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趣味有雅趣与俗趣之分，也有有趣与无趣之别。因此，透视一个人的人生与生活趣味，很容易辩别其人的品质与格调。积极乐观之人的趣味自会活泼雅致，醉生梦死之人或者趣味低俗，或者毫无趣味可言。千万种趣味的背后，其实都站立或匍匐着一个人。
据说美国大财阀之一，洛克菲勒的创立者约翰·D·洛克菲勒，是观察人物的高手。他只注意所要观察人物的同事是如何看待这个人。根据对方的居住环境，他也能发现其真实的面貌。譬如，利用假日出其不意地到同事家里拜访，随意看看其书柜上所摆放的书籍，即可了解对方的“兴趣”，并从对方的兴趣推断对方的格调。
趣味与人生
人生应该充满趣味，无趣无味的人生不免枯涩。但趣味也有雅俗之分：雅趣能让人生诗意盎然，丰富多姿；俗趣则让人生消磨意志，面目可厌。
中国化学家张子高业余收藏古墨出名，藏品近千方，其中不少是明清墨中至宝，写过多篇考证古墨的文章，还同叶恭绰、张？伯、尹润生三位藏墨家编写《四家藏墨图》。好墨讲究胶轻、烟细、杆熟，自然牵涉胶体化学的学问；张子高学化学，后来又专攻化学史，难怪他说：“藏墨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研究化学史的一个小方面。”职业和趣味竟如绿叶配牡丹，殊为难得。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也有这分福气，他主张研究中国古建筑必须重“见”，不能只靠看书看图，一生游历不少山川。《平郊建筑杂录》里提到他和夫人林徽因1923年在游香山途中发现杏子口山沟南北两崖上的三座小小石佛龛、几块青石板经历了七百多年风霜，石雕的南宋风貌依稀可辨，说是“虽然很小，却顶着一种超然的庄严，镶在碧澄澄的天空里，给辛苦的行人一种神秘的快感和美感”。建筑家有这样的领会，梁思成名之为“建筑意”。“意”，不太容易言传，等于品味、僻好之微妙，总是蕴涵一点“趣”的神韵，属于纯主观的爱恶，玄虚不可方物，如声色之醉人，几乎不能理喻。“趣味”若竟能归为体系、附会实证，则“趣味”已非“趣味”，“趣味”凝固成“理念”矣。这正是袁宏道所谓“世人所难得者惟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惟会心者知之”。这是对的。但是，袁中郎笑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辨说书画、涉猎古董以为清，寄意玄虚、脱迹尘份以为远，说这些都是趣之皮毛，未免犯了知识势利的弊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一心追求高级文化之神情旨趣，恐怕变得有身如梭，有心如棘，入理愈深，去趣愈远，终致身价太高而找不到市场出路。这一层苏珊·桑塔格看得比较通透，她标举俗中求雅的享乐主义也是“高品味”，“有品味有修养的人从此得以开怀，不必日夜为烦忧所累。这是可以帮助消化的”。琴棋书画的最高境界讲究能收能放，与此同理。张岱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跟大学问家的心境虽然不同，但断非胸无丘壑，一俗到底，不然明亡后他又何苦入山著书？萧伯纳说恺撒有“知”有“趣”，所以一生毫无发明，更无道德勇气。萧翁此论当不得真，他只是在故意挖苦西方用其人的“趣味”判断其人的精神境界之标准。
品味跟精神境界当然分不开，可惜庸俗商业社会中把人的道德操守和文化修养都化成“交换价值”，视之如同“成品”，只认标签不认内涵，品味从此去“品”何止千里！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曹问：“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土，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大怒，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由此可见梁任公学问、胸襟跟曹云祥不同：前者知趣，后者乏味；明乎此则会心微笑可也！
懂得看破功利社会怪现象而发出会心微笑的人，才能洞识“现代品味”的真谛，才可以在交换价值市场上立足且自得其趣。现代人看到不食周粟而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实在应该发笑，不笑就真是铁石心肠了。在这样精致的按钮时代里，没有这一点品味的人注定寂寞。品无高下，要在一字耳！美国有个作家专写一分钟小说，他有一篇小说的故事说一位汉子半生潦倒，事业屡试屡败，终于决心放弃追求成功，转而向世人袒露心中的失败意识，开设一家招牌叫“温啤酒坏食品”的馆子；岂料人人看了大为赞赏，都说他至情至性，天下一怪，馆子客似云来，汉子从此腾达了。说知趣，说品味，这个人算是正等正觉最上乘了；计穷虑迫、心机震撼之后灵机顿通，既不孤芳自赏，也不随波逐流，结果性情和生计都保住了。所谓“窗内人于窗纸上作字，吾于窗外观之，极佳”，他深谙此趣。
虽说“花不可以无蝶”、“石不可以无苔”，到底“居城市中，当以画幅当山水，以盆景当花圃”；现代人身在城中，心在城中，殊难培养层次太高深的文化品味；但是，培养求知的兴趣，多少可以摆脱心中的围城。知识可旧可新，可中可西，可真迹，可复制，不必僵持，也不一定都能化成力量，却大半可以增添生活情趣，减轻典章制度消磨出来的精神溃疡。张子高耽悦古墨，梁思成醉心山川，张石公酷爱繁华，说是求“知”求“趣”，实际上也流露出他们对人性的无限体贴。
圣人俗趣，不掩其诚
或曰：圣人亦有趣乎？当以断语答之：不仅有趣，甚至不乏俗趣。是的，圣人也是血肉之躯，难免人之情、人之欲。如果认为圣人不食人间烟火，实在是错看了圣人。
我们说孔子是圣人，我们也可以说孔子是俗人——一个大俗之人。孔子曾对致富之道有明确的态度：“如果财富可以求得，那么即使是做市场守门人这样的贱职，我也愿意干。”夫子食人间烟火的愿望，不可谓不强烈，你说他俗也不俗？孔子在评论人们对道德追求的自觉性时，打了个很俗的比喻：“我没见过喜好道德像喜好女色一样的人（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此语有点类似当今流行的那种“话糙理不糙”的“俗话”。可见孔子常常爱以俗人自居。
说孔子是俗人，不仅因为他无意中说了几句俗话，办了几件俗事，更因为他脑子里有为俗众着想的“平民意识”。他的一个叫冉求的学生竟然为虎作伥替季氏搜刮民财，孔子听后，义愤填膺地宣布：此人“非吾徒也”，大家对他“鸣鼓而攻之可也”。
从孔子凡俗的一面，人们能发现他对自己周围的普通人的命运及生与死的巨大关注。一次马棚失了火，孔子只急急地问“伤了人没有”，而并不先问马的情况。他的学生原思任冢宰，孔子送他粟子九百，原思推辞不接受，孔子说，不是给你的，是请你分给你的乡邻们。他的另一个学生伯牛得了重病，孔子赶忙去慰问。临别时依依难舍，人已到了门外，又折返身来，隔着窗子紧握着伯牛的手，唏嘘再三。还有一次，孔子的朋友死了，没有人给他送终，孔子就说：“由我来给他料理后事吧。”
面对这些“感人的事迹”，我们几乎忘记了面对的是孔圣人，而要情不自禁地呼出：多好的一个老孔。
太宰问子贡：孔子该是个圣人吧？为什么他会那么多技艺呢？孔子便原原本本地说：自己少时低贱，因此才会那么多的技艺。后来他又补充说，他自己会那么多技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不曾被重用。
孔子的“俗”，绝没有仅仅停留在世俗的层面上。那是以“大雅”垫底的俗——是“大俗”。所以，在孔子的心里才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俗人的自尊。他曾特别称赞过学生子路的贫贱不移的精神，说他“虽穿着破絮袍与穿貉裘的人并户而立，却能不感到耻辱。”事情虽小，却是给俗人长了志气。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孔子的“大俗”。他激烈地批评那些整日聚在一起却百无聊赖、无所事事，而只是言不及义地卖弄小聪明的人，认为这些人恐怕是难有所成了。可见孔子对低俗、庸俗的东西是厌恶的。
《论语》里描绘孔子的形象是“温而厉，威而不猛”。其实，遍观《论语》，发现其中还有多处表现孔子的调侃及狡狯的一面。听其言，观其行，孔子的俗人行为使他在可敬的层面上，又平添了许多可爱。
《先进第十一》中记载，一次孔子半开玩笑地说：“子路弹的那手瑟，哪一点配在我的手下弹。”他的学生们便不再尊重子路了。孔子知道后，深悔自己出言不慎，便赶紧改口：“仲由（子路）嘛，他弹的也可以说登堂了，只是尚未入室罢了。”
另一次，孔子在武城听到琴瑟歌诗的声音，他莞尔笑道：“杀鸡何必用牛刀呢？”学生子游赶紧答道：“以前我听先生说过，’君子学礼乐之道就会爱人，小人学礼乐之道就容易使唤‘。”孔子便说：“弟子们，子游的话是对的，我刚才的话不过是开玩笑罢了。”
更有趣的是，一次孔子去见卫灵公夫人南子，子路知道后不高兴。孔子连忙发誓说：“我若有不当的地方，天厌弃我，天厌弃我。”那种急于表白的样子，活画出一个有血有肉真实丰满的凡夫俗子的孔子形象。
孔子，既是思想上的“圣人”，更是生活中的肉体凡胎，孔子因为他实在的人生，而使他的思想在我们的心中变得可信又可靠。
读一部《论语》，人们可以感到孔子是个思想家、教育家，以及其他什么家，但我们更愿意首先把他看作一个俗人、一个平民、一介布衣。他有常人的喜怒哀乐，还不时地犯点出尔反尔的小错。这不但没影响他思想的伟大，反而增添了他的真实和赤诚。
从童趣到科学
人们经常会提出下面这样的问题：兴趣究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其实回答并不困难。经常接触同样的事物，反复置身于同样的环境，自然能够日久生趣了。许多志趣都是从儿时建立起来的，而儿时的志趣有时往往决定一个人日后的成长。
达尔文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跟家庭因素有关，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当时英国知名的人士，祖父是一位博物学家，他对动物、植物、矿物、地质都有很深的研究，同时他还是一位发明家、哲学家、诗人和医生。而外祖父却以研制具有英国独特风格的奶油色瓷器而闻名。
达尔文的父亲在当时是一位有名的医生，19岁时就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母亲虽然出身于名门，但自从嫁给达尔文的父亲以后，便心甘情愿地做起了家庭主妇。达尔文在家排列第五，从小受妈妈的教育很多，妈妈常常带着他和妹妹到河畔散步，让他们接触大自然。
在妈妈的介绍下达尔文知道了大自然里有鲜花、小草、大树、蜻蜓、蜜蜂、蚂蚁……每当他们散完步回到家里以后，妈妈总是会教他们写这些字，渐渐地达尔文对大自然非常的热爱了。
有一天他独自一人躲在自己的屋子里学做捕捉蝴蝶的网子。几个小时后他手里拿着捕网器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哥哥，你这是干什么用的呀？”妹妹问他。“用来捉蝴蝶。”
“这行吗？”
“走，咱们先到花园里去试一试。”
自从有了这个网子以后，达尔文就有事干了，他整天都拿着这个网子在塞文河畔走来走去地捕各种不同的蝴蝶，然后把这些蝴蝶粘贴在一片片的大树叶上，再把叶柄用线捆起来挂在屋子里。
8岁的那一年，父亲把达尔文送进了学校，老师总是教他们读枯燥无味的《圣经》，达尔文对此厌烦极了。于是他给祖父写了一封信，他告诉祖父非常想看他的有关植物和动物的书。达尔文的祖父收到这封信以后，便叫人送了一些书给达尔文，在祖父的支持下达尔文读了许多自然科学的书籍。
因为这些书，达尔文对大自然更是迷恋了，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去捉昆虫，收集各种各样的矿石。由于对《圣经》不感兴趣，他的学习成绩很差，后来父亲只好把他转到了一所纪律比较严格的文法中学里去读书。
上了中学的达尔文胆子更大了，他常常独自一个人来到森林里听各种鸟儿鸣叫，并且他还把这些鸟的叫声记录了下来。
在文法中学，达尔文的学习成绩仍然不见好转，这时候，父亲决定送他去学医。可是达尔文对医学一点兴趣也没有，他要求父亲送他去学植物学和动物学。懂得医学的父亲没有同意达尔文的要求，1825年，达尔文便离开家乡，进入了爱丁堡大学医学院。
进了医学院的达尔文仍然热爱动植物学，他继续对动植物进行研究。他经常和好朋友们出外旅游，在旅游中他同样忘不了收集大量的标本。在爱丁堡大学里达尔文仍然不好好的学习，他的父亲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把达尔文叫回了家，当着兄弟姐妹们的面，生气地教训了达尔文：“你成天游手好闲，东游西逛，你为什么不好好学医，把我这个事业接下来呢？”。
“爸爸，我在学校里一点也不游手好闲，我不管什么时候，都比别的同学忙，我不想学医，那是因为我一点也不喜欢它。”
兄弟姐妹们也七嘴八舌地帮着达尔文说话，父亲没有办法，但也不让步。他给达尔文请来一位家庭老师，让达尔文补习拉丁文，然后准备考剑桥大学的基督学院。因为父亲希望达尔文能选择一个好的职业，以后有较高的收入。
“爸爸，你为什么总让我学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呢？”“我得对你负责，你现在不听我的，将来会后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