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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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商人的自由时代(1)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晁错

汉帝国初建之时,满目疮痍,国力极度羸弱,开国皇帝刘邦要出巡,居然配不齐六匹毛色一样的骏马,一些列卿大夫和诸侯,穷窘得只好以牛车代步。

国贫民穷之际,如何对待创造财富的商人就成了关键。汉初的几位皇帝,从高祖、惠帝到文帝、景帝,对商人采取了看上去很矛盾的政策。

在法律上,汉律基本沿袭了秦律,对商人继续实施蔑视和压抑的原则。天下抵定后,亭长出身的刘邦对商人非常反感,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最讨厌的人有两种,一是有文化的人(儒生),一是有钱的人(商人)。他学习秦始皇的办法,把10多万户六国贵族后裔及富豪之家统统迁徙到关中,放到自己的鼻子底下加以监管。他还颁布诏书,严令商贾不能穿丝绸的衣服,不得乘坐华丽的马车,还专门抬高针对他们的租税,以表示对他们的困辱。到了他的儿子惠帝执政时,态度稍稍宽松,不过还是在税赋上采取了歧视的政策,一般人交税一份,商人和奴婢则要交两份。

另外,汉初的几个皇帝还彻底关闭了商人从政的路径,甚至连他们的子孙也受到限制,所谓“禁锢不得为吏”。汉文帝规定,有三种人不能当官,分别是商贾(贾人)、入赘的女婿(赘婿)和犯过贪污之罪的官吏,理由是“贵廉洁,贱贪污”。其后的汉景帝在诏书中专门强调“有市籍不得宦”。《史记·平准书》还记载,从惠帝开始就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在分配田地的时候,有“市籍”的贾人也不能获得土地,如果被发现违规,马上就贬为奴婢。

为了缓解财政上的困局,汉初朝廷曾经实行过“纳粟拜爵”的制度,平民只要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就可以获得爵位,甚至还有“入羊为郎”的记录,就是有人牵着羊群换来一顶“郎官”官帽。可夸张的是,就是在推出这一“卖官”制度的时候,朝廷竟也规定,最有可能出钱的商人不在此列。安作璋在《学史集》中便考据说:“汉朝任用官吏是把商人排斥在外的,即使是以富訾选官,也不包括商人在内。”

就在对商人实施了如此蔑视和侮辱性的政策的同时,让人惊奇的是,在实际的微观经济层面,工商业却得到了极大的解放。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记录:“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也就是说,政府改变了自商鞅以来的全面管制政策。“开关梁”——开放关津,“弛山泽之禁”——放松对山林矿藏资源的专营,这是两大非常重要的政策变动,前者减少了地区之间的物流成本,终汉一代,从此没有再设关征税,统一市场的优势得以展现,后者则把利益最大的资源性产业向民间开放,这两大政策的推出,直接导致物流交易的活跃和工商业的繁荣。

在放松工商的同时,朝廷对农业则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文帝前后两次“除田租税之半”,租率最终减为三十税一,一度甚至还全免田租,长达12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尽量“委曲求全”,通过和亲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

这样的宽松政策——可以说是“休养生息”,也可以说是“放任自流”——实行了70年,主要是在文帝和景帝时期,史称“文景之治”。《史记·平准书》说,汉兴70年间,民间和国库都非常肥腴,国家储备的钱财以亿计,用以串钱的绳子都朽掉了,中央粮仓里的粮食多得更是陈谷叠陈谷,以“至腐败不可食”,这当然是前所未见的盛世了。

与此同时,商人阶层也崛起为一个强大的势力。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认定,“汉初实为中国商人第一次获得自由发展之安定时期也”。从各种史料见,当时大商人主要集中在四个产业之中,分别是盐铁业、流通业、种殖业和金融业。

盐铁的利益之大,早在管仲时期就已经逼现,现在将之开放给民间,当然催生巨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了西汉初期的21位富豪——他称之为“贤人所以富者”,其中,单独列出、比较详细地记载其事迹的有8位,前4个竟都是冶铁业者。

第一位是四川地区的卓氏。他原本是赵国人,世代靠冶铁致富,秦灭赵国后,卓氏一族被洗劫一空,只剩下夫妻两人,推着一辆小板车流放他乡。同行的流放俘虏中,稍微有点积蓄的都争着贿赂押解的官兵,希望能安排到距离赵国稍近的葭萌关一带(今四川广元县),只有卓氏说:“此地狭小贫瘠,我听说汶山(即岷山)之下,土地肥沃,地里长满芋类,一辈子不至于挨饿。那里的人们喜欢到集市上做事,喜欢做买卖。”于是要求迁得远一些。押解的官兵就把他安排到了临邛(今四川邛崃),卓氏到了那里后,就着当地的铁矿资源大搞冶炼铸造,运筹经营,把产品销往滇、蜀各地,不久就富甲天下,家里的奴仆多达千人。他们大起田池,射猎为乐,享乐可比王君。

排在第二位的富豪叫程郑,竟也是在临邛致富的。他是从山东流迁过去的俘虏,与卓氏一样从事冶铸,销售到西南的夷族地区,富裕程度可与卓氏一拼。

第三个冶铁富豪是孔氏。他是魏国大梁人,秦灭魏后,把孔氏流迁到南阳,他就在这里冶铁铸造,修建池塘堤堰。致富之后,孔氏还投身长途贩卖业,带着成队车马,往来于各诸侯国之间,各国由于他的商业活动而受益,人们称呼他为“游闲公子”。他花钱如流水,赚的却比花掉的要多得多,家里累积的钱财达数千金。南阳一带的生意人都以效仿他的雍容大方为时尚。

第四个富豪是鲁国的曹邴氏,他以炼铁起家,“富至巨万”。跟出手阔绰的孔氏不同,鲁国人生来就节俭吝啬,曹邴氏定有家规,“俯要有所拾,仰要有所取”,他还从事高利贷,足迹行遍各地。鲁国一带的人受其影响,大都抛弃学术而追逐财利。

除了上述四位钢铁富豪之外,排在第五位的就是齐国的大盐商刀闲。齐国是东方的商业大国,以沸煮海盐闻名天下,刀闲的致富策略是敢于雇用最多的劳力。一向富足的齐人对奴隶非常轻贱,认为这些人刁悍狡猾,而刀闲则大量地收留他们,让他们去打鱼晒盐,然后带着这些人四处贩卖食盐等货物,结交各地的官吏,终于累积起数千万的财富。那些跟着刀闲的流民也都富裕了起来,因此当地流传民谚曰“宁爵毋刀”,意思是“难道非要去做官吗?还不如去给刀闲当豪奴”。另据史料记载,除了刀闲,当时还有两个有名的大盐商,一个是山东的东郭咸阳,以海盐为业,另一个是山西的罗氏,从事的是池盐业(“擅盐井之利”)。

盐铁之外,第二大致富产业是流通业。

中国地域广大,各地特产繁多,流通之利不可小视。司马迁记载,当时的大运输商拥有上百乘马车,上千辆牛车,有的还有大型船舶,“船长千丈,车百乘,牛车千辆”。其中最出名的是洛阳的师史。他家共计有上百辆运输车辆,在各郡国周游经商,足迹无所不至。洛阳地处齐、楚、秦、赵几个国家的中间地带,四通八达,商风盛行,师史积累的财富达七千万之多。

第三大致富产业是种殖业,司马迁列举了两个商人,分别是任氏和桥姚。

任氏的祖先曾做过看管粮仓的小官,秦朝败亡时,各路豪杰争着抢夺府库里的金玉,而任氏则独独挖窖储藏粮食。后来,楚汉两军对峙,老百姓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涨到每石一万钱,于是,豪杰们抢去的金玉都归到任氏手上,他因此暴富。任氏致富后,并没有奢侈享受,他仍然从事农业和畜养业,还立下家规,“不是自家种的养的东西,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不得饮酒吃肉”。因此,任氏富足了几代,被邻里视为表率,连皇帝也对他颇为器重。

桥姚则是在边陲地区致富的商人,他养马千匹,牛两千头,羊上万只,家中粮食以万钟计算。其发迹故事与向范蠡求教的猗顿有点类似。

第四大致富产业是铸钱业。

汉初允许民间铸钱,不过铸钱需有铜矿资源,所以,非王侯官家背景不得可。当时最大的两个铸钱商,一是吴王刘濞,他是刘邦的侄子,被封于现今的江苏、浙江一带,此地有丰富的铜山,可以开采铸钱。另外一个是叫邓通的“黄头郎”。

邓通出身平民家庭,少年时被征召入宫,在未央宫里当一个划游船的“黄头郎”。据传,有一次汉文帝做梦,梦见自己怎么努力也登不上天,正着急之际,来了一个貌若美玉的黄发少年,助他一臂之力,顺利地登上了天。第二日,文帝游船,陡见头缠黄巾的邓通,便认定他是自己的“登天贵人”,从此百般宠幸,官至上大夫。汉初诸帝都有同性恋的癖好,所以又有记载邓通与文帝有“断袖之交”。某次,一位善于看相的术士说邓通“当贫饿死”,文帝不以为然,说“我就能让邓通富贵,怎么可能贫穷呢”,于是,把蜀郡的严道铜山(今四川省荥经县宝子山)赐给他,准许其自行铸钱。邓通铸钱很注重质量,其钱币光泽亮、分量足、厚薄匀、质地纯,深得民众喜爱。当时,吴王钱以发行量大占优势,邓通钱则以质地优良取胜,两币流通全国,有“吴币、邓钱布天下”之谓,邓通因此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官商巨富,日后,“邓通钱”甚至成了货币的代名词。

除了上述四大产业中的超级富商之外,司马迁还十分简略地——仅以十来个字——列举了当时另外一些有名的商人,从记录中可以看到他们所从事的产业。比如,秦杨,以从事粮食生产而成为一州首富;田叔,靠掘墓的勾当也成了富豪,在今天大抵算是文物贩卖业;桓发,从事的是“博戏”,就是今天的博彩业;雍乐,靠走街串巷的零售成了富足之家;雍伯,贩卖的是女人用的胭脂水粉,在今天就是化妆品业;张氏,靠卖“水浆”成了千万级的富豪,在今天就是饮料业;郅氏,生产和贩卖的是“洒削”,镪剪子和磨刀,类似今天的小五金;浊式,买卖的是猪羊杂碎制品,因此致富,这是今天的肉类食品业;张里,从事的是医治马匹的生意,类似今天的兽医业。

这些人致富的秘诀是什么呢?司马迁一言以蔽之曰,“此皆诚壹之所致”。就是专心一事,专业经营所带来的。这是商业成功的不朽之理。

细想司马迁的这份“西汉富豪榜”,是很可以再三玩味的。他所记录的当时的富豪不过区区21人,以当时信息传播的落后,能够进入宫廷史家耳中的名字,必已是天下闻名之人。

从这20多位富豪所从事的产业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在有汉一代,能源业、流通业和金融业就已成最具赢利性的重要产业,这一特征迄今未改;其二,在商人阶层已经出现专业化经营的萌芽,“富豪榜”中有不少人从事的是薄利多销的手工制造业。譬如贩卖胭脂水粉、贩售“水浆”以及镪剪子和磨刀等,如果没有相当的规模化生产以及广泛的销售能力,是不可能积累巨额财富的。然而,雍伯、郅氏等人竟能够因此成为一代富豪,并被写进《货殖列传》,这自然是十分让人好奇的。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人的产业究竟做到了多大,以及如何做到那么大的,这些都已经成了无法解开的历史之谜。

司马迁在记录这些富商故事的同时,也在字里行间表述了自己对财富和商业规律的理解,这可以被看成是汉初思想界的某种共识: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逐利求富是人之常情,社会上各种人物都是围绕物质利益而奔波忙碌。司马迁承认人们追求财富的正当性。

“富好行其德者也。”——一个人富足了,便喜欢行善事、留好名,这与后世流行的“为富不仁”观念有很大的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