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最大的贡献是在历史学方面，他因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史记》而被称为“史圣”、“中国历史之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的作品流畅优美，气贯长虹。一部《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他还因为主持制订《太初历》而被列入历数家的行列。
毛泽东很早就读过《史记》，读过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他在1944年写的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泽东在这里就引用了司马迁的话来勉励大家克服自私自利的思想，为人民服务，以获得更重要的人生的意义。
1962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引用这篇文章，借用司马迁所列举的周文王、孔子等人的事例，说明人的一生遇到挫折磨难是在所难免的，即使是受到错误的对待，也不应消沉埋怨，而应发愤图强。当时由于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等事件，党中央的决策中出了一些错误，错误处理了一些人，毛泽东在这样的情势下说上面那段话，也是有针对性的。毛泽东引用《报任安书》的例子，更重要的目的在于鼓励同志们不要被困难吓倒，要在逆境中使自己得到更多的锻炼，并得到提高。其实毛泽东本人就是这样一个乐观进取的人，他在革命生涯中也屡次遭到错误的对待，但从未因此而落寞，而是用自己的真知灼见来说服人，得到“平反”，改变逆境。
毛泽东对《史记》的评价，从文学评论的角度看，还有一点“悲愤出诗人”的意味。他认为《史记》、《红楼梦》都不是为稿费而写的，是作者有一肚子火才写的，因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所以才会有所创造。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伟人毛泽东的智慧中所透出的幽默。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对司马迁的《史记》评价很高，认为它以及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
而《史记》这部巨著也的确有理由得到这样高的赞誉。在史学和文学的领域中，它都占有难以匹敌的重要地位。
《史记》耗费了司马迁大半生的精力，是他的才华、学识、思想和意志的凝聚。它以独创的体例、准确的史实、动人的文字影响和教育了古往今来的文人和史官，而成为古典文化的一部分滋养着中华民族的后代。更重要的是，它所承载的那种坚强、那种忍辱负重的精神压力，令多少后来之人为之折服、为之心潮澎湃！
为成一家之言，司马迁顶住巨大的精神压力，奋笔疾书。也许正是这坎坷的经历、这意外的打击带来的压力使他在《史记》中倾注了更多的心血，书成后不久他也与世长辞。《史记》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巨著。在撰写这部巨著时，司马迁遭遇到不平和屈辱，这使他更加清醒地看到了百姓的疾苦，看到帝王专制制度下的一些丑恶，所以能秉笔直书，不再一味地为君王曲笔美言。同时他给予了下层人民更多的同情，给予封建统治的反抗者以更多的赞美。这些使《史记》显得声情并茂，也使它真实可信。同时，这部书因为增加了人民的呼声、融入了反抗的精神，更增添了《史记》的光辉。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窝着“这一肚子火”的司马迁，用一部《史记》使生命的意义得到了最大的实现。其人其书，至今还散发着震撼人心的魅力。
（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