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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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商父的诞生(3)

另据张鸿雁、杨宽等人的研究,到了春秋末期、战国初期,一些城市的规模已经非常之大,在当时的世界上无出其右。据考证,面积在6平方公里之上的城市起码就有15座,其中,燕下都的面积达32平方公里,灵寿和临淄分别为18和16平方公里。临淄有人口7万户,按平均每户5人计算,是一个拥有35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与同一时期的西方世界相比,中国的城市规模显然要大几倍,在希腊城邦臻于极盛的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前429年)执政时期,雅典城的人口为15万人。根据学者的计算,春秋末期的人口总数为3200万人,而城市居民人数就多达509万人,城市人口比重为15.9%。据此可以得出一个让人惊奇的结论: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已然有相当高的城市化。据赵冈的计算,战国时期的城市人口比重远高于晚清1820年时的6.9%。

如此高比例的人口聚居于城市之中,必然需要高超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技巧,同时,它对粮食的商品化以及工商贸易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周代开始,政府就已经有意识地以城市为中心,将工商业生产纳入行政管理系统之中,相关的制度有两个,一是坊市制度,二是市籍制度。

坊是居民区,市是商业区,所谓坊市制度,就是把居民区与商业区分割开来,由政府规定市场贸易的地点和时间,这一制度从周代一直实行到宋代,前后超过两千年。市籍则是对市场内的商贾进行注册登记,实行执照制。

古代文献中,对市场贸易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易经·系辞下》,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它对交易时间进行了规定,即中午。另据《史记·三皇本纪》记载,“日中为市”的制度是由远古的炎帝设定的。

在《周礼·地官》中——《周礼》被认定为周王朝的文件汇编——对集市的地点进行了规划,“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也就是说,国境之内,每隔10里、30里和50里就分别有“庐”、“宿”和“市”三种不同规置的集聚场所,“市”就是商品交易的地方,“积”则是供商贩存货的仓库,方圆50里设立一个集市,显然考虑了人口流动的半径和交易成本。

而这些“市”都被规划在城市的中心区,四周有墙,三面设门,市内预设一排排的摊位,政府派出官员进行管理,周代设“司市”一职,就是负责管理市场的官员。赵冈在《中国经济制度史论》中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考据,他写道,春秋战国时,每个城邑的中心都由官方设立一个市场区,由专人负责管理,商品交易全要在市场内进行。为了配合城内规划,居民的居址也是按职业分配的,据《管子·大匡》的记载,当官的家靠近王宫,平民及农民的家靠近城门,从事工商业的则靠近集市。

早期规划的市占地一井——所以日后有“市井”一词,即每边长约三百步,较大的城可以设立多个集市。市内预先划定商贩的摊位,称为肆。市场管理者把同一类商品的贩卖者集中于同一行列,不同行列的摊位贩卖不同货品。行就变成了商品分类,相同商品的销售者排在同一行列,故称“同行”。

所有在市场内摆摊交易的商贩,都必须取得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这就是“市籍”。这些有市籍的人,可以称得上是企业史上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商人。他们在市门经过官署所派门监检验证件之后,得以进入市场贩售,政府则征收营业税,称市租,这成为政府的重要税源之一。齐国的都城临淄是先秦最繁荣的大城市,《史记·齐悼惠王世家》便记载说“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可见收入之丰。一直到唐代,朝廷仍然不时颁布法令,严禁在官市之外另设集市。

这种有计划的市场规划,对商业的繁荣以及商人阶层的催生,显然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如果没有巨大的统一市场,以及高度城市化的特征,范蠡、猗顿这些商人要获得巨富,是不可想象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自春秋以来,中国的治国者就非常善于运用“看得见的手”来干预宏观及微观经济。中国商品经济的政府管制特征,自古犹然,其差别仅仅在于运用巧妙不同而已。

同样拥有商人血液的管仲与范蠡,在经济变革和商业思想上可谓是一脉相承,不过这还不是所有试验的全部。到战国中期,在西北偏远的秦国出现了一位极端仇视商人和自由经济的铁腕强人,他实施了另外一种治国模式,把****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并终而奠定了一个铁血帝国的基石。

【企业史人物】治生之祖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人言及经商谋生之道,都会以白圭为祖师爷”——“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公元前370~前300年)是战国时人,比范蠡晚生约200年,与孟子、商鞅同时代。

白圭当过魏国的相,为官期间,他与前来游历的孟子有过一次政策辩论,他主张轻税政策,提出“二十税一”,孟子则认为应该“什税一”,这段辩论被记录在《孟子·告子下》中。白圭后来周游列国,不再为官。他对生产好像不感兴趣,津津乐道的是如何在商品流通中赚取利润,如果说管仲和范蠡都偏重于商业政策的运用,那么,白圭则专重于为商之道。

白圭最出名的经商格言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粮食收割的时候收进谷物,出售丝、漆,蚕茧成熟的时候,则收进帛、絮,出售粮食,如此运作,就能获得最大的利润。当机会降临的时候,要像猛虎下山一样地果断出手——“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这些观点,与范蠡提出的“待乏”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与范蠡一样,白圭也非常重视对经济周期的掌握,主张经商必须“乐观时变”,即经常注意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行情,及时掌握时机谋取厚利。他将天文与粮食丰歉联系起来考察,提出: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太岁复至卯位时,囤积的货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

与注重享乐的管仲和范蠡不同,白圭主张商人要勤俭节约,在饮食和服饰上都不应该奢侈,最好能够与仆人同苦乐,“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

在白圭的经济思想中,最闪光的地方是,他把经商与治国并列而论,视之为一个正当而高尚的职业,他说:“我从事商业活动,如同伊尹、吕尚为国谋划,如同孙武、吴起用兵使计,如同商鞅推行变法来治理国家。”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商人的“素质模型”。

“智”——商人必须善于分析形势,具备及时采取正确的经营策略的智慧。

“勇”——商人必须行动果敢,勇于决策。

“仁”——商人必须用优质商品和服务对待顾客和供应商,对有恩惠的人要舍得施与。

“强”——商人必须能有所守,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

白圭用“智、勇、仁、强”来要求商人,与当时知识界的两大主流——儒家和法家有着天壤之别,同时代的商鞅把商人视为除之务尽的“国害”,孟子则轻蔑地称之为“贱丈夫”,在《孟子·公孙丑下》中,孟子说那些做生意的人“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后世的治国者大多秉持法、儒思想,对商人予以竭力的贬低和妖魔化。事实上,一直到两千年后的16世纪,中国的若干知识分子及商人代表才又重新提出了“士贾无异途”、“以义制利”的观念。

也正因为白圭的这些思想,使得他被认为是继范蠡之后最懂经商之道的人。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很多商铺仍专设一龛,供奉白圭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