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儒学的内容最丰富，影响最大。数千年来，孔子及其儒学一直占据着中国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统治地位。作为儒学始祖的孔子，其著述是儒学经典，又是启蒙和必读之书，因而对人们的教育和影响最为深广。毛泽东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出生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教育正是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教育。这对毛泽东一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即使他后来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未消除这种影响。毛泽东幼年时学习孔夫子，成年时运用孔夫子，晚年时批判孔夫子，他的一生与孔子结下不解之缘。从他对孔子的多次评点来看，他对孔子思想是批判地继承的，对孔子的评价是多角度、多视点的，而非一概而论，以点盖面。总的说来，毛泽东一生中，对孔子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居多，对孔子的批判则主要集中在他晚年时期，且多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越到后来，批判的调门越高。
1920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去上海，中途下车去曲阜，专门拜谒孔庙、孔子故居等孔子及其弟子的相关纪念地。这次的经历，十六年以后，他仍能详细地向斯诺描述出来，说明他对孔子是非常仰慕的。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号召大家“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1942年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以肯定的口吻谈到孔子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不耻下问”；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延安时期，毛泽东曾指出，孔子的认识论如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关系的说明是有许多辩证法因素的。孔子的许多名言，毛泽东在谈话和行文中常常信手拈来。建国后，毛泽东评孔子则是批评语居多了。
1953年9月，毛泽东在批判梁漱溟时说，孔子的缺点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判精神，有恶霸作风。1957年1月，毛泽东又说孔子的书是“反面的东西”，这是他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借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教导领导同志要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而对孔子的书下的断语。1964年2月，毛泽东在谈教育制度改革问题时，一度肯定了孔子的教育方式，但马上转而用批判的口吻说，孔子教学也有问题，孔子时没有工业、农业劳动，因此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些话是与当时大量提拔使用工农干部的政治形势紧密结合、目的明显的论述。显而易见，毛泽东对孔子的批判，多在特殊环境和场合里出现，是出于政治需要而对孔子予以的简单否定。但总的来说，毛泽东对孔子的历史地位还是作了必要的肯定的，这也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孔子是春秋时代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中免不了因为历史、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而产生的糟粕，如宗法等级思想，忠君尊王思想，好古、信古、复古思想等等，但是这并不影响孔子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历史地位。他的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包含了至今仍熠熠生辉的珍贵因素。仁的思想，既是孔子哲学思想的精髓，也是孔子政治思想、教育思想、道德思想的理论基础，并贯穿于他的全部学说中。
孔子的“仁”，一层含义是“爱人”，这个意义的仁，初具人道主义的内容；另一层含义是修身，即对道德准则的遵从。颜渊也曾请教于孔子，子曰：“克己复礼为仁。”礼是指周礼，孔子认为它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人应该克制自己，约束自己，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以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规定，就是仁。
子曰：“仁者人也。”①①见《礼记·中庸》。这是仁的第三层意思。这个意义上的仁，是对人类本质的自我意识，是对于当时已经形成的关于人的各种学说的哲学反思。人不是神，因而具有生物本性，要吃饭穿衣，生存和繁衍；人又具有社会本性，生活在尊卑有序、亲疏有别的等级社会中，必须接受礼的制约，礼规定了各等级人们的政治地位、权利义务、道德原则及生活方式等。孔子认为人性是有等级性的，这种不平等是人与禽兽的区别，因而他反对上对下的过分压迫，更反对下对上的僭越行为；人还具有道德本性，孔子认为道德是人的本性，如果没有道德观念，就不成其为人。人必须有道德修养，才能超越动物，真正地做一个人。因而在宗法等级制度下，人虽有贫富之分，贵贱之别，但富贵也是要合道义的，不合道义的富贵就不能要。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①①见《论语·里仁》。仁的观念在孔子思想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是他思想体系的总纲。而要实施仁，则要靠礼。礼是孔子思想体系中仅次于仁的观念。
孔子所说的礼是周礼。它本来只是氏族社会时期形成的氏族习俗，后来却成为周王朝建立领主制封建国家政治结构的基本原则，成为区分上下贵贱等级差别的政治规范。孔子说：“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①①见《礼记·哀公问》。就是说，礼是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那么，礼与仁的关系如何呢？
礼是社会对人的外在约束，是宗法等级社会的制度和规范，它强调的是贵贱尊卑长幼之序，具有不同名分的人之间的区别与对立。而仁是人的本质，是修己爱人的内在自觉性。它强调的是人们之间的仁爱、关怀，强调人们物质生活的安定和提高（安、信、怀和庶、富、教）等等。从政治方面来说，没有仁的礼，会加深人们之间的对立，激化矛盾，造成社会危机；而没有礼的仁，会产生无差别的仁爱，混淆贵贱尊卑的界限。这两种情况都是孔子所不愿看到的。于是，他主张用中庸的办法，执两端而用其中，使仁和礼相互制约，相互依赖，不偏不倚，从而达到一种严格等级但不过分的对立统一，即以礼的准则行仁（修己爱人），以仁的自觉复礼（长幼上下贵贱有别）。有仁制约的礼，便染上了人道主义的色彩，不合人道和仁政的事如杀人殉葬、贵畜贱人、昏君独裁、横征暴敛等，都是孔子认为不合礼而加以反对的。而有礼制约的仁，则使人类之爱变成有差别的爱，人的人格自觉也是宗法等级制度下的人的自觉。因而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①①见《论语·颜渊》。
总之，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是礼的内在因素，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礼则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仁与礼是密不可分的，就像一对共有内脏的连体人。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看孔子的学说为什么会被毛泽东认为是一份“珍贵的遗产”。
孔子的政治思想观念体现在他要建立一个“天下有道”的礼制社会。他对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局面痛心疾首。他继承并发展了西周时的“敬德保民”思想，提出了“仁政德治”的政治主张。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以众星共之。”①①见《论语·为政》。他一贯主张重教化，省刑罚，薄税赋，厚施予。他认为君主和臣民间的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君主若不能自我克制生活上的奢糜和政治上的僭越，是不可能行仁政的，因而要“克己复礼”，君主要提高遵礼行仁的道德自觉性。对于黎民大众，则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不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否则便会激化矛盾。这是孔子在治国治民方面的创见，前无古人。他劝诫君主要以自身的德行为黎民作示范，即以身作则，使得黎民大众“有耻且格”，从不敢犯上到不愿犯上，将对黎民的强制约束变为他们内在心理的自觉顺从，不啻为高明的统治之术。孔子不承认君主对臣民有绝对的专制淫威，主张臣民对君主的过失不能盲目顺从，而应据理力争。如果君主乱发淫威，压制臣民，臣民便可“择主事之”。孔子的某些思想体现了朴素的民主意识，难得。另外，孔子主张仁政德治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举贤才。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①①见《礼记·中庸》。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贤才呢？孔子回答：“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①①见《论语·子张》。意思是掌握文、武之道的人才可算是贤才。不过，孔子对贤才的认定还有个重要的补充说明，那就是贤才必须德才兼备，且以德为主。孔子说：“人必忠信重厚，然后求其知能焉。……是故，先其仁信之诚者，然后亲之，于是有知能者，然后任之。故曰亲仁而使能。”光有德也不行，“君子不器”，贤者还必须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孔子的思想冲破宗法制度任人唯亲的樊篱，其任人唯贤的主张无疑给布衣入仕一展抱负点燃了一盏指路明灯，对后世影响巨大。这个德才兼备、以德为主的用人原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乃至于成为我们今天提拔和使用干部的标准。
在宗教信仰方面，孔子提出了天命论，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①①《论语·颜渊》。宣扬知天命、畏天命，但不迷信鬼神，“子不语怪、力、乱、神”，①①见《论语·述而》。对鬼神取保留、疏远态度。他更注重的是人事，强调“匹夫不可夺志也”。①①见《论语·子罕》。孔子一生都在与命抗争，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体现了作为政治家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①①见《孟子·滕文公下》。的杰出品格。所以，孔子在周游列国颠沛流离并备受冷遇之时，从未祈求鬼神之助，而是“不怨天，不尤人”；始终抱定“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信条，明知自己的理想、抱负不能实现，仍坚定地为之奋斗，“知其不可而为之”；坚信自己的事业是符合仁道的，即使生前不能实现，也要给后人树立一个典范，启发他们沿着他的足迹前进。轻天道重人事的信仰观念，使孔子十分注重自身的修养，表现出信念坚定、作风正派、襟怀坦荡、疾恶如仇、积极乐观、主动灵活等优良品格。
孔子一生成就最显著的是教育。其教育主张和实践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科学性。孔子的教育思想中最光辉的一点就是“有教无类”。①①见《论语·卫灵公》。这个人人应受教育的主张，充分体现了人民性和民主性，开辟了普及教育的新道路，是中国教育史上划时代的创举。孔子从“仁”的观念出发，认为人的本性是可以教育的，凡是愿意上进、虚心好学的，他都予以接受并施教。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及其实践，对于文化教育的传播和普及，对于促进民族文化交流都起了积极作用。孔子还主张人可以通过教育自我革新，这是教育思想的重大突破。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也。”①①见《论语·阳货》。认为人的先天本性是相近的，而道德学识上的重大差异则是后天教育、学习的结果。也就是说，人的思想、行为状况都是后天形成的，而不是先天决定的，体现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因素。这是非常可贵的。根据这个理论，孔子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教育得到提高。事实证明，他的三千弟子中许多素质差的最后都成了著名的贤才。
孔子的教育实践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一是创办私学，二是“诲人不倦”。在孔子的私学中，先生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弟子尊敬师长，紧密团结，形成了自由辩论、教学相长的良好活泼的学风。这是培养出众多人才的关键。我们今天的教学方法中有许多内容都是因袭孔子而来，这是不争的事实。
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伟人，他对中国文化的突出贡献在于对古代文献的整理。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古代文献进行整理，编定成型的“六经”教材，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孔子整理古代文献的初衷是为解决私学的教材问题。在文献整理中，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他怀疑鬼神，认为要将国家治理好，不能靠天命鬼神，要按“大道”办事，这样才能利国利民。我们今天看到的典籍中很少有荒诞不经的内容，大概是孔子整理的结果吧。在整理文献中，孔子还有个“述而不作”的原则。即他只述先王之旧，而没有自己的新创。因他“信而好古”，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文献原有的内容与风格。不过在思想内容上，孔子大大发展和充实了古代文献，力求用古代典籍作载体来体现自己的思想，着重表彰六经中的仁、礼、中庸等观念。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六经已成为孔子自己的著作，并非完全“述而不作”。孔子按照上述思想和原则，经过删增损益、校勘核对等辛勤的劳动，完成了六经的整理工作。经过孔子整理的六经，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夏、商、西周特别是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对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思想及其发展史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六经”不仅是中国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古代文化瑰宝。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因此，毛泽东对他作出肯定性的较高评价也是顺理成章的。
不过，也应指出，孔子思想因历史、阶级的局限，有许多消极因素。这些消极因素如社会等级之分、忠君尊王思想、鄙视劳作和妇女等，被历代腐败的封建统治者捧为至宝；而孔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如任人唯贤、实事求是、勤奋好学、礼尚往来、重义轻利等，与劳动人民、进步知识分子相结合，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传统和社会风尚，直到今天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总之，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被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群各取所需，批判地继承，因而形成强大的生命力。两千年来，他和他的学说一直占据中国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孔子本人也被尊为儒学四大圣人之首，被称为至圣先师。
（曾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