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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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商人的自由时代(2)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贫穷的人对比自己有钱的他人一定要有所敬畏,更甚而乐于成为他们的属下。

“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如果一文不名,就要靠体力劳动来养活自己,有一点积累之后,就要动用脑筋,把握商机,靠智力致富,这是追求利益的根本方法。

“贪贾三之,廉贾五之,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为眼前的利益而奔波的商人可获得百分之三十的利润,不贪图小利且有长远眼光的商人可以得到五成利益。在一个行业中,如果不能得到两成的利益,便称不上是有才华的人。

除了上述的财富观之外,司马迁还对商业经营的规律提出了较系统的看法,将他的三段论述连缀起来,可以读出很多普世的理念。

首先,他把天下的财富分成三大类——本富、末富和奸富。其中,本富就是靠农耕致富,末富就是以工商致富,奸富就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致富,它们有上、中、下之分,所谓“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其次,他又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绢文不如移市门”。也就是说,一个人想要由贫入富,从事农业不如去从事制造业,而从事制造业又不如去从事流通业,刺绣织绢所获得报酬不如在市场上贩卖绢布所得到的多。这表明在汉初,流通业的利润大于制造业,而制造业又高于农业。这恐怕也是古往今来共同的财富累积法则。

最后,司马迁又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一个人或一个家庭要持续地保有财富,那又应该怎么办呢?他的答案是——“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汇财,用本守之。”翻译过来就是:请到商海中去尽情扑腾,贱买贵卖,大把赚钱,然后回头去买房子和田地,用房子和田地把赚来的钱牢牢守住。

司马迁的这些带有递进性的论述,非常朴素而且富有辩证法的气质,即便在后农耕时代的今天,仍然很难以“落后”来概言之。

他意识到了工商产业的高赢利特征,同时也发现其中的不确定性。他对土地价值的“终极认同”,表明在很早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将土地视为一种“类货币”,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说,“司马迁之观念如是,秦汉间大多数人士之观念亦如是,甚至于由秦汉以至于今日,中国大多数人之理念,尚未能大异于是也。因此一切士农工商的活动,最后以取得大量土地而成富为目的。”当然,进入明清之后,中国的工商业者仍然将产业资本偏执地投注于土地,还有另外的、制度上的原因,这将是我们在本书持续研讨的课题。

所有的危机都是在繁荣的土壤上萌芽起来的。

对一个“家天下”的帝国而言,民众富足及国库充裕,是一件值得庆幸之事,但同时却也可能是另外一些危机的导火线。就在“文景之治”期间,各种新的矛盾已然呈现。

首先是中央集权出现旁落的迹象。刘邦兴汉之后,实行的是分封制,众多同姓和功臣裂地建国。当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推出之后,地方诸侯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迅速形成了强大的势力。其中烈焰最盛者就是吴王刘濞,他不但拥有庞大的铸钱产业,而且吴地靠近东海,既有丰富的铁矿,也是海盐的盛产地,盐、钱、铁三业,让刘濞富甲宇内,他结交各国,逐渐成为一股足以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权贵力量。

除了诸侯兴起之外,商人势力也越来越大。铸铁、煮盐需要大量的人力,动辄千人以上,且聚居于偏远的深山之中或滨海之地,这是一股很难控制的民间力量。铁可以铸成兵器,盐可以获得暴利,人可以转为兵士,另外,从事流通业的富豪有众多的车辆,它们也可以被迅速地改装成战车,因此“豪强大家”就出现了。《史记·平准书》中甚至有富商大贾横行天下、各地诸侯“低首仰给”的记载。鉴于此景,司马迁给这些商人起了一个称号——“素封”,他写道:“当今那些没有官爵和封邑之地的人,却可以在享乐上与权贵相同,这就是素封。”

更可怕的是,权贵与商人似乎正在结成交易同盟,并极大地败坏吏治。《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刀闲、南阳孔氏等人都“连车骑,交守相”,与地方诸侯互动频繁。汉朝虽然有禁止官吏经商的法令,可是执行得并不严厉,因此在众多的史书中都有官员与商人勾结、牟取利益的记载。

就这样,地方诸侯与商贾豪强傍比而起,让长安城里的最高统治者不寒而栗。在皇权体制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从来是一对很难均衡的矛盾,甚至可以说是非此即彼,不可调和。当中央把权力集于一身的时候,政权可保稳定,但是就会造成地方创新的不足,财富阶层受到国有资本集团的重大压迫,整个社会处在低效率运行的状态之中。而当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的时候,就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景象,地方力量和财富阶层将变得十分活跃,经济可获得大发展,然而,中央的政治权威及财政收入会被大大削弱,离心离德和“以邻为壑”的诸侯经济将大行其道,此外还将出现严重的贫富悬殊。因此,如何均衡集权与放权,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成了统治中国的首要课题,历代政权往往踯躅于此,兴盛或衰落也由此而生。此景,两千年以降未曾稍改。

文景时期,有两位雄辩的政论家先后对当时的“分权过度”提出了担忧和对策,他们是贾谊和晁错。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是汉初第一个提出重新回归中央集权模式和重农政策的人,他才华横溢,文笔华丽,议论深远,所写的《过秦论》和《治安策》脍炙人口,在当时就被视为思想重镇,《汉书》作者刘歆评价说,“在汉之儒,唯贾生而已”。针对中央集权旁落的景象,贾谊在《治安策》中给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也就是“分而治之”,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对于商人经济力量的膨胀,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他写道,当今皇帝穿的衣服不过是普通的黑色丝织品,而富民的墙上竟挂上了文绣;皇后装饰衣领的东西,富人的婢妾们却用来缝鞋边。商人富民这样穷极奢侈,后果是严重的:100人做衣服还不够他们一人穿,想全国人不受寒挨冻,怎么可能呢?一人耕田,十人聚食,想全国人不挨饥受饿,是不可能的,饥寒迫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想使他们不造反是办不到的……这些富人大商习俗奢侈,太不尊重国家制度,太冒犯皇帝的尊严,但献计的人还说“毋为”,不要改革,这真是可以长叹息的事。

那么,如果把地方的政治和经济力量都打压下去之后,国家将如何治理呢?贾谊的对策是,在政治上,实施儒家所倡导的“仁义之道”。他在著名的《过秦论》中评论说,秦始皇“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在经济上,则是重新回到“重农”的道路上去。贾谊在《论积贮疏》中写道:“农业兴旺,才是治理天下的正道。粮食多了,有什么做不成的?只要让老百姓全都去务农,都以此为本,天下人各食其力,那些从事商业的人都转而去种地,家畜多而粮食足。这样是可以富安天下的,可惜皇帝还犹豫着不肯实施,多可惜。”

贾谊33岁时就去世了,与他同龄的晁错(公元前200~前154年)继续倡导这一路线。

与书生论政的贾谊不同,晁错深得景帝信任,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副丞相),位列三公,对政策影响重大。他对当时商人崛起的现象提出了更猛烈的抨击,说:“现在法律上虽然轻贱商人,可是他们其实已经富贵起来了,口头上尊崇农业,其实农民已经变得贫贱……商人们因为富厚,就结交王侯,势力比官府还要大,靠着利益的关系权倾一时。”

对于地方诸侯的坐大,晁错比贾谊更为激进,直接提出了“削藩”的主张,即取消王侯封建。公元前155年(景帝二年),晁错上呈《削藩策》,主张对犯罪有过错的诸侯王,削去他们的支郡,只保留一个郡的封地,其余郡县都收归朝廷直辖,其论述矛头首先指向势力最大的吴王刘濞。景帝采纳晁错的献策,先后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

第二年正月,吴王会同胶西王、赵王、楚王等七王打出“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群起叛乱。景帝为了平息众怒,被迫腰斩晁错于西安东市。可是,吴王等人不善罢休,继续挺兵,终成“七国之乱”。

在名将窦婴和周亚夫的指挥下,朝廷镇压叛乱,前后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又戏剧性地发生了一个与商人有关的插曲。

中央军出征之时,居住在长安城中的一些“列侯封君”,为了表明自己忠于中央政权,也纷纷请求带领亲兵随军出征。可是,他们的领地多数都在关东,而长安却在关中(函谷关以西)地区,一时难以置备齐足够的车马、武器乃至盔甲等军用物资,急需筹措金钱去购买,为此,他们只好向长安城中的高利贷商人——时称“子钱家”——借贷。不想,那些人都推说自己手中没有现钱。因为当时七王气焰方张,战局如何发展,一时尚难判断。只有一位叫无盐氏的商人拿出千金贷给那些“列侯封君”,年利息高达十倍。不料仗只打了三个月就结束了,无盐氏因此获利最大,成为关中巨富。

无盐氏发战争财的故事十分传奇,在世界商业史上,可以与19世纪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相参照,后者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因准确预测了拿破仑的失败而获得大利。从无盐氏的故事中,也呈现出当时真实的政商情景。其一,商人的财势已经超过很多权贵,成为一股可以与政府博弈的社会力量;其二,众多长安高利贷者在国家危难之际不肯出贷,无疑让治国者感到商人阶层的不忠和威胁,连司马迁也指责他们“不佐国家之急”。

“七国之乱”平定的13年后,公元前140年,汉景帝驾崩,16岁的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登基,是为汉武帝。他当政54年,一改前朝的休养生息政策,文治武功,把帝国拉回到高度中央集权的轨道之上,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武帝登基之后,血气方刚,在内政和外交上均采取了极其强硬的政策。

对内,他采纳了贾谊曾经提出的主张,颁布《推恩令》,强行要求诸侯分封诸子为侯,使其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同时,朝廷向各地委派主管行政和监察工作的刺史,由此空前加强了中央集权。在思想上,他接受大儒董仲舒的建议,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儒学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延续了700年的百花齐放景象到此戛然而止。

中央集权必“统一”国民思想,不过手段各有巧妙,史学家顾颉刚曾比较秦始皇与汉武帝的不同办法:“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秦始皇失败了,汉武帝成功了。”

对外,武帝则攻伐四野。他不再采取与匈奴的和亲政策,派卫青和霍去病与之常年作战,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大大扩张了西域版图。在东北方,他派兵灭卫氏朝鲜(今朝鲜北部),置乐浪等四郡;在南方,则使夜郎、南越政权归附汉朝,在西南先后设立了七个郡,汉帝国版图至此基本成形。在大动兵戈的同时,他还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和修筑道路。

就这样,在20余年的时间里,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硬是把文景两帝留下来的充沛国库消耗一空,史载“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费以亿计,县官大空”。

公元前121年,也就是武帝登基的第20年,卫青、霍去病带兵深入大漠,大败匈奴主力,取得对匈战争的最大胜利,浑邪王率四万之众归附大汉,举国上下为之大振。不过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中央财政却出现了“用度不足”的危急情况。针对这一状况,为了补充中央收入,汉武帝开始推出一系列强硬的国营化经济政策,而具体操盘执行的,是一个叫桑弘羊(公元前152~前80年)的商人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