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区征地事件总算结束了。江平市政府最后给被征地农民开出的条件，主要有两条：由开发区企业解决一半以上的被征地农民培训和就业；政府组织相关部门给所有被征地农民办理养老保险，政府每人补助一万五千元，其余由个人承担。超过年龄不能办理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民，政府自男满六十周岁女满五十五周岁开始，每月发放一百元生活补助。
文件出台后，老队长、叶志宝和高自远带领一班人到政府，专门送了一面锦旗，上书“老百姓的好政府！”一些新闻媒体专程前来采访，一起突发性群体事件，最后竟然演化成了一起和谐政府与老百姓关系的佳话。意见领袖高自远更是在各大论坛发文，高度赞扬居思源市长在处理事件中的为民心理和反映能力，称道：“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的新形象。”
但是，因为事件本身的影响，和外电的介入，省委在肯定江平市委、市政府处理问题的成效的同时，也对江平市委市政府作了通报批评。徐渭达和居思源因为负领导责任，双双向省委、省政府作了检讨。
江平市也为此召开了总结和反思大会。徐渭达主持会议。相关部门和市级领导都参加了，徐渭达黑着脸，一言不发。从宣布会议开始，他就端坐着。既不同身边的居思源和程文远说话，也不望向台下。他的目光一直盯着面前的笔记本，仿佛笔记本上藏着天大的秘密似的，他要把它使劲地盯出来。副市长李远通报了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宣传部长尉迟芳通报了新闻媒体应对情况。副书记程文远宣读了省委省政府的批评通报。程文远宣读时，表情凝重，语调低缓，给人一种严肃而沉痛的感觉。居思源听着，心想：也不必如此紧张吧？事件出现是坏事，但处理结果是好事。应该总结的不仅仅是省委省政府的通报，而是总结这次事件处理的经验和教训。
三天前，也就是事件发生后一个星期，市委召开了常委会，对这起群体性事件进行了专题讨论。会上争论激烈。居思源听得出来，徐渭达和程文远对自己都很有些想法。徐渭达提出：对于群体事件，要正视，但不能迁就，更不能以随便开口子承诺来化解矛盾，这样会对将来的工作带来不利。程文远更是直接提出了这次事件的处理，究其实质是政府和被征地农民作了一次交易。并且，他隐晦道：“事件处理要运用集体的智慧，任何个人主义对事件的处理都是不利的，而且会影响到市委市政府的整体公信力。”
这话说重不重，说轻不轻，矛头对着的就是居思源。虽然居思源心理上有所准备，但没料到会如此迅速，如此直白。常委会上，他只讲了两点：一、他的一切决定都是向徐渭达书记汇报过的。二、对于处理如果有不妥的地方，个人愿意承担责任。
“承担责任？思源哪，责任不是说承担就能承担的啊！”徐渭达语气古怪，清秀的脑袋，如同佛珠般转动着。
居思源说：“在问题的处理过程中，我确实有些地方武断了。但那是特殊情况。我们开会讨论，不是讨论责任问题，而是要讨论我们将来怎么防范和及时处理类似事件的发生。我们不怕事件，怕就怕不从事件中汲取教训。”
“那就请思源市长谈谈教训吧。”程文远提议。
常委会因此甚至有了些火药味。但居思源觉得这很正常，关键是为了工作。因为工作，彼此间产生矛盾，是正常的。如果是为了个人、为了私事，则不正常。
总结和反思大会就是常委会精神的贯彻，主报告由市政府办起草，居思源讲了主要意见，报告出来前，他又让办公室分送徐渭达书记、程文远书记和其它各位常委。没有任何反馈，报告如同一颗丢进深井的石子，被深井里的寂静吞没了。这让居思源很有些为难，但转念一想：送了，不回应，则是没有意见的表现。没有意见，而又不提出反对意见，则是同意。既然同意了，就是集体意见。那就讲吧！
昨天晚上，居思源回了趟省城。
省委副书记李南专程找他，说有些事情想听听他的意见。一个省委副书记要听市长的意见，那这意见应该是很重要的。居思源猜测了下，估计是人事，或者是涉及到工程以及项目等。他又想起李南打招呼的上海联建公司，那事他给国土局长杨俊联系了下，杨俊说很麻烦。他让杨俊再调查下，有情况给他汇报。可时到今日，杨俊一直也没再说。李南该不会是为这事吧？为这事，打个电话就行了，而且这样的事在电话里说比当面说要好得多。身为省委副书记，找一个市长过来，应该是有更正当的理由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呢？
人事吗？
江平在原来的市长吉发强案发后，包括常务副市长在内的一批位子一直空缺着。徐渭达几次想动，省委都没有同意。现在看来，省委是要将人事调整的大权作为居思源到江平的一份礼物，从而使他在江平获得第一波人权和“人”。
李南副书记是从一个接待晚宴上赶到办公室的。省委副书记晚上在办公室工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仅省委书记，就是市委书记、县委书记，这也十分正常。领导人的工作太忙，晚上到办公室，既可以谈些私密的工作，又可以读读报、上上网，了解了解政治大事。全党上下都在强调建设学习型政党，可是学习的时间呢？干部们忙于开会、接待、接访和招商，哪还有多少时间能静坐在办公室里学习？就是回家，领导干部也难得清闲。这一点，居思源都深有同感。自己当处长后，时间就不够用了；白天跟着部领导后面，看起来闲，其实一分钟也不敢怠慢。晚上如果回家，往往就有人找上门来，通过你找部长，把你当作找部长的桥梁。你不接待吧，面子上过不去。接待吧，心里既没底，也不太愿意。到当了副厅长、厅长，时间真的是按分计算了。早晨一上班，秘书就告诉了你上午八点什么什么活动、八点四十到省委参加某调研会、九点五十，某市副市长来访、十一点零八分，到某酒店参加某副省长主持的商务洽谈……
“思源到了，好，好，坐吧！”李南是居思源老父亲的老部下，甚至可以说是居老爷子一手培养起来的。小时候，李南经常出入居老爷子家，居思源记得，那时候李南毕恭毕敬，谦虚温和。当然，现在，对居思源，李南也还一直是很温和的，而且在很多重要场合，李南还特别显示出对居思源的器重与关照。
居思源坐下来，说：“李书记这么忙，一定有……”
“是有事啊！”李南让秘书过来泡了茶，秘书退出后，便道：“两个事，一个是江平开发区突发事件这事。你觉得你处理得怎么样？对省委省政府的通报有什么想法？”
居思源一直没想到李南会问这个问题，通报都通报了，还能有什么想法？但既然问了，他干脆倒豆子般：“江平开发区这次事件，说是突发，其实是必然。江平同各地一样，这几年正处在大建设大发展的关口，对土地的需求不断增大。这样，就势必造成了失地农民这种近些年才出现的新现象。而由于财政的吃紧，和对老百姓利益的不够重视，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和养老保险这一块基本没有能到位。失地农民们能不上访？多次上访不能解决，于是就有了群体事件。群体事件是个警醒，告诉各级政府各级干部，要切实沉下心来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和生活问题。江平这次事件，一开始确实聚集了有一万多群众，但除了一个误伤外，没有形成冲突。具体解决上，政府每年拿出两个亿，来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是一条比较好的路子。同时，对新闻和舆论的引导，也应该说比较成功。各媒体一开始有些负面报道，后来成了正面宣传。现在，江平的老百姓对此议论最多的就是：政府真正把群众利益放在了第一位。”
“这些都不错。但有两点，思源哪，我得提醒你。”李南喝了口茶，然后将口里的茶叶又轻轻地吐回到杯中，边说：“第一点，江平事件如此处理，可能给各地处理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最后的结果是财政必须出来承担，这对财政的压力过大。第二，你刚刚到江平，当然哪，这件事也是突发，但以后还是得多跟渭达同志商量，多向渭达同志请教，多听渭达同志的意见。他是老同志了嘛！对基层工作对处理群众问题，他很有经验。思源哪，渭达同志很信任你，他对我说思源同志年轻，可以有冲动，可以有探索，可以有失误；只要不是原则问题，他顶着。正因为这样，思源哪！”
居思源将茶杯捧在手上，看着茶叶正在一片片地往下沉。
李南继续道：“思源哪，渭达同志这样说，是对你的关心。你得注意这一点。遇事多和渭达同志通气，比如对开发区事件中养老金的问题，还是要多商量嘛。是吧！这样对你自己对政府工作都有利。”
“这个，我会注意的。”
“那就好。另外一件事，是关于人事的。你到江平也快两个月了，江平的人事情况你也都清楚了吧？渭达同志和文远同志都多次提到过人事调整，我一直没答应，相信你能理解。但是，市一级两会也快了，得提前做好这方面的安排。找你来，就是想告诉你，这事要放在心上，在十二月底，请你拿出一个方案。我先看了，再同渭达同志商量，最后再过常委会。人的问题最重要，特别是一把手，没有人是不行的。省两会也要开了，渭达同志可能省委有所考虑，将来你的担子就更重。没有人怎么行呢？回去多了解，掌握些一手情况，既要把能干事的同志用起来，又要充分考虑方方面面的综合因素，不能闹矛盾，更不能带病提拔干部。一把手的工作，除了统揽全局，就是要在用人上多做研究。”
“啊！”
“文远同志也是老同志了，文远同志的老岳家琪同志跟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同志人不错，就是性格有点急躁。你也得尊重他啊！当然罗，人事上也可以听听他的意见。方方面面都能照顾嘛，这样才能和谐。”
“我知道了，李书记。”
李南站起来，拍了拍居思源的肩膀，说：“当年到你家，你还是个大学生。如今多快啊，也成了市长了。快啊，我也老了啊！”
“李书记老什么？正当年哪！”
“也学会奉承人了？池静现在怎么样哪？还有孩子，该考大学了吧？”
“她还在省医，孩子高二了。”
“啊，我这正好有点燕窝，是一个朋友带来的。你拿点回去，给居老，就说我有空会去看老领导的。”
“这……好吧。”居思源接了燕窝，笑道：“我替老爷子谢谢李书记了。”
居思源出门刚到走廊上，李南也跟了出来，说：“啊，还有联建公司那事，听说办了，是吧？那我得谢谢你啊！他们那老总，可能近期要过来，说要去当面感谢。到时，我再通知你吧！”
“啊！”居思源心想：大概是办了吧，反正后来杨俊也一直没回话，应该办了，才没回话，如果没办或者办不了，杨俊就一定会当面汇报的。他们知道：如果办了，领导自然会知晓；没办，你就得把没办的理由告诉领导。杨俊在江平官场上，算是居思源接触的第一批市直一把手干部，这人不仅仅是国土局长，还是市级老领导杨家琪的儿子，也是当今江平市委副书记程文远的小舅子。不过，马鸣告诉过他：杨俊跟程文远是合不拢的。杨俊虽然身上也有些官二代的习气，但那是一种自负之气，自信之气；而程文远，虽然已经到了副书记的坎儿上，但很多江平官场的人都知道：程文远的内心是苦涩的，甚至是自卑的。这一刻，居思源感到：也许到江平来，他第一个就应该着手培养的干部，或许就是杨俊了。
“那好，那好，早点回家，小池还在等着呢。”
回到家，居思源立即给杨俊打电话，问联建公司的事怎么办了？杨俊说按市长的意见办了。
“市长的意见？市长什么意见啊？”居思源问道。
“联建涉及到一块用地，面积五百多亩。设计上是工业用地，现在改成了商业用地。因为这，拖了快一年了。这次我们通过省局，做了些工作，给办了。请市长放心！手续都已经搞好了。”
“既然这样，那就……以后，像土地方面的事，要向我报告。”
“知道了。居市长。”杨俊大概也没弄明白居思源市长到底是什么意思，最后一句话说得有点没底气了。
居思源笑道：“我是指以后。我刚到江平，这一块工作还请多……”
“市长这就……只要市长需要，我一定做好工作。”杨俊回答得很自如，既没有受宠若惊之感，又不失时机地表了忠心。
上午开会前，居思源特地到徐渭达办公室，就政府近期的工作，简单地谈了谈。主要是集中在年底的财政抓收入上，还有各项民生工程的兑现，以及筹备即将开始的两会。徐渭达听着，头像算盘子一样转动着，这让居思源看着很有些不快活。但他没说，只是将政府工作思路一古脑儿说完了。这时，徐渭达才道：“政府工作你做主，你是市长嘛！啊哈，哈！啊！”
居思源笑道：“渭达书记统领全局，我就是做主，也得是在渭达书记领导下的做主。下周，政府准备召开一个座谈会，请三区两县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参加。江平的发展需要讨论，渭达书记如果能安排得过来，到时请过去指示。”
“这就不了。你开吧！”徐渭达低着头，正在文件堆里找着什么。
居思源仍然道：“到时候让他们通知你吧！”
程文远宣读完省委省政府的通报后，会场上一片安静。对于批评，官场上向来是以沉默作为注脚的。何况这是一次对江平市委市政府的集体批评，没有具体的人出来承担责任，那宣读就只能是一次宣读。说穿了，对于底下的干部们来说，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虽然会场上安静着，但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人在张望。他们想知道下一个议题是什么，是不是会有人出来直接为开发区的事件承担责任。
这一点，在常委会上，也是个焦点。居思源极力主张要对开发区负责同志追究责任。但程文远没有同意，常委中一半以上都没表态。最后只有请徐渭达定夺。徐渭达既没看居思源，也没看程文远，只是道：“开发区的事件，并不是单个的独立的事件，是以前一些工作失误的集中爆发。按理是应该有人来承担责任的，但谁来呢？开发区的班子也刚刚上任，不能让人家刚上任就检讨，这不太合适吧？政府更不行了，哪还有谁啊？要说追究责任，首先得追究我。是不是啊？我是江平的班长嘛！而且我一直在江平。这事，我看……”
“我还是认为应该追究责任。不追究责任，不足以起到批评警示作用。如果渭达书记和同志们认为不宜于追究个人责任，那就追究开发区班子集体责任，请开发区管委会到时在大会上作检讨。”居思源退了一步，但却是退中有进。
徐渭达翻了下眼睛，盯了居思源一眼，又看看程文远，接着将茶杯盖拿起来，又放下，如是者三，才道：“那好吧，就按思源同志的意见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