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期的散文风格各异、样式不一，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就形式而言，有记叙、写景、抒怀、言志、评述；风格上形成了鲁迅的峻冷峭拔，周作人的平和冲淡，朱自清、冰心等的清新雅致，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豪迈挥洒，叶圣陶、许地山的朴素平直，徐志摩的浓艳绚丽等。
“语丝社”的周作人是小品文的开拓者之一，代表作《故乡的野菜》《乌篷船》《菱角》《夏之梦》等多以小题材为描述对象，笔调从容、闲逸，于趣味性、知识性中潜移默化地培育着对生活的热爱。他的议论性散文在当时也占有重要地位。与周作人艺术风格相近的是同为语丝社的林语堂。他的代表作《翦拂集》着力讽刺时弊，批判传统的中庸哲学，强调与旧世界的斗争。俞平伯的《杂拌儿》《燕知草》等也带有与周作人类似的雅致，但同时又多了些晦涩的味道。
郭沫若与郁达夫同属奔放潇洒一派。郭沫若的散文诗集《小品六章》文笔精美，语言雕饰，设景味道深长；郁达夫的游记散文中《屐痕处处》和《钓台的春昼》是代表他风格的作品，尤其是后一篇，写出了富春江秀丽的景色，于凭古怀悼之间，抒发了对现实的愤懑之情。
何其芳的抒情散文在20世纪30年代别有风姿，被称为“诗人的散文”。作为现代派诗人，他将现代派的一些方法渗人散文创作，以达抒写情感之目的，代表作为《画梦录》。何其芳散文的语言同他的诗一样，精雕细琢，有很强的可感性。
记叙性散文中，李广田（1906—1968）记人的篇章很有代表性。他笔下的人物描写没有故事情节，只截取一些生活片断，加以抒情的寥寥几笔，以达传神之效。
抗战爆发，尤其是皖南事变之后，富有战斗性的杂文发出时代的最强音。郭沫若的《新缪斯九神礼赞》《斥反动文艺》等文成为国统区思想战线、文化战线的重要文献；闻一多《最后一次的讲演》表现了一个坚强的民主战士面对手枪的英勇气概；冯雪峰的杂文侧重于人的心灵剖析，表现出较强的理论力量；聂绀弩（1900—1986）的杂文在艺术上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他善用令人兴趣盎然的古代故事巧妙抨击现实。此外，丰子恺（1898—1975）、林默涵（1913—2008）等许多作家也都写了大量杂文。
记叙与抒倩相结合的散文在国统区成绩突出。茅盾的《白杨礼赞》《风景谈》，巴金的《废园外》《灯》《龙》都是名篇，沈从文的《湘西散记》是记叙自然与人文状况的美文。
新中国成立初期，作家和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业余作者们，运用散文自觉地高唱反映新时代、新人物、新事物、新风貌的赞歌。因为作者队伍庞大，所以反映的生活面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宽广程度。作品所呈现出的风格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巴金的热烈凝重，冰心的细腻柔婉，靳以的热情澎湃，刘白羽的激越高亢，华山的幽默气派，风格虽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以真实淳朴的感情涂抹着新生活的绚丽色彩。
这时期散文创作一大特色是，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两项内容交相辉映。抗美援朝题材的作品影响较大的是：刘白羽的《朝鲜在战斗中前进》，靳以的《祖国我的母亲》，菡子的《和平博物馆》，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等；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名篇有：柳青的《1955年在皇甫村》，秦兆阳的《王永淮》，沙汀的《卢家秀》，靳以的《到佛子岭去》，华山的《童话的时代》，李若冰的《在柴达木盆地》，臧克家的《毛主席向着黄河笑》，杨朔的《石油城》等。
形式多样也是本时期散文创作的收获之一。游记、小品、随笔和杂文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它们在新时代的作用，不少作品受到读者的欢迎。游记有贺敬之的《重回延安母亲的怀抱》，方纪的《歌声与笛声》，杨朔的《香山红叶》，碧野的《天山景物记》，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茅盾的《斯德哥尔摩杂记》，峻青的《欧行书简》等；随笔有菡子的《小牛秧子》，何为的《两姊妹》；杂文有茅盾的《剥落蒙面强盗们的嘴脸》，巴金的《况钟的笔》，任晦的《“废名论”存疑》以及马铁丁的《思想杂谈》等。
虽然本时期散文创作收获丰厚，但从整个文学领域来看，散文相比其他文学体裁受重视不够，尤其杂文显得更为薄弱。另外，有时由于受到不正常政治生活的影响，整个文艺界普遍存在着不敢大胆揭露现实矛盾冲突的现象，散文创作也不例外。
这一时期的散文园地进人成熟的收获期，冰心、巴金、叶圣陶等老作家以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更为可喜的是，以杨朔、刘白羽和秦牧为代表的中青年散文家日渐成熟，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格。杨朔的散文似轻风抚柳般清新优美、婉转动人，刘白羽散文如同熔岩爆发般恣肆汪洋、炽热如火，秦牧的散文则将知识性、趣味性融合起来，如数家常、娓娓道来。其他的散文家也各具特色，个性鲜明，如碧野的明艳动人，陈残云的轻盈秀丽，邓拓的深刻犀利，吴伯箫的简练真诚，曹靖华的平易朴素，峻青的高远深阔，李若冰的豪迈冷峻，陶铸的坦率峭拔，菡子的温婉细腻，宗璞的娟雅清秀……家家都亮出了写作散文的真功夫。
新时期的散文，如同一只报春的燕子，灵巧、敏捷地最先带着时代的气息飞进人们的心里。改革开放后，全社会沸腾的生活首先在散文中得以体现。此外，反映生活各方面，如回顾个人经历和情怀、揭示生活哲理的散文亦重展笑颜，绽放光彩。这类作品中的优秀之作有丁玲的记叙与丈夫的牛棚生活的《牛棚小品》，严阵追忆女教授高风亮节的《水仙》，张抗抗的歌颂群众中蕴藉的无穷力量的《地下森林断想》，管桦和丁玲托物言志，寄托气节与向往的《竹》和《仙女开花》等。
游记散文也日渐繁荣，它们大多继承古典散文中寄情于景的传统手法，于一山一水中寄托自己的情怀。这当中，国际题材的作品风采独具，丁玲的《我看到的美国》，萧乾的《美国之行》，王蒙的《德美两国纪行》，穆青的《在斜塔下》，刘白羽的《一曲清清塞纳河》，韦君宜的《故国情》等都是鼎力之作。
进入世纪之交与新世纪之后，散文也出现了多样化、多极化的趋势，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林非、刘亮程、王充闾、王剑冰、周涛等人的散文，从历史入手，开始了时代与文化的反思。为民族、为思想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青春派散文家接过老一辈人的散文创作风骨，以80后作家为例，韩寒的随笔散文才华横溢、性格张扬，施晗的纪实散文情真意切、挥洒自如，而刘卫东的历史散文又是天马行空、别有特色，此外，春树、张锐然、胡坚等人的散文均表现出了自己不凡的气质和追求。
散文的古今概况
古代散文：我国古代，为区别于韵文、骈文，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在内，一律称之为散文。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历程。
先秦散文：包括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以论说为主，如《论语》《孟子》《庄子》；历史散文是以历史题材为主的散文，凡记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文章和书籍都是历史散文，如《左传》。
两汉散文：西汉时期的司马迁的《史记》把传记散文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东汉以后，开始出现了书、记、碑、铭、论、序等个体单篇散文形式。
唐、宋散文：在古文运动的推动下，散文的写法日益繁复，出现了文学散文，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山水游记、寓言、传记、杂文等作品，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也在此时涌现。
明代散文：先有“七子”以拟古为主，后有唐、宋派主张作品“皆自胸中流出”，较为有名的是归有光。
清代散文：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清代散文，注重“义理”的体现。桐城派的代表作家姚鼐对我国古代散文文体加以总结，分为13类，包括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说、箴铭、颂赞、辞赋、哀奠。
现代散文：指与诗歌、小说、戏剧并称的文学样式。特点是通过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片断或生活事件的描述，表达作者的观点、感情，并揭示其社会意义，它可以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工创造；不一定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而是着重于表现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具有选材、构思的灵活性和较强的抒情性，散文中的“我”通常是作者自己；语言不受韵律的限制，表达方式多样，可将叙述、议论、抒情、描写融为一体，也可以有所侧重；根据内容和主题的需要，可以像小说那样，通过对典型性的细节和生活片段，做形象描写、心理刻画、环境渲染、气氛烘托等，也可像诗歌那样运用象征等艺术手法，创设一定的艺术意境。散文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杂文、短评、小品、随笔、速写、特写、游记、通讯、书信、日记、回忆录等都属于散文。总之，散文篇幅短小、形式自由、取材广泛、写法灵活、语言优美，能比较迅速地反映生活，深受人们喜爱。
戏曲
元曲概述
一般来说，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是元代文学主体。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只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曲原本来自所谓的“蕃曲”“胡乐”，首先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
随着元灭宋人主中原，它先后在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开来。元曲有严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数、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但虽有定格，又并不死板，允许在定格中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可增句，押韵上允许平仄通押，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有较大的灵活性。所以读者可发现，同一首“曲牌”的两首有时字数不一样，就是这个缘故（同一曲牌中，字数最少的一首为标准定格）。
元曲将传统诗词、民歌和方言俗语揉为一体，形成了诙谐、洒脱、率真的艺术风格，对词体的创新和发展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
元曲有杂剧、散曲之分。散曲又有套数、小令、带过曲之别。
我国古代音乐把调节器式叫保重宫调。曲的宫调出于隋、唐燕乐，以琵琶四弦定为宫、商、角、羽四声，每弦上构成七调，宫声的七调叫“宫”，其他的都称调，共得二十八宫调。但在元曲中常用的，只有仙吕宫、中吕宫、南吕宫、黄钟宫、正宫、大石调、小石调、般涉调、商调、商角调、双调、越调十二种。每一种宫调均有其音律风格，故对于调子的选择，往往有一定的习惯。如王骥德在《曲律》中说：“用宫调须称事之悲欢苦乐，如游赏则用仙吕、双调等类；哀怨则有商调、越调等类。以调合情，容易感人。”每一种宫调都有不同曲牌。套数则由两支以上周一宫调的不同曲牌而成。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把元曲与“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并列，称之为“一代之文学”。
小说
小说起源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县”乃古“悬”字，高也；“令”，美也，“干”，追求。是说举着细小的钓竿钓绳，奔走于灌溉用的沟磲之间，只能钓到泥鳅之类的小鱼，而想获得大鱼可就难了。靠修饰琐屑的言论以求高名美誉，那和玄妙的大道相比，可就差得远了。春秋战国时，学派林立，百家争鸣，许多学人策士为说服王侯接受其思想学说，往往设譬取喻，征引史事，巧借神话，多用寓言，以便修饰言说以增强文章效果。庄子认为此皆微不足道，故谓之“小说”，即“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浅识小道”，也就是琐屑浅薄的言论与小道理之意，正是小说之为小说的本来含义。
东汉桓谭在其所著的《新论》中，对小说如是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认为小说仍然是“治身理家”的短书，而不是为政化民的“大道”。
东汉班固编著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在《汉书·艺文志》中写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这是史家和目录学家对小说所作的具有权威性的解释和评价。班固认为小说是“街谈巷语、道听涂（同‘途爷）说者之所造也”，虽然认为小说仍然是小知、小道，但从另一角度触及小说讲求虚构，植根于生活的特点。
清末民初，维新派梁启超等大力倡导“小说界革命”，小说理论面目一新。小说地位空前提高，乃至被奉为“国民之魂”“正史之根”“文学之最上乘”，再不是无足轻重的“街谈巷语”“琐屑之言”。
小说的分类
按篇幅分：长篇小说（深刻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中篇小说（展示人生长河中的一个片断）、短篇小说（截取一个生活片断，以小见大）和小小说（也叫微型小说，聚集生活的一个小“镜头”，见微知著）。
按题材分：历史小说、现代小说、科幻小说、推理小说、神魔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
按体制分：章回体小说、日记体小说、书信体小说、自传体小说。
按表现手法分：现实主义小说、浪漫主义小说、革命现实主义小说。
按语言形式分：文言小说、白话小说。
小说的发展
我国古代的小说萌芽于先秦，发展于两汉、魏、晋、南北朝，当时被称为笔记小说，主要有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两种。唐代是小说的成熟期，当时的小说被称作传奇，宋、金时期流行话本小说。元末与明清时期小说发展至高峰，出现了长篇白话小说。我国的小说到现在已经是非常的辉煌灿烂，但是今天的我们有没有试着去寻找中国小说的根源和发展过程呢？在这里就让我们去追溯历史，去寻找中国小说的根源。中国的小说有很多起源，中国最初的著作是：寓言，史传，诸子散文等。我们从中就可以看出，我国的很多小说就是从神化传说开始的，神话就是把神人化，传说就是把人神话。但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很难区分。到了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志怪，志人小说。这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过的名字，但不论是神化或是志怪或是志人，都是用史记的方式流传下来的。比如《穆天字传》就是个神话，可史书却把他归为帝王起居一类；《山海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