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原名邵振青，字飘萍，浙江金华人，生于1884年11月1日（清光绪十年九月十四日）。其父邵桂村是个私塾先生，以教书为生。邵飘萍有弟兄五人，其他四人都在家乡务农。幼年之时，邵飘萍聪颖好学，学业非常出众。十四岁时，他就考中了秀才。这时戊戌变法运动正方兴未艾。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对清政府的专制腐朽日益不满，逐渐抛弃了封建儒家经典，改而攻读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开始寻求改造社会的方法。
1902年，邵飘萍考入杭州浙江高等学堂。在杭州，他得以阅读各种书报杂志，眼界逐渐开阔。1905年毕业后，邵飘萍回到家乡，在一所中学里教书。从上高等学堂开始，他就热爱新闻事业，经常写一些通讯报道，反映杭州及金华地方情况。他对梁启超的新文体及其“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颇为倾倒，并用心揣摩和学习，进步很快，他本人也被《申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回到金华后，他对新闻工作的兴趣更加浓厚。他认为报纸作为一种舆论工具，颇能影响人心，发展进步的新闻事业可以成为救国的一种途径。和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幻想“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一样，邵飘萍幻想着“新闻救国”。他的一生也与新闻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腐朽的满清王朝成为历史的尘埃。新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了《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参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赋予人民一定的民主权利，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一时间，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相继在各地出现。这种形势令幻想“新闻救国”的邵飘萍非常激动。1912年，他辞去了学校的教学工作，从金华来到杭州，拜访了《汉民日报》社社长杭辛斋，并受聘担任了该报主编。
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对内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对外大肆出卖国家主权，阴谋复辟帝制。邵飘萍目睹这些丑恶现象，在《汉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揭露贪官污吏的秽行丑态，抨击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他在一篇时评中写道：“人但知强盗可怕，不知无法无天的官吏比强盗更可怕”。他的这些言论触犯了当权者，办报三年中他被“逮捕三次，下狱九阅月”。二次革命失败后，北洋军阀将其势力扩展至江浙，邵飘萍以参加二次革命的嫌疑罪又遭逮捕，《汉民日报》被袁世凯电令封闭。1914年邵飘萍出狱后，为躲避袁世凯的缉捕而出走日本。
邵飘萍到日本后，进入法政学校读书。在这里，他不改新闻救国的初衷，积极开展活动，发挥新闻舆论的力量，宣传反袁救国。
日本帝国主义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当袁世凯欲图称帝，谋求支持之时，日本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作为交换条件。邵飘萍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阴谋和野心，邀集政法学校的三个中国同学，创立了东京通讯社，“为京津沪汉著名报纸司东京通讯”。1914年8月21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了“中日新议定书”六条，说中国已同意为日本的被保护国。东京通讯社将这个消息迅速报告国内，全国舆论哗然。1915年初，日本和袁世凯秘密进行“二十一条”肮脏交易的消息，首先在外国报纸上披露。邵飘萍立即驰报国内，激起了人民的反袁怒潮。他还经常撰稿反映留日学生开展爱国运动的情况，对国内外的反袁爱国斗争起到了联络和沟通的作用。
1916年元旦，袁世凯公然称帝。邵飘萍怀着救国的志愿，应上海新闻界邀请，匆匆返回祖国。抵沪后，他同时担任了《申报》、《时报》、《时事新报》的主笔，以“阿平”的笔名，经常发表反袁的政论，很快引起了舆论界的注意。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复辟的遗梦中死去，段祺瑞成为北洋军阀的新首领。中国的政局在军阀纷争中始终动荡不定。这时，《申报》社长史量才对邵飘萍的才干非常钦佩，聘请他为《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
邵飘萍主张新闻自由，反对官方钳制新闻。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在国务院设立了新闻记者招待厅。每天将他们认为可以发表的文件、消息印发给新闻记者，由记者从中摘引转发于报刊杂志。邵飘萍来到北京后，对这种做法极为鄙视，认为官方提供的这些材料不值新闻记者之一顾。他对外国报刊左右我国新闻事业的现状也极为不满，“颇以为耻”。在他的要求下，《申报》大大扩充了北京电讯的篇幅，登载他搜集和挖掘到的第一手新闻消息，如实报道事实真相。1918年7月，邵飘萍在北京创立新闻编译社，将每日得到的国内外消息，进行编辑和翻译，油印分送各报馆。由于内容真实、丰富、生动，当时“北京报纸和外国驻北京记者购用的很多”。在邵飘萍的努力下，《申报》的“北京特别通讯”特色鲜明，敢于揭露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的种种丑行，一时间北京新闻编译社风靡全国，各家报纸亦纷纷仿效。
1918年10月，邵飘萍邀集友人在北京创办了《京报》。他创办《京报》是有感于各地报纸受多方掣肘，新闻往往不能反映事实真相，难以发挥其舆论监督的作用。而自办报纸，则可以不受各党各派的限制，真实地反映人民的意志。在《京报》的创刊词中。他写道“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本报之所为作也”。对于这份报纸，邵飘萍也确实倾尽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精力。他在编辑室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取“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之义自勉。
邵飘萍以新闻工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他曾说“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但除了兴趣使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邵飘萍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新闻事业之上，认为新闻的发达与社会的发达与否，两者是互为因果的；新闻工作者个人的活动，也足以影响全体，使之产生变化。他自己便决心做一个“铁肩辣手”、仗义直言的新闻记者。
《京报》创刊后不久，北京大学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当时的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兼容并包”办学方针的指导下，学术气氛十分浓厚，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当蔡元培设想举办新闻讲演会，提倡新闻学之时，邵飘萍热情地予以支持。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后，由蔡元培任会长，邵飘萍担任了讲师，主讲“新闻学总论”。毛泽东就是在这时较为系统地学习了新闻知识。其他像谭平山、罗章龙、高君宇等人都曾经是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研究会还发行《新闻周刊》，对一周的新闻作系统的介绍和评论。在当时这是唯一传播新闻学知识的刊物，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邵飘萍在为会员讲解新闻基础知识的同时，把自己的《京报》开辟为会员们的实习场所，鼓励会员撰写稿件。新闻学研究会自1918年10月成立，1921年停止活动，时间虽不是很长，但它在五四时期配合群众的爱国运动，培养了一代新闻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邵飘萍在新闻研究会所作的工作，是极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