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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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帝国的逻辑(3)

群儒所提出的这几点,在桑弘羊看来,都不陌生,他一一予以回应和驳斥。在他看来,这些人来自民间,都没有治国的经验,只能提出国营化的弊端,却提不出有创见的建设性意见。相反,作为一个十多岁就进入宫廷、经历了整个武帝时期的老资格理财大师,桑弘羊以及他的属吏多次拿自己与传说中的名臣相比,自以为治国业绩绝不输于前人。在他看来,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而这三项不正是治国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最重要课题吗?为了表示自己与满口“仁义道德”的儒生们的观念对立,桑弘羊在100多次的回应中,从来没有使用过“仁义”二字。

在西汉时期,知识界对商鞅的评价已颇负面,独独桑弘羊对之褒扬有加,在《盐铁论》中专门有一章《非鞅》,辩论双方对这一并不久远的历史人物进行了一次激烈的辩驳。与儒生的观点截然相反,桑弘羊认为商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真正做到了“不赋百姓而师以瞻”。

在《盐铁论》中,桑弘羊的经济思想得到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呈现。或许是商人家庭的背景,也或许是天赋所在,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工商业看成是“富国之本”的人,这比管仲、范蠡以及白圭等人又进了一步。

他提出“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要让国家强大何必依赖于农业,要让百姓富足何必用井田制这样的笨办法?又说,“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致富之道在于谋略,不在于身体的辛劳;利润的获取在于积聚效益,而不在盲目的蛮干。他甚至认为,工商不畅,农业无从发展,国家财政也就失去了来源。

在“独尊儒术”的武帝年代,这种思想显得特别的潇洒,在后世无数的儒家学者看来,它更近乎狂妄和大逆不道。与西方相比,一直到15世纪之后,欧洲才出现了类似的重商主义思潮。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评论说,桑弘羊几乎已是摆脱了伦理的局限而考察财富问题,他的重商理念,百代以降,少有认可。《桑弘羊评传》的作者晋文也认为,“桑弘羊经济思想的最大贡献就是强调工商富国”。他所提出及执行的所有经济政策的主旨并不在于压抑工商业,相反,他最早透彻地看到了工商业所存在的巨大利润,他的目标在于将工商的私人利润转化为国家的利润。也就是说,他主张以发展国营工商业为主体的命令型计划经济,在这一方面,桑弘羊继承了管仲的盐铁专营思想,并进一步扩大化和制度化。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自古是“轻商”的国家,就成了一个伪命题。因为,自汉武帝之后的中国历代统治者从来没有轻视工商业,他们只是轻视商人而已。他们把最能够产生利润的工商业收归国家经营,是世界上最早意识到“工商富国”的一拨人。当国家直接进入到产业经济之后,国家资本集团就与民营资本集团构成了竞争之势,后者自然就应该遭到打压。所以,轻视商人与重视工商,正是一体两面的结果。

《盐铁论》是中央集权体制在中国出现之后,人们对经济治理模式的一次总检讨,面对一个前所未见、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帝国,人们显得焦虑而手足无措,而刚刚过去的武帝“盛世”,既让他们感到了帝国的荣耀,同时也饱受集权之苦。在盐铁会议上,辩论双方所涉及的话题已非常深入,甚至可以说,困扰中国至今的众多治国难题,特别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以及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困境,在当时已经毕现无遗。让人叹息的是,尽管国人如此早就已经在探索中央集权体制下的经济制度创新,然而在随后的两千年里,思考一直未有寸进。这一景象的出现,应与儒家思想在经济思考上的先天不足有重大的关系。

先秦的诸子百家,除了法家有兼并天下的理念之外,其余诸子都是小国寡民的思想产物,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道家和儒家尤其如此。道家的黄老、庄子以清心寡欲为生命诉求,全面排斥权力管制,却放弃物质进步,以内向封闭和“无为而治”为理想。而儒家的孔孟虽然积极入世,但是在经济制度上一味以“复古”为目标,几乎没有太多的系统性思考,与法家、墨家乃至农家、杂家相比,儒家的经济理论体系可谓是最为薄弱的。后世的历代儒学大家,在孔孟铺设的轨道上亦步亦趋,几乎不敢有所创新,因而在经济思想上可以说是颗粒无收。更糟糕的是,经典儒家以谈论利益为耻,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了汉代,董仲舒更提出“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不求功利的思想原无所谓好坏,但是到了治国的层面上,却显得非常可笑。其实,历代统治者早已隐约发现了其中的软肋,故有治国需“霸王道相杂”的体会,后世中国出现“表儒内法”的状态,与儒家在经济思想上的贫乏与虚弱是分不开的。

因而,在盐铁会议上,群儒对于桑弘羊的政策,只知汹汹反对,却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方案,双方交锋每每擦肩而过。群儒一直不敢直面桑弘羊一再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对外战事不断、国内天灾频繁的时候,如果通过增加税赋和徭役的办法来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势必激发民变,无异于饮鸩止渴,而采取官营工商业和“寓税于价”的办法,却完全可以达到“民不益赋”又增加国库收入的目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从《盐铁论》的记录可见,在历时半年的盐铁会议上,处在“被告”地位上的桑弘羊滔滔雄辩,一点也不落下风,甚至到了会议结束的时候,他还颇为风趣地说:“我们的辩论到这里就结束吧,胶黏的车子突然遇上雨,就此与诸位先生别过。”

从会后的政策变动来看,虽然他的政治对手霍光鼓动儒生对国营化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是最终没有勇气将之全部废止,只是象征性地取消了酒类的专营。

不过尽管如此,霍光还是没有放过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之后的第二年,公元前80年9月,他以参与谋反的罪名抓捕了75岁的桑弘羊,并处以灭族的酷刑,一代理财大师以最血腥的方式谢幕。

【企业史人物】弘羊难题

桑弘羊的生命以悲剧的方式结束,可是他的幽灵却飘飘荡荡,从来没有离开过,“乱世思弘羊”几乎成了一个规律。

他被称为“兴利之臣”,历代每到财政争论,“桑弘羊”这个名字必然会浮现出来,对他的褒扬、认同或贬斥成为不同政策理念的一个分野标杆。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所有认同桑弘羊的人几乎都是财经事务的实际执行者,而反对派则往往是在野的知识分子。

桑弘羊被杀之后,盐铁专营政策在西汉后期基本沿袭不变,所谓“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变改”。而当时的儒家仍然不改对他的攻击态度,西汉末期最出名的大儒扬雄便痛骂他是“榷利之臣”,说卜式要把他煮熟了祭天实在是个好办法。东汉初期,专营政策一度废止,可是到了章帝(公元88年前后),又以“探观旧典”的名义恢复了盐铁专营和均输。

天下纷乱的三国时期,对桑弘羊毁多誉少,而对他最为倾心的人是有“奸雄”骂名的曹操,他称其为“先贤”,其主政时将多项高赢利性产业归于国营,其中一个是“胡粉”,也就是从西域进口的化妆品。从财政角度看,在魏蜀吴三国中,魏国能够保持军事上的优势并几乎统一天下,与此颇有关系。

隋唐时期,特别是中唐之后,桑弘羊再成热点人物,当时的理财名臣杜佑、刘晏、刘彤等人对他非常推崇,刘晏实行的常平均输法,便脱胎于桑法。与此同时,很多文士则唾骂不已,大诗人白居易作长诗《盐商妇》,对食盐专卖制度进行白描式的嘲讽,诗曰:“好衣美食有来处,亦须惭愧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不独汉时今亦有。”

到了北宋一代,奉桑弘羊为偶像的是署理国政事务的王安石,称赞他的治国之术为“安人之仁政,为国之善经”,其变法政策也几乎是对桑弘羊的一次“临摹”。

站在对立面的是司马光、苏轼等人。司马光对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一理念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苏轼对桑弘羊更是恨之入骨,声称“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甚至讲出这个人的名字都是脏了口舌,写出这个人的名字则是污了纸张——“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在苏轼看来,桑弘羊之贻害百世都是司马迁惹的祸,他因此写了一篇《司马迁二大罪》以声讨之,在文章中,他抱怨说,尽管学者耻言商、桑,可是,“唯独当国君的人却很喜欢他们,都在表面上避讳他们的名字,实际上采用他们的政策,更过分的则是从表面到实质都推崇他们,而这一切都是司马迁的罪”。

从南宋到元明清三朝的700余年中,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桑弘羊在道德上彻底声名扫地,而其政策思路却被悄然继承。

一方面,绝大多数学者对之持全盘否定的鄙视态度,而批判的角度几乎都是“小人言利”,顾炎武在读《盐铁论》之后写的五言诗中便吟道:“在汉方盛时,言利弘羊始。桓生书一编,恢卓有深旨。发愤刺公卿,嗜利无廉耻。片言折斗筲,笃论垂青史。”“言利弘羊始”和“嗜利无廉耻”几乎成了定论。

另一方面,数百年间的历朝治国者从来没有放弃国营化政策,其专营范围更是从盐铁、酒类日渐扩大到粮食、漕运、外贸、铁路等,因而,呈现苏轼所说的“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的现象。

到了清末民初,青年学者刘师培对桑弘羊式的国有专营政策进行过系统化的批评。在《论中国古代财政国有之弊》一文中,他对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等制度进行了详尽的解读,在他看来,这些制度的基本逻辑就是“垄断天下之利源,以便其****”,其手段则是“以国家之手操纵商业”,就是将抢劫变成一种公开合法的国家制度,其最终达成的结果是“利归权家”,由权势阶层独享经济利益。

刘师培进而指出,从千年历史的经验来看,国有化制度的名义是抑制富商而有利于贫民,但其实,它非但不能平抑贫富,甚至将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国有之策,名曰‘抑富商而利贫民’,实则富商无所损而贫民转失其利耳。此固验之往事,百无一爽者也。”因为,“国家于一切利源既向富民夺取,不得不假以特权,且司理其事,仍不得不用富商,故富商假国家之势以劫民财”。这里所谓的“富商”其实已经出现了性质和身份上的转变,他们不再是以市场化的方式获取利益,而是通过获得政府的授权,以垄断的方式分享****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工商模式之中,商人彻底地丧失了自主的能力,变成****机器中的一个寄生阶层。

尽管如此,从盐铁会议上的儒生,到扬雄、司马光和刘师培,仍然无法实质性地回答桑弘羊提出过的那个难题:如果不采取营利性的国有专营制度,如果国有资本不保持对国民经济的高度控制,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如何得以维持?

正是在这里,“仁义为本、轻徭薄赋”的儒家理想与中央集权的财政需要,构成了一对尖锐的制度性矛盾,百代之后的今天,桑弘羊的设问,仍然冷冷地摆在所有中国人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