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来，包括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内的文学批评家，由于不清楚宋玉的真实身份与特殊经历，未能理解他内心深处的隐忧，只能用“莫敢直谏”、“没其讽喻之义”等语来论定宋玉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眼光，而无视他作品中潜含的进步的政治思想。
毛泽东肯定了宋玉作品中所反映的进步倾向。《风赋》一篇，把风分为大王雄风与庶人雌风两种，确实反映了宋玉同情苦难的劳动人民、痛恨奢靡的统治阶级的社会立场和思想倾向，从而使自然界的描写对象具有了社会内涵。毛泽东从中看出了阶级对立的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意义，并且指出“风起于青恐末，那时最不容易辨别”，提醒人们注意一些小的事情，提高对阶级斗争的识别能力。这种分析方法，是毛泽东一贯重视阶级斗争思想的一种引伸。宋玉在《风赋》中描写风起于青恐末本无深意，但经过毛泽东点石成金之手，就大放异彩，赋予了新的含义。
宋玉的赋，多抒发自己的孤高之情。宋玉把自己比为最美妙的歌曲和鸟中之凤、鱼中之鲲；而把那些说他坏话的人，比成不识高雅曲调的听者和“藩篱之省薄ⅰ俺咴笾鲵”，说明君子和小人有着志趣上、行为上的根本不同。毛泽东一方面对宋玉的遭遇表示同情，但另一方面也对宋玉这种自视清高的态度表示批判。这符合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文艺必须为群众服务的原则。
宋玉并不是一个平板无变化的作家。尽管司马迁说他“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谏”，但他依然有着强烈的爱国爱民之心，并在适当场合发表有见地的观点，这使他的作品中含有一定的进步思想。只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生存和保护自己，宋玉虽有明显的讽谏思想，但行文过于曲折委婉，应当说，这是宋玉作品思想内容上的严重缺陷。在他的作品中，还常常流露出自己怀才不遇、志不得伸的失意情绪。比之屈原行廉志洁，忠君爱国，始终不渝地追求理想，置生死于度外的气概，宋玉则显得过多地考虑个人得失，显示出他思想境界的格调不高了。多情的宋玉在政治上屡屡失意，历史不辜负其意，把他改造成一个才华横溢的文学大家。
宋玉标志着先秦文学的终结与转型。他以楚辞体的《九辩》作为先秦诗的光辉结束，又以大量的赋显示文学的转型。宋玉的赋是在庄周文章的基础上，吸引屈原《楚辞》的特点，创造形成的新的文学体。他的赋体，比骚体写得更加铺张，极尽铺叙和夸张之能事，而且某些篇章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如《登徒子好色赋》、《风赋》等，这些都为两汉以后的赋体文学所继承。
宋玉是赋体文学“第一次浪潮”的领导者。汉赋以前，楚赋的作者和作品已有相当规模和成就。班固说宋玉赋有十六篇，与之相似的唐勒赋只有四篇，景差赋未见记载，就连荀子赋也只载十篇之数。无论是从数量、质量上还是以独创性和影响来看，都以宋玉赋最为突出，超轶绝伦。他的赋体手法繁复，文采艳丽，形象鲜明，并在题材、结构和语言等多面进行了一系列尝试和探索，为后世尤其是汉赋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刘勰的《文学雕龙·诠赋》这样评价：“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蔚成大国。述客主以首引、极音貌以穷文……命赋之厥初也。”
宋玉还大大拓展了文学的感伤成分。感伤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古典文学不断重复的主题，这在《诗经》、《庄子》和《楚辞》中都有明显的体现，但它们却不如宋玉突出与集中。庄周和屈原的感伤多是超人的感伤，而宋玉则表现凡人的感伤。宋玉的作品，多抒发自己落拓不偶的悲愁和不平。他的作品，往往不是以直接倾泻自己内心的情感来感染读者，而是善于通过自然景物来抒发自己浓厚的感情，造成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例如《九辩》中所表现出来的“悲秋”成分，千百年来为众多文人学士所推崇。
宋玉的作品，还拓宽了通俗文学的领域。通俗文学有三大特点，即离奇的故事情节、美丽多情的女性、浓淡多寡不等的性挑逗色彩。在宋玉笔下，无论神女或是丽人形象都获得比前人丰满得多的表现，但却未免外露而轻浮。虽然他在《神女赋》中的主要意图是借神女恋情来作政治上的委婉讽谏，但由于这种出色描绘的本身正好准确地揭示了全人类心灵所共有的隐秘和骚动，因而对后世作家的文学构思产生了重大影响，“云雨”也就成了中国文学中频频出现的意象。
宋玉对后世文人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无论是他所渲染的“悲秋”情结，还是他对美女神情体貌以及“云雨”意象的津津乐道，或是他的贫士失职、借景抒怀、描绘自然，都为后世文人所师法。杜甫在《戏为六绝句》诗中说“窃攀屈宋宜方驾”，把屈原、宋玉并提，这就说明宋玉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傅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