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建国以来屡遭不幸，昭烈帝刘备即位初期，为给二弟关羽报仇，统领蜀中劲旅征伐东吴，被陆逊火烧连营，气死白帝城。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魏国，恰遇劲敌司马懿，时胜时败，累死五丈原。到了后主刘禅统治时期，蒋琬、费祎、董允诸贤相已相继去世。及至姜维为大将军，统兵数度伐魏，连年争战，财力耗尽，百姓痛苦，危机四伏。故史臣评论说：“蒋琬方整有威重，费祎宽济而博爱，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史臣又评论说：“后主任用贤明的丞相，则是遵循明理的君主；被佞臣小人的迷惑，则为昏聩的帝王。”
后主景耀元年（258年）春，大将军姜维领兵数万人出骆谷，越沈岭，欲攻长城（今陕西周至南）。当时，长城积谷甚多而守兵甚少，闻蜀军到，都很惊慌。恰巧这时魏国的大将军司马望（司马懿的侄儿）和大将邓艾，率兵来增援长城，倚山为营，凭险固守。姜维数次挑战，魏军皆坚守不出，料难取胜，于是撤军，还归成都。中散大夫谯周和尚书令陈祗，彼此谈到军旅数出，百姓凋瘁的危害，二人都为国担忧。于是谯周便写了一篇《仇国论》的奏章，引经据典，谈古论今来劝谏后主，罢战息争，休养生息。并列举了历史上的因馀（古国名）与肇建（《书·舜典》肇十有二州）、文王与纣王、越国与吴国、刘邦与项羽，都是小国战胜大国，弱者战胜了强者。他劝谏后主息兵养民，广行仁政，当效文王，不效楚汉。其文是：“因馀之国小，而肇建之国大，并争于世，而为仇敌。因馀之国有高贤卿者，问于伏愚子曰：‘今国事未定，上下劳心，往古之事，能以弱胜强者，其术（策略）何如？’伏愚子曰：‘吾闻之，处大无患者恒多慢（经常骄慢），处小有忧者恒思善（经常行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周文王）养民，以少取多；勾践（越王）恤众，以弱毙强，此其术也。’贤卿曰：‘曩者项强汉弱，相与战争，无日宁息，然项羽与汉约分鸿沟为界，各欲罢兵息民；张良以民志既定，则难动也。寻帅师追之（劝刘邦追杀项羽），终毙项氏，岂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国方有疾疢（疾病），我因其隙，陷其边陲，觊（希望）增其疾而毙之也。’伏愚子曰：‘当殷（纣王）周（文王）之际，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习所专；深根者难拔，据固者难迁。当此之时，虽汉祖（刘邦）安能仗剑鞭马而取天下乎？当秦罢侯置守之后，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岁改主，或月易公，鸟惊兽骇，莫知所从。于是豪强并争，虎裂狼分，疾博者获多，迟后者见吞。’今我和肇建皆传国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故可为文主，难为汉祖。夫民疲劳则骚乱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谚曰：射幸数跌，不如审发（屡射不中，退而自审之意）。是故智者不为小利移目（贪小利而坏大事），不为意似改步（不要轻易改变计划），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多次策划而后行动），故汤武之师（商汤伐桀，武王伐纣）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审时度势）。如遂极武黩征（用尽兵力去争战），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若乃奇变纵横，出入无间，冲波截辙，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济盟津（周武王伐纣在孟津盟会诸侯，改名盟津）者，我愚子也，实所不及。”大将军姜维认为谯周是腐儒之论，后主亦不采纳。后来谯周迁任光禄大夫，虽不参与政事，时常为国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