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劳动者和杰出的思想家历来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他们用优秀的人格和品德书写历史。出色的领导者、国王、牧师、哲学家、政治家和爱国者，通常都具备真正的无比高尚的品格。卡莱尔先生曾说，归根结底，我们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伟大的历史。他们的身上记录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生活的各个纪元，象征着新时代的开端。尽管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积极主动地影响历史，他们也可能会受到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影响着公众的意志，然而，他们的思想也无法摆脱时代的影响，是历史的产物。其中最突出的那部分，在群众中广泛传播，并能化为实践行动。他们甚至对社会制度都有不容忽略的影响。如：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教教义的作用，加尔文对清教徒气质的作用，洛拉耶稣会教义的作用，福克斯对教友派教义的作用，还有韦斯利对卫理公会派教义的作用和克拉克森时奴隶制度废除论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说，每一种制度实际上都是伟人杰出思想的缩影。
伟人的思想总是深深地烙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和民族身上。就像德国人身上有路德的影子，苏格兰人身上有诺克斯的影子，而对意大利影响最深的是但丁。他像夜间的萤火虫，在黑暗中，捎给人们一点光亮和一线希望，把意大利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他那燃烧着激情的智慧的诗句，唤起了人们的斗志。他的心中充满了温柔、无私的爱，吸引了大量读者，深受敬爱。作为最具民族特色的诗人，他的作品流芳百世，影响整个民族的发展进程。1821年，拜伦写道：“意大利人，谈论的是但丁，描述的是但丁，思考的是但丁，梦想的仍是但丁。或许有些偏激和片面，但他确实是值得人们这般的信赖。”
“时势造英雄”，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优秀人物出现，前赴后继，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从阿尔弗雷德到艾伯特之间，最有影响力的应该是介于伊丽莎白和克伦威尔统治时期的杰出人物。有莎士比亚、汉普顿、比姆、艾略特、瓦纳、克伦威尔等等。他们或者拥有非比寻常的力量，或者具有无比崇高的品格。这些人的灵魂早已融入到英国的公众生活中，他们的生平事迹被视为最珍贵的历史遗产。
因而，华盛顿留给人们的诚实、正直、伟大和崇高的人格，是最有价值的财富，他是大家心中完美无缺的偶像和榜样，是国家力量的源泉。他通过自己的示范作用，支撑起整个民族。正如一位很有才华的作家写道：“伟大以及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民族的财富，哪怕是孤立、颠覆、被抛弃甚至是推动奴隶制，也无法将他这份神圣的财产剥夺……任何时候，人们都缅怀死去的英雄。假如能以这些光辉的形象来激励自己，国家就会繁荣富强。这些伟人是人类的精英，与世长存。他们的后代循着足迹，做着同样的事情。他们是国民的先锋模样，鼓舞着善良而正义的民众不断实践。”
评价一个民族的品质，主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即伟人的品格和在国民主体中发生影响的品格。华盛顿、埃尔文参观艾搏斯福德时，向他的很多朋友介绍瓦特斯科特勋爵，其中不仅有附近的农场主，也有辛勤耕种的农民。埃尔文说：“我想让你看普通而又优秀的苏格兰人。真正的苏格兰民族精神并不是一个优秀的人就能代表的。而是你在任何地方遇到的任何一个苏格兰人，都具备同样的品格和精神。”虽然一个社会的思维能力，可以由几个政治家、哲学家和神学家代表，但普遍的劳动群众和开办工业、创造新职业的人，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主体力量，才是整个民族和社会的真正栋梁。因为他们的存在，国家和民族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
任何民族和个人一样，需要维护自己鲜明的品格特征。在一个制度的国家里，社会各阶级都行使着一定的权力。但民族品格的形成是基于大多数人的道德品格的意愿。这种品格既决定他们个人的品格，也决定了整个民族的品格。设想一个没有诚信、正直、果断、善良和勇敢等美德的民族，如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将遭到其他民族的鄙夷和轻视。
维持一个民族的品格，单靠制度是行不通的，不管它自身有多完美。而人们高尚的精神，对民族美德的形成和保持却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教育是治国的长久之策。只有每个国民都具有优秀的品质和道德，才会形成高尚的民族性格。否则，人们自私自利、道德败坏又虚伪，他们就无法真正地团结在一起，无法发挥民族的凝聚力，也就很容易受人控制。
防止实行独裁统治的最有效、最可靠的方法是保证个人的自由和进步、纯洁和善良。没有这些作为屏障，民族的精神风貌会如何，自由又从何谈起？再强有力的政治权力，也无法让一个个体堕落的民族变得高尚。保障公正的参政权，就需彻底贯彻公众参政制度，代表这个国家的政府和法律才能体现其民族真正的品格。如果政治是建立在个体的不道德的基础上，肯定不存在任何稳定形式。他们拥有的一切，会被其他民族所鄙夷、丢弃。这个堕落民族中的新闻，不过是一个放肆和道德沉沦的窗口。
民族和个人一样，需要在从属于他的优秀种族中获取情感慰藉、寄托和能量。他需要有辉煌的历史，让自己的荣耀永远保持下去，影响每一代人的生活。让先人坚定不移的意志和勇往直前的追求与魄力成为后人最珍贵的财富之一。民族犹如一个拥有丰富社会阅历的人，走上正道，就会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反之，也会导致迷惑和空想泛滥。但在经受挫折和磨炼的同时，整个民族得到净化，变得坚不可摧，创造出最辉煌的篇章，对民族品格形成最深刻的影响。
如果要客观公正的评价一个民族，不是根据它疆域的大小，而是根据生活于其中的民众。面积辽阔和富强经常混为一谈，就不尽准确。虽然拥有广大的土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的强大，但二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一定占有广阔的地域，而疆界和人口都广大的民族，未必就能称得上伟大。以色列民族就很小，但对世界的格局却产生很深远的影响。希腊也不大，阿提卡的所有人口比南开郡的人口还要少，雅典也无法同纽约相比，然而，希腊在艺术、文学、哲学和爱国主义方面的成就却是无可比拟的。
而雅典却走向了衰落。因为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公民没有一个真正的家，更没有家庭生活可言，它的奴隶数量也大大超过了自由民。它的公民，在道德方面，即便不是腐败堕落，也可以说是松散无度；它的女性，即使在事业上取得很大成就，品行也极为放荡。所以，一开始它就注定要走向衰落，甚至比它的兴盛来得更突然。
罗马也同出一辙，在人民普遍的堕落和贪图享乐中走向了没落。在罗马帝国晚期，工作、劳动被认为是仅仅适合于奴隶的行为。他们丢弃了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美德，罗马帝国失去全部的生存活力。老波尔顿说过：“他们宁可在战争中不断地流血，也不愿在劳动中滴下任何一滴汗水。”这样的国家必然会被勤劳而又充满活力的民族所征服和取代。
路易十四曾经问过大臣科尔伯特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能够统治像法国那样强大的国家，却无法令荷兰这样的小国臣服？大臣回答说：“陛下，国家的繁荣和兴旺并不取决于它的领土是否宽阔，而是人民的道德情操。荷兰人具有勤奋、节俭、不屈不挠的高贵品质，这是您不可逾越的障碍。”
关于斯比洛拉和里卡多曾经有这样一个传说。1608年他们被西班牙王任命为使者，前往海牙签订一个谈判条约。有一天，他们看到十来个人从船上走下来，在草地准备好面包、奶酪和啤酒作为午餐。大使不禁问道：“那些旅行者是谁？”“他们是我们尊敬的主人，也是国家的代表。”身旁的一位农夫回答说。斯比洛拉与他同伴低声说：“我们必须用和平手段，否则他们是不能被打败和屈服的。”
总而言之，个体稳定的品格是社会制度稳定的基础。堕落的个性无法组合成一个伟大的民族，哪怕它表面上看起来高度文明，一有灾难就会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缺少正直、善良、高尚的人格，即使生活富裕、态度温和、有贵族派头，也不会真正团结在一起，凝聚起强大的力量。如果每个人都只为了自己而活着，贪图享乐，他们的自私自利，必然会导致这个民族的不幸和灭亡。
若一个民族缺少品格的支撑，就无法立足于世界。如果忠诚善良、坦率耿直这些美德都得不到人民的尊重和敬仰，这个民族就会没有生存的理由。倘若还有一些诚实守信的人幸存下来，并努力让每个人都信仰这高贵的品质，使失去的品格重新拾起并不断升华，这个民族才能得到拯救。否则，这个民族将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回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