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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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商父的诞生(2)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逝于公元前479年,与范蠡为同时代人,子贡则是他七十二贤徒中最富有者——“最为饶益”,司马迁直接把他写进了《货殖列传》。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深得孔子喜爱,许之以“达”,称其为“瑚琏之器”。子贡兼有学者、官员和商人三种身份,曾多次出任鲁国和卫国的相,是一位活跃的政治纵横家,同时,他非常善于经商。在《论语·先进》中,孔子将他两位最心爱的弟子颜回和子贡做了有趣的对比,他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却穷得叮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

子贡能致富当然不是靠臆猜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废举”的意思是贱买贵卖,“转货”是指“随时转货以殖其资”,翻译成白话就是: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史记·货殖列传》还生动地描写了子贡富足之后的情景:子贡乘着华丽的马车,载着珠宝美玉,游走在天下诸侯之间,所到之处,国君无不专门设席,以平等的礼仪来招待他——“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分庭抗礼”这个成语就出于此,体现了商人子贡与君王、诸侯们的对等关系。司马迁接着很有感慨地评论说:“孔子的名声能够广布天下,也许靠的就是子贡的前后奔走吧?”

《荀子·法行篇》记录了孔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颇能表现这对师徒在经济思想上的落差。有一次,他们讨论为什么玉比较贵,而珉(一种低级玉石)比较便宜。子贡说:“君子为什么贵玉而贱珉?因为玉比较少,而珉比较多。”孔子深不以为然,说:“君子怎么可能因为繁多而贱弃某一东西,又因为稀少就珍视某一东西呢?玉之珍贵,是因为君子把它看成是道德的象征呀。”接着他洋洋洒洒地列举了玉的“七德”:“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

这段对话,在历代道德家看来,当然可以读出孔老师的学识高妙,然而在经济学家看来,似乎还是学生子贡说得有道理,因为他就物论物,直接道出了“物以稀为贵”的朴素真理。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往往把商品的价值与价格混为一谈,子贡似乎无意识地将之进行了分辨,因此,经济史学家胡寄窗便评论说:“在缺乏价值概念的初期儒家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子贡能第一次接触到价值问题,值得称述。”

公元前4世纪到5世纪,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个思想高峰期,在东方的中国,相继出现了老庄、孔孟、杨墨等诸子百家,催动了东方哲学的萌芽;在西方的雅典,则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众多哲人,开拓了西方文化的渊源。

关于这两座人类思想巅峰的高下,一直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的命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谓是东风西渐。在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的大思想家,如卢梭、伏尔泰对老子和孔子等人表达了高度的敬仰,伏尔泰甚至提出过“全盘华化论”。而到了19世纪中后期,西方思想家的自主意识增强,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便认为,老子哲学反映了“精神的儿童时代”,而同时期的古希腊时代则是“精神的成年时代”。如果从政治伦理上看,雅典对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的思考和实践明显更让人神往,中国则从来没有出现过直接民主这样的事物。不过,若以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而论,西方世界似乎找不出比管仲、范蠡更有深度的人了。

这种经济思想上的早慧,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

其一,与中西方世界的早期经济制度不同有关。欧洲在中世纪之前的漫长岁月中,一直流行的是自然经济,封建领主的庄园自给自足,对商品交易的兴趣不高,很少与外界发生经济关系,所以宏观经济制度的创新空间十分有限。而中国则因为自然条件的原因,很早就采行了一种更符合经济原则的经济制度,至少从有文字记载的公元前7世纪以来,中国就是一个语言相通、贸易自由的统一市场,产品的商品率非常高,商人阶层活跃,以至于一些经济史学家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只出现过政治性的封建制度,而未曾出现过经济性的封建制度”。

自殷商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就特别强调社会分工,采取各种措施朝这个方向推进,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特色之一。专业化的商品经济,自春秋之后就被历朝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由于社会分工的优越性,中国早期的生产技术发展得特别快。史家普遍认为,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1000年,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比欧洲早800~1000年。

其二,地方割据造就思想活跃和制度创新的巨大空间。

人类是在物种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产物,国家也是如此。自东周之后,随着周天子权威的旁落,地方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坐大,各诸侯国为了强盛纷纷实施了变革,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管仲在齐国、李悝在魏国、范蠡在越国,都进行了影响深远的经济变革。

此外,各诸侯国之间频繁会盟,一方面是有新的霸主诞生,达成又一轮的恐怖平衡,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经济贸易的考虑,日渐形成了贸易共同体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各国加快道路建设,尝试统一计量标准、关税比率等,这一切都为商业流通提供了条件。

其三,中国古代的城市化模式,也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客观条件。

中西方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走了两条全然不同的道路。古代欧洲在罗马帝国时,曾发展出一批为数众多、规模可观的城市,据称罗马全盛时有大小城市600多座。可是日耳曼人入侵后,欧洲城市迅速衰落,居民大量逃亡到农村,整个欧洲被切分为成千上万的领主庄园,一直到中世纪之后,由自由民组成的工商业城市才重新复苏。

而中国的城市发展与欧洲大不相同。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兴盛期,然后又转入一个同样漫长的衰败期,而其转折时间正发生在欧洲重新开始城市化的中世纪,这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中西方商业文明的一个分水岭。

中国的城市兴毁基本上都是政治的结果。自古以来,中国建城就是以政治军事为主要功能,城池是侯国的都城,是独立的地方政治中心。史料显示,西周建立之后,分封了1000多个诸侯国。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即便一个诸侯国只有一座城池,也起码要有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城镇。近世多位学者曾经考据春秋战国时的城市数目,民国的考古学家李济找出了585个周代城邑,被认为是最可能近似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