元幕府，十年之后荣登进士第。而且，他还从令狐楚那儿学到了当时极为流行的骈文技巧，丰富了诗中的用典遣词，使他的诗对偶工整，寄托深邃而措辞委婉。知遇之恩，实非泛泛。令狐楚死后，李商隐写下了沉痛哀悼的诗句：“百生终莫报，九死谅难追。”
李商隐在这一时期中，积极入世思想十分强烈。他不但蒙恩于令狐楚，还得到崔戎的器重，并且和同僚们频频唱酬诗歌。可惜好景不长，崔戎很快病死，幕府解散，诗人往返于洛阳和荥阳之间，心情萧瑟。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年），甘露之变爆发，给诗人心灵以巨大的震撼。宦官不仅大批杀戮朝官，而且率领禁军，到处烧杀掳掠，使长安一带“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诗人以愤慨的心情写下诗篇，指责宦官势力“掩遏一阳生”，是扼杀唐王朝复兴一线生机的罪魁祸首。事变三年之后，他由兴元到长安的途中，看到农村的残破荒凉和农民的灾难困苦，写下了《有感》、《重有感》、《行次西郊》等一系列具有强烈现实意义和战斗精神的杰出诗篇。
李商隐二十四岁时，曾在河南济源的玉阳山、王屋山一带隐居学道。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和文人学士、信道、访道之人极多。李商隐之所以隐居学道，是因为参加科举考试屡受打击排挤，精神上颓废苦闷，需要藉宗教来寄托。这反映了他思想中消极出世的一面。但是，他所居住的名山胜景以及流传下来的美丽神话，丰富了诗人的想象，开拓了诗歌的空间，加强了构思的奇特和色彩的变幻。至于他写下《上崔华州书》，则是受老庄思想的浸润，大胆批判儒家正统思想，反对尊经，提倡独创，追求个性解放的明证。
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李商隐得到令狐沟耐萍觯考中进士。泾原节度使王茂元聘请他去，爱他的才华，把女儿嫁给他。这时唐朝正逢牛李党争，令狐父子是牛党，王茂元是李党。尽管诗人不以党徒自居，也没有利用婚姻来谋取富贵的意图，但当牛李党争正烈之时，他这种举动大受牛党攻击，因而在政治上受到排挤。按照唐代人事制度，中进士之后要经吏部“释褐”考试合格才能放官。由于牛党排挤，李商隐落选了，不得不重返泾原。有一天，他登安定城楼，极目汀州，写下了著名的《安定城楼》。这首诗抒发了他满怀理想和抱负却不为朝廷所用的感慨。
开成四年（公元839年），李商隐再应吏部的“释褐”考试入选，授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品级不高，但历来被士子认为是清要之职，由此而登首辅的很多。可惜，秘书省的席位还没有坐稳，很快他又被外调为弘农县尉。上任不久，李商隐为了免除或减轻蒙冤犯人的刑罚，同顶头上司观察使孙简闹翻，被罢官。诗人怀着傲岸抑郁的心情，写下了《任弘农县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一诗：“黄昏封印点刑徒，愧负荆山入座隅。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这首诗表现了诗人的铮铮铁骨。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唐文宗病逝，武宗即位，李党得势，王茂元也从泾原节度使进京为朝官。李商隐被看成李党中人，但他自己并不以李党自居。他目睹皇位的更迭和朋党的纷争，写下《咏史》、《楚宫》等几首比较有识见和立言公允的政治讽谕诗。不过，李商隐命运多蹇。这年冬天，李商隐的母亲病逝，他又不得不离开长安，移家永乐（今山西芮城），过着清闲的居丧生活。有时栽花种树，展卷读书；有时则访问、凭吊永乐一带的名胜古迹。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李商隐服丧期满，重回长安入秘书省。这时，政局又经历巨变，武宗病死，宣宗即位。宣宗由于一直不满李德裕，即位后大黜李党，牛党纷纷得到提拔，这时，被看作背叛牛党的李商隐心中惶惶不安，深感“凤城”之大竟没有“流莺”栖身之所。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三十六岁的李商隐结束了以长安为中心的求仕活动，开始天涯飘泊的幕府生涯。
这一年，李党给事中郑亚外放，出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御观察使。李商隐接受了他的征辟，作为幕僚随之赴任。在任所，郑亚对李商隐十分优礼。奏辟的官职是幕府支使兼掌书记，带京衔员外郎，从六品上阶。不过从六品毕竟是外职，而幕府又处于边远之地，因此这一段岁月，诗人始终是怀着思念故乡的感伤心情度过的。风景优美的桂林被诗人渲染成带着晦冥萧森的气氛，诗篇无一不表现万里投荒的忧郁景象。
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月，郑亚贬循州刺史。李商隐也摆脱浪迹江湖的生活，再次小住长安。这一时期中，他再一次目睹愈演愈烈的朋党之争，忧民忧国的心情重又激动起来。他写下《旧将军》一诗，为李德裕平乱功勋被埋没表示不平。刘钍且晃皇都卓越而敢于直言的名士，死于柳州贬所。李商隐连写《哭刘睢返人氖淄焓，表达对刘畹脑廾馈⑼情和哀悼之情。
李商隐继桂幕之后的又一次远行是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参加卢弘止之幕任判官，得侍御史。他得到卢弘止的优礼，频频参与诗文宴游的集会，情绪昂扬。他在诗中抒发这种情绪：“此时闻有燕昭台，挺身东望心眼开。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但是好景不长，大中五年春，卢弘止病死，幕府解散。李商隐从徐州回京，向令狐钩虑椋补太学博士。这时，妻王氏病死。他写了几首诗来寄托对亡妻的悼念，也寄寓了他对朋党纷争的怨愤和控诉。
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柳仲郢以河南尹调任梓州刺史、东川节度使。李商隐在东川幕府改判官，加检校工部郎中，官阶从五品上。大中十年，柳仲郢调赴京职还朝，李商隐返回长安，辟为盐铁推官，三年后罢职，回郑州家居。这一时期，他以消极出世的思想为主导，沉浸于佛教之中。为时不久，李商隐就在寂寞凄凉的闲居生活中病逝，终年四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