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容原名绍陶，又名桂文，字蔚丹（一作威丹），四川巴县人，生于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他的父亲邹子遥是个拥有巨资的富商，除在重庆开有“利川升”、“同镒园”商号外，还行商于沪、汉以及陇、蜀之间。
邹容六岁开始上私塾，很快就读完了必学的四书五经，还读了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等历史名著。父亲邹子铱吹剿聪明好学，对他寄予厚望，期望他走科举之路，获取功名、光宗耀祖。
但是，邹容并未按照父亲指定的道路走下去。十二岁那年，他跟着哥哥邹蕴丹一同参加巴县的童子试。临试时，他对词意晦涩的考题不甚了然，要求主考官解释，被拒绝。他当场同主考官顶撞起来，气愤地退出考场，以拒考表示抗议。后来，当父亲再次劝他认真赶考时，他坚决地回答“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爱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勇敢地向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提出了质疑。
1898年，维新变法的思潮由北京、上海、广东、湖南等地吹到了巴山蜀水。邹容得以接触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梁启超等主编的《时务报》等维新书刊，使他眼界大开。为寻求新知识，他与一些青年来到重庆，跟日本人学习日语和英语，并学习西学。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书报，用西方的民主学说来认识国内外大事，政治视野不断开阔。这年九月，戊戌变法失败，维新人士有的被杀，有的被放逐，有的流亡。消息传来，邹容悲愤异常。他怀着对为变法而流血牺牲的谭嗣同的无比敬仰，无所畏惧地在自己的座旁高悬谭嗣同的遗像，并题诗“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以自勉。少年邹容的这些举动，在一些人看来，已经是离经叛道了。
1901年夏，四川总督奎俊效法其他省份，宣布要选派二十二名青年去日本留学，在成都招考。邹容闻讯即要求父亲让他前去应考。他的一个亲戚认为邹容年少倔犟，多有不安分之举，若到国外，肯定会闯出大祸，从中阻拦。为此，邹容手提菜刀要同那个亲戚拼命。邹子壹状无奈，才同意他报考。但是邹容虽被录取，却因为愤世嫉俗、思想激进，被川督以“聪颖而不端谨”为由，取消了他官费留学的资格。被除名后，邹容来到成都经学书院学习。在这里，他还是不安分守己，与同学辩论之际无所顾忌地抨击孔孟之道，“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①①引自章炳麟的《赠大将军邹君墓表》，见《辛亥革命》第1册第365页。主持书院的吕翼文很快就把他开除出书院。
邹容虽频遭打击，却并不气馁。他鄙视“旧学”，向往“新学”，打定主意自费去日本留学。1901年冬，邹容来到上海，进入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补习日语。当时在此学习的许多人，是想以学习外语为敲门砖，寻求升官发财的捷径。邹容对他们无视祖国安危的态度极为愤慨，曾书写别人作的诗，借以抒发自己的感慨：“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在争取自费留学的过程中，邹容也遭到了亲友的种种阻挠。他的舅父刘华廷以谭嗣同被害为例相恫吓，并劝诱他学好英文当买办，以后将享用不尽。邹容毫不动摇，认为舅父之言顽固不化，是不堪入耳的谬论，表示“虽粉身碎骨”也要到国外去追求新知识。
1902年春，邹容冲破重重阻力，毅然踏上征途，渡海到达日本东京。由于他的日文程度还不能读正式的专门学校，就先进入同文书院补习日语和初级课程。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当时是中国青年到国外留学的主要国家。邹容到日本时，中国的留日学生已增加到近两千人。这些留学生关心祖国的命运，经常以集会、演讲等方式讨论问题，交流思想。邹容在一些革命青年的影响下，阅读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及《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和革命历史的书籍，接受了革命民主思想，并积极地参加留学生的革命运动。
1903年春节，一千多名留学生在东京骏河台留学生会馆举行新年团拜大会。会上，马君武和邹容等人相继发表演说，痛陈清朝统治的罪恶，声言不推翻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就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这些愤激的言词，很快在留学生中广为传播。此后，邹容每会必到，到必慷慨陈词，很快成为留日学生中鼓吹革命、反对清政府的最年轻的进步分子。
对留日学生的革命倾向，清政府分外警惕。当时的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受清政府指派，在日本破坏留学生的革命活动，迫害留学生，作恶多端，是留学生运动的死对头。1903年3月，姚文甫与另一个留日学生监督钱某之妻私通，奸情传出后，留日学生决定乘势煞煞姚的气焰。3月11日，邹容约同几个留学生闯进姚的住所，痛殴姚文甫，并称要取其性命，以惩其恶。姚连连磕头求饶，邹容指着他的鼻子说“纵饶尔头，不饶尔辫发”。拿出剪刀，将其脑后辫子咔嚓剪掉，悬于留学生会馆的房梁上示众，旁边还大书“禽兽姚文甫之辫”数字。
对于此事，清驻日公使蔡钧大为恼怒。他照会日本外务省，要向同文书院索拿邹容，称“近来留学生之宗旨变坏，应推邹逆为祸首”。邹容毫不畏避，只是在朋友们的一再劝告下，才离开东京，到了大阪。不久，他离开日本返回上海。
邹容在日本留学的一年多时间里，一边读书，一边投身革命运动，既增长了才干，又经受了锻炼。他很鄙视以留学为“镀金”跳板的那些人。有一次，一位留学生知道他擅长刻印金石文字，就拿来一方石印，请他为自己刻上“壮游日本”四个字。邹容听了，把石印掷还，严肃地说：“汝仅游日本，即曰‘壮’，彼环游地球者，又谓之何？”
1903年4月，邹容回到了小别年余的上海，进入由蔡元培等创办的爱国学社学习。爱国学社实际上是一个革命团体，在青年学生中积极宣传革命思想。邹容在此如鱼得水，异常活跃。他的聪颖果敢、生气勃发很快引起了在此讲学的知名革命家章太炎的注意，两人结为忘年之交。章太炎还与邹容、章士钊、张继等四人结拜，以兄弟相称，与邹容尤为相得。在章太炎的帮助和影响下，邹容的革命民主思想日渐成熟，旗帜更见鲜明。
4月27日，爱国学社在张园集会反对沙俄侵略我国东北。在这次拒俄大会上，邹容登台演说，揭露沙俄的狼子野心和清廷的腐败无能，言辞犀利，滔滔不绝，使与会诸人深受感染。之后，他针对保皇派组织“国民议政会”妄图将拒俄运动引入立宪岐途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据理驳斥了他们散布的谬论，并劝使受骗的爱国学生脱离他们的组织，狠狠地打击了保皇党人的反革命活动。邹容为了团结全国学生“鏖战于中国前途”，还发起成立了“中国学生同盟会”，得到了爱国学生的广泛支持。
在与保皇派的思想交锋中，邹容也站在战斗的最前沿，勇猛冲杀。是年5月，邹容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完成了富有战斗力的宣传民主革命的著作《革命军》，铸就了一柄刺向清王朝的利剑。
留学日本期间，邹容就决定写一本书，写一本讲革命的书，发挥资产阶级的独立、自由、平等思想，揭露清政府的血腥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以唤起更多中国人的觉悟，投入革命行列，同敌人搏斗。这本书的名称，就是赫然三个大字：“革命军”。
邹容为躲避迫害回到国内后，一面积极投身爱国学社的各项革命活动，一面奋笔疾书，续写旧稿，以酣畅淋漓的笔墨著就了两万多字的《革命军》。完稿后，邹容将它交给老大哥章太炎，请他指点，加以润色。章太炎仔细阅读全文后，击节称赞，认为语虽浅直，然而要感动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就应该这样写，不用修饰。他主动提笔为《革命军》写了一篇序文，序中说：“呜呼！世皆髅炼不知语言，主文讽切，勿为动容。不震以雷霆之声，其能化者几何！”这段话是说人们糊里糊涂，不懂得那些以隐晦之法抨击清政府的话。而《革命军》为“雷霆之声”，足可催人猛醒。
《革命军》完稿后，当时也在爱国学社的柳亚子很感兴趣，遂约同几个革命党人为之筹集经费，请上海大同书局印行。1903年5月，《革命军》出版问世，恰如一石激起千重浪，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