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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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帝国的逻辑(2)

尽管有卜式这样的例子,但榜样的力量却很有限,商贾们仍然捂紧钱袋,无动于衷。于是,武帝只好使出了最强硬的招数,公元前117年,颁布“告缗令”,其内容就是鼓励举报,按规定,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

这个“告缗令”等同发动了一场“挑动群众告发群众”的“人民战争”,此令一出,几乎所有的中产以上的家庭全数被举报,社会秩序顿时大乱。朝廷内部对这一法令颇多非议,武帝不惜用杀戮的办法来对付所有的反对者,时任长安行政长官(右内史)义纵不愿严格执行“告缗令”,借口举报的人都是乱民,要加以搜捕,武帝大怒,将他处以死刑。时任大农令颜异也对这一政策持不同意见,最后以“腹诽”的罪名被处死——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因表情不驯而被处死的案例。武帝委派张汤、杨可、杜周等酷吏严格落实“告缗令”,而桑弘羊则是总执行人。

这场举报运动持续推行三年之后,“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都被告发抄产,“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政府没收了难以数计的民间财产以及成千上万的奴婢,连皇宫的上林苑里也堆满了没收来的财物,不得不专设水衡官来管理其事。在民间集体破产的同时,国库大饱。

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所有推行高度管制的国家主义的人,都是一群致命的自负者,而他们以及他们所在的阶级则是这一自负的最大得益群体。具有迷惑性的是,他们在口头上都以“均贫富”——救济贫困,抑制豪强——为号召,这能够唤起无产者对有产者的“天然”仇恨,而实际上,他们所作的一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专权统治,谋求财政收入的增加。所以,国家的利益永远在人民的利益之上。而执行这一政策的官僚,因为要与民争利,所以又必定多为严厉的酷吏,先是以铁腕手段对付商人及中产阶层,然后又私下作法敲诈,结成权贵资本集团。在这种政策逻辑之下,有产者的下场是非常可悲的。而最具讽刺性的是,政府因此增加的财政收入,大多用于国防军备,平民阶层得到的实惠却少而又少。在国家主义的政策之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

汉武帝的这场“告缗运动”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社会财富被强迫“清零”,中产阶层集体破产,工商动力丧失;第二,更严重的是,政府在这场运动中几近“无赖”,对民间毫无契约精神,造成社会财富观念的空前激荡,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从此锐减,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自此以后,民众喜欢偷窃,有好看的衣服马上就穿,好吃的马上吃掉,不再愿意储蓄投资。”其历史性后果耐人寻味。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个真正建立了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大独裁者。在全球范围内,几乎与汉武帝同时的另外一个独裁人物,是罗马共和国的恺撒(公元前102~前44年)。这似乎又是一个巧合,就在中国构筑了中央集权体制的时候,罗马也从共和政体向帝国政体转型,世界进入到了“独裁者时代”。

从时间的角度看,无论是铸钱权的上收、盐铁专营还是算缗、告缗,都发生在汉帝国与匈奴的长期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上述政策的实施让近乎空乏的国库重新充足起来,《汉书·食货志》记载,“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这一财政上的改善为汉匈战争的最终胜利以及其后对朝鲜、南粤等地区的征服提供了强大的经济保障。

还要补充的一个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产业政策,是对酿酒业的国营垄断。

中国的酿酒业源远流长,商朝的末代国君纣王好酒,曾“以酒为池”,聚3000人一起牛饮。到了西汉,酿酒技术大为提高,当时已普遍使用制曲酿造的“复式发酵法”,酒类品种也非常繁多,有以粮食为原料的稻酒、黍酒等,也有以水果为原料的葡萄酒、甘蔗酒等。2003年,在西安发掘的一座西汉古墓中,还发现了一件储存了52斤美酒的青铜钟,据报道,“青铜钟高达78厘米,通体镏金,顶盖密封,矗立着一个漂亮的朱雀。解开顶盖后,里面是透明的青绿色液体,一股强烈的酒香扑鼻而来”。文景初期,因为粮食紧张,朝廷曾颁令限制酿酒,不过酒业却日渐发达,其利润更是非常丰厚。

公元前98年前后,汉匈兵事再起,名将李陵兵败,投降匈奴,武帝震怒,再发20万人出击。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桑弘羊奏请武帝,实行“酒榷”,即酒类专卖政策。其办法与食盐专卖类似,由官府供给私营酿酒作坊粮食、酒曲等原料,规定酿造品种和规格,生产出来后,由官府统一收购和销售,就是所谓的“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也”。据史家吴慧的计算,酒榷的专营收入非常之高,每生产1000瓮的酒,至少可得到252000钱的收益,通过统购统销,又可再得20%的赢利。桑弘羊将这部分收入“赡边,给战士”,大大缓解了财政压力。

从此以后,酒榷与盐铁并列称为“三业”,成为国家实行垄断经营的主要产业,历代衍续,从未中断。

桑弘羊主持全国财经事务前后达23年之久,可谓是汉武盛世的最大功臣。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势的一代雄主,他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臣下猜忌无度,荣辱随性,在桑弘羊之前,10年之内先后换了六任大农令,其中两人被诛杀,只有桑弘羊署理此职后,再无更替,由此可见武帝对他的倚重和满意,时人评论说,武帝对他言听计从,好比当年越王勾践对文种和范蠡那样。

不过,在朝廷内外,桑弘羊的政策还是遇到了众多的反对者,其中尤为激烈的,包括当世最著名的两个知识分子——大儒董仲舒和《史记》作者司马迁,另外就是“爱国商人”的典范——御史大夫卜式。

董仲舒是汉代儒家的奠基级人物,他明确地反对国营化政策,认为应该使“盐铁皆归于民”,他还提出享受政府俸禄的官员和贵族应该退出商界,不应该与民争利。那么国家如何才能富强?他给出了三个办法,分别是:薄赋轻徭、重视农业和以仁义治天下。这三点似乎并无创见,是重复了孟子、贾谊等人的老调,在急于建功立业的汉武帝听来,都是不值得一驳的书生之见。司马迁的经济观点与董仲舒有类似之处,相对的,他对商人阶层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和认可,称那些大商人是“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有不少史家甚至认定《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实际上是司马迁为了反对官营工商业政策而写的两篇专门论文。汉武帝对他的态度非常恼怒,就找了一个理由,处之以宫刑。

卜式是汉武帝非常宠信的大臣,不过他似乎从一开始就对国营化政策不以为然,早在盐铁专营政策推出的第三年,他就上书力陈专营之弊。卜式一再提出反对意见,让武帝很不高兴,有一次,就以卜式不会写文章为借口,免去了他御史大夫的职务。可是这位养羊出身的前商人似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有一年,天下大旱,武帝让大臣们想想有什么办法,卜式献上的计策竟然是:“只要把桑弘羊放到铁锅里煮熟了,老天就会降雨”——“烹弘羊,天乃可雨”,史书没有记载武帝看到这份奏章时是怎样的表情。

武帝当然没有把桑弘羊煮熟,不过到了他的晚年,确实已经出现了重大的政策后遗症。对财富嗜血般的追求,是随着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一起来到这个世上的,在强大的国家机器的支配下,民生贫乏,怨声载道,“天下困弊,盗贼群起”,几乎要重蹈秦始皇的覆辙。公元前89年,68岁的汉武帝不得不颁布《轮台罪己诏》,内称“本皇帝自即位以来,所做出的行为很是狂悖,使得天下百姓愁苦,我现在追悔不及,从今往后,凡是有伤害百姓、让天下人劳苦的政策,全部都要停止”。他提出,“当务之急是停止苛刻粗暴的政策,减少赋税徭役,恢复重视农耕和畜牧的政策,减少军备开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记录在案的皇帝检讨书。以武帝的雄才伟略,早年不可一世,晚年黯然罪己,也算是历史的一个讽刺和警醒。

此后,中央政策趋于宽松,民间稍得喘息,终于避免了更大的动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尖锐地评论说:“武帝晚期其实已出现了秦朝灭亡时的迹象,不过却侥幸地避免了灭亡的后果。”强势的国营化运动在短期内能够发挥“举国效应”,迅速提高国家的生产能力和财政能力,对外可以与最强大的敌人进行交战,在内可以建成规模空前的大型工厂,但就长期发展而言,则必然削弱民间经济的积极性,导致社会机能的退化,进而在长期上造成国力的衰落。所以,国家主义和计划经济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一世而盛,一世而衰”,始皇如此,武帝如此,后世所有信奉和实践这一模式的治国者莫不陷入这一可怕的逻辑。

就在颁布《轮台罪己诏》的两年后,公元前87年,一代大帝刘彻郁郁而终。临终前,他将桑弘羊提拔为御史大夫,与霍光、上官桀等并列为四位托孤大臣之一。然而,随着武帝的去世,桑弘羊的政治生命很快就走到了终点。

公元前81年2月,汉帝国的朝堂之上举办了一次关于盐铁专营政策的公开辩论会。一方是桑弘羊和他的属吏,另一方是一群儒生,一个叫桓宽的人如实地记录了这次辩论的内容,写成一部流传至今的奇书——《盐铁论》。

盐铁会议的举行有政治上的背景,当时,大将军霍光为了清洗桑弘羊,利用从朝廷到民间对国营化政策的反对情绪,专设此局。根据记载,盐铁会议陆续开了半年之久,站在桑弘羊对立面的是60多位伶牙俐齿的儒生,他们都是从各郡国被选拔出来的“贤良”和“文学”。从《盐铁论》看,双方言辞激烈,甚至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桑弘羊讥讽这些儒生“偷穿了周公的外衣,思想全然被旧的学术所限制”,儒生们当即反唇相讥说,“我们偷穿了周公的外衣,而你却偷走了周公的官位,我们的思想被旧学术限制,你的思想却被钱财给迷惑住了”。在这场大辩论中,桑弘羊明显处于被攻击的守势,桓宽真实地记录了他当时的种种表情,如“大夫默然”、“作色不应”、“缪然不言”、“悒悒而不言”、“勃然作色,默而不应”、“俯仰未应对”、“怃然内惭,四据而不言”等,显然是一副被告的模样,他前后发言130多次,均是为专营政策做顽强的辩护,这也成为后世研究桑氏经济思想最生动和宝贵的原始资料。

群儒反对国营化政策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一是指责盐铁、均输、平准等是“与民争利”,造成官商勾结,物价沸腾,民间经济萧条。

二是国营企业生产和经营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适合民用,要么质量低劣,各级官吏则强买强卖。贤良、文学们描述说,“政府铸造的铁器,大多是大的器皿,非常不合适小老百姓使用”,“政府做出来的铁器,大多质量低劣,售价却很昂贵,还强买强卖,老百姓不得不改用木器耕作”。

三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一个背靠政权,以国营为名,通过特权而攫取庞大利益的经济集团,他们的权势大于朝廷重臣,他们的富足一点儿也不逊色于范蠡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