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说服应灿和我一起去婚介所报名了，大概她也觉得单凭自己的力量认识的人太少了。我有这个想法也是受顾西颜的启发，她曾详细给我讲了婚介所的流程和见闻，听起来也挺有趣，何乐而不为呢。我妈尤其鼓励我去报名，她说既然有这个渠道，何必托人弄巧的，还欠着人情。
我俩去的这家婚介所位于市中心，走进他们的办公室，如同进入了图书馆的阅览室，几张大桌子上有不少青年男女在翻阅资料——从中找出合适的约见对象，室内悄然无声，只是偶有咨询电话进来，打破这宁静。
接待我俩的是一位中年男子，他给我们介绍了会员规则：入会费二百元，没有限期，每次可以填写若干约会对象，由婚介所负责寄出。如果对方有意见面，会按照你在约见单上留的电话来联系。听起来不错，我俩交了入会费和照片，办理了会员证，并马上开始查阅资料，约见中意的人。
我们像在图书馆资料室里一样，认真翻阅着会员材料。那些材料按照年龄段分类，制成卡片，每张卡片上有此人的照片、个人咨讯、求偶要求，看中后抄下代码填好表，交上去即可，大概一周就会有回音。
我本着广种薄收的态度，挑了七八个填好，应灿也写了几个，然后我俩就离开了那里。应灿兴致不高，笑道：“给咱们介绍情况时，我怎么觉得那个工作人员一直看着你，好像我根本不是来入会似的。”我倒没有观察到这点，就算如此，又有什么关系呢？
几天后，果然接到了第一个电话，一个年轻利落的声音从话筒中传来。他作了自我介绍，但我实在想不起来我填过这个人了。由于事出突然，我一时没有调整过来，再加上本来就口无遮拦，便脱口说出：“哟，我第一次去那里，还真没想到能接到电话，我填了七张单子呢！”对方也很热情地说：“哦，你放心吧，一般都会有回音的，你等着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回音，婚介所也会帮你询问原因的。那咱们周末再联系，约定见面时间吧。”我说好的。放下电话，我才觉得自己这样说很不合适，把自己底牌和盘托出，居然告诉人家约了七个人，太二百五了。不过听那人话音，似乎并未在意似的。
到了周末，他打来电话，客气地说：“这几天我家人为我介绍了一个女孩，我觉得挺好的……对不起啊！”我果然预料正确，于是显出并不在意，甚至有些高兴的样子说：“啊，没关系没关系。再见。”
尽管如此，还是见了几个人。
有一个人是在复兴门见面的，在附近快餐厅坐下之后，几乎无话可说，我问一句他答一句，我说：“这倒是我的本行——记者采访。”他眼睛很小，眯缝着，吭哧地笑着，用蚊子般的声音回答道：“是我嫂子帮我在那报的名……”
另一个人是石景山区的，胖胖的，坐在我对面给我讲述了他上一段恋爱失败史：“那女孩不懂事，不知道心疼人。我下班很累了，还要我去夜校接她……”他约我下次去历史博物馆参观，问我有兴趣吗？这个话题他在谈话中就提过，我当时礼貌性地回答好啊，没想到分手时他正式约我下次见面去历史博物馆。这时，我的感觉已经明朗了，我说，再说吧。他自嘲地笑了笑，摇摇头说没关系。
还有一个英俊的小伙子是我们区某个大型工厂的车间主任。对于不到30岁的大学毕业生当上车间主任，我很是好奇。他说：“车间主任就跟学校里的小组长似的，什么都管，甚至计划生育都管。”我俩随意闲聊还算愉快，分手时他甚至问我需不需要他送我回家。我是独立惯了的人，曾被以前的领导夸为像女英雄一样“骑马挎枪走天下”，自然说“没关系没关系，不用送”。他也就没送，以后也再无联系。我一直也不知道是因为拒绝了让他送使他误解，还是他原本就无意，不过是出于绅士习惯要送送我。虽然有点遗憾，也就这样了，萍水相逢本来就如此嘛。
还有一个山西小伙子，也是胖胖的，特地从十里堡到三里屯来见我。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十里堡在哪里，后来问清楚他来三里屯走了一个半小时，我才深感罪孽，其实他当时可以提出另外合适的见面地点，并不需要迁就我。我俩的约见半个小时结束，就在三里屯酒吧马路边的露天座位上。后来他还打来过几次电话，聊聊他的奋斗理念，他说小地方的人总是很保守，他为了克服自己这个缺点，曾在休假回家时，当过业余导游，寻求突破自己。我不知道不喜欢他哪里，也许正是他的拘谨、沉闷。我已经成了“过尽千帆皆不是”的人了。
没有听到应灿那里有什么故事。倒是过了半年左右，有一次，她突然告诉我：“我已经去那退会了，我觉得挺没意思的。”其实觉得不好，不见就是了，何必非要退出，做出自己不需要这个渠道的姿态呢？
黄栌也在第一时间知道了我加入婚介所的事情。每逢我在非周末的日子休息在家的时候——我的工作不需要天天坐班，有一天松动时间，黄栌都会打来电话说：“你再去一趟吧，不然你在家待着也就浪费了一天，失去多少机会！万一有合适的呢？”
我已经由最初的新鲜变得疲沓和失去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