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契诃夫曾为俄罗斯地理学家、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写下这样一段话：“他们本人用活生生的行动向社会表明，除了那些争论什么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人，因为无聊而写糟糕小说、无用的方案、廉价的论文的人，为否定生活而堕落放纵的人，以及为了一块面包而撒谎的人，除了那些怀疑主义者、神秘主义者、精神病患者、耶稣会教徒、空谈家、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人——献身于伟大的事业、有信仰、有明确目标的人。”
珠峰登顶
2003年5月22日下午三时许，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梅林总部，董事总经理郁亮的电话响起，是珠峰大本营总指挥李致新打来的电话。“王石登顶了！”郁亮一脸喜色。
几乎同时，万科公司的网站上也有了在珠穆朗玛峰6500米前进营地的山友发布的王石登顶消息。整个万科总部办公区沸腾起来。报捷的电话打进打出，响个不停。
从5月22日凌晨两点整开始，相当多的万科员工以及王石的朋友们都在关注着从海拔8300米的突击营地出发的董事长王石。队伍由王石以及其他两名队员和四名专门从事高山协作的尼泊尔夏尔巴人组成，经过将近13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当天下午14点50分，王石在高山协作者的帮助下第一次站在了地球最高峰。
不过，整个登顶过程远没有文字叙述那么简单。
王石所在的B组冲顶的人员有：罗申队长、王石、刘健和四名夏尔巴人。B组另外两名队员大刘、大梁放弃冲顶的机会没有出发，留在海拔8300米处休息。B组凌晨两点左右出发后，就和各级指挥系统失去了联系。
整整一上午，所有的人员都在挂念着B组冲顶队员的去向和安危。但是，无论是通过对讲机还是手机（珠峰7500米以上有手机信号），都难以和他们取得联系。
还好，一切终遂人愿。
下午，大本营通知万科总部，王石正在下撤，预计当天就能到达彻底安全的前进营地。
当晚，得知王石回到6500米营地，万科众人长长松了一口气。
作为成功登顶的第一个中国企业家，王石还创下了中国人登顶珠峰最大年龄的记录——52岁，并获得了中国体育最高奖——体育荣誉奖章。
下山的王石，在四川、北京参加各种庆祝活动和面对传媒，足足逗留了十几天才回到深圳自己的家里，休整了半个小时就又赶出来接受我的采访。
他脱去了厚厚的羽绒服，换上短袖的休闲装，剃了一个光头，没有晒得特别黑，人比起上山之前，显得还要年轻些，不像是52岁的人。他的体重由74公斤一度下降到61公斤，言谈举止也更加精神利落。像平时一样，他的食谱还是只吃一点鱼肉，大量的蔬菜和水果，猪牛肉基本不动筷子。面对鲜花和麦克风，一贯倔强好胜的王石还是很清醒的。
“我不是英雄，这不是谦虚。”王石下山后，我已经听他多次这样强调。
“2003年，在珠峰北坡，中国境内一侧，（和我们）类似的登山队一共有27支队伍，南坡尼泊尔一侧有35支队伍。”
50年来，共有1000多人登顶珠峰，但是其中汉族人士只有12名，6名是大陆的，5名是台湾的，1名是香港的。早在登顶珠峰之前，王石每每提到这些数字，都会颇为动容。
他说：“以我们中国的十多亿人口以及邻近珠峰来说，我们登顶的比例实在是太少了。去年就有一个和尚，以很简陋的装备，一个人独自登顶珠峰，美国也有一个盲人到达了顶峰。所以大家不要把登珠峰看作很神圣的事情。我相信今年夏天这次登山，就有几十个人登上去了，但只有中国队员得到了这样的殊荣。”
2003年5月的这批珠峰登山队队员也是由一批普通登山爱好者组成，只是由于中央电视台的现场转播，又由于处于“非典”时期，于是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同，攀登成功后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得到极高荣誉。而在王石看来，这是值得高兴庆贺的事，但他们所参与的毕竟只是一项自愿参加的极限运动。“我不是英雄，这是我的真心话。所以我反复对大家说，不要太看重这次登山。”
这一次登山的缘起说来有点偶然，但是也和王石一直以来强烈希望登珠峰的愿望密切相关。
王石几乎每年冬天都参加中国登山协会在怀柔的登雪山训练，1999年就顺利登上了章子峰。有一次从章子峰上下来，聊天的时候大家谈起说如果登上了两座海拔7500米的山，就可以成为国家运动健将了。王石开玩笑说，自己立刻虚荣心作祟，觉得小时候看到同学是国家二级、三级运动员，羡慕得要命。现在自己49岁，说不定能在50岁的时候送自己一份生日礼物，成为国家运动健将呢。当然，这个愿望在2001年8月登完新疆慕士塔格峰后就成了现实：王石2001年10月递交了国家运动健将的申请，于同年底获得批准。然而他又不满足了，因为登山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他将目光投向了世界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他想，目前世界上登顶珠峰年龄最大的是64岁，而他才50岁；他如果能在五十五六岁的时候登上珠峰，比那人还小10岁呢。他给自己暗自设定的攀登珠峰的时间是2004年开始，到2006年用两年时间去做，当时他也不认为在他这个年龄，能一次登顶成功。
但是2002年10月，中央电视台突然找到王石，说2003年是人类登顶珠峰50周年纪念，中央电视台想组织一次登珠峰的活动，希望王石能够配合。王石答应了，但是他说实际上他当时并没有准备在这次登山中就登顶，他一直准备登的是8300米的卓奥友峰，所以他准备登到8300米的高度就下来，到2004年再正式开始他的登珠峰计划。但是中国登山队队长王勇峰从尼泊尔回来后给王石的一个电话，改变了他的想法。王勇峰告诉王石，他通过他认识的一个美国登山队成员，找到了非常好的夏尔巴高山向导，这还是中国登山队第一次聘请夏尔巴人。而且这次登山的氧气配备尤其充足，所以登顶的机会相当难得。王石当即决定把自己登珠峰的计划提前，因为他不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山上的艰难时光
“能见度最多在三十几米。抵达顶峰后，稍松了口气：不用再往上走了。”
“接着是掏国旗，我和同伴刘健两人展开，请高山向导拍照……动作缓慢、机械。眼睛所能看到的是身边的国外登顶队员，约十七八位，及正在接近顶峰的攀登者，没有任何激动、联想。在高海拔极端寒冷、缺氧环境下，极度疲劳的登山者，即使吸着氧气，思维神经系统还是很迟钝的。”
“4月5日，登山队进驻5200米的珠峰BC（大本营），休整、拉练一个星期；攀登队再经两天路程抵达6500米的ABC（前进营地），实施攻顶前的上上下下的反复拉练。没有经过高山适应训练的人员只有在氧气的支撑下才能熬过头疼欲裂的漫漫长夜。即使适应性较强的攀登队员拉练不超过10天也要下撤到BC休整几天再返回ABC。”
这些王石的登山日记，记述了登雪山的鲜花和光环后面的辛酸和艰苦。
早在四年前，王石就有意识地进行登山和攀冰训练，为珠峰登顶做准备。“7000米和8000米的雪山高度对于攀登者来说其实差距非常大。8000米是道坎，以前说是人类生命禁区，需要带着氧气才能攀登。80年代初，才出现无氧攀登。业务登山方面，中国登顶珠峰的人还是比较少，只有几十个，全世界已经有一千多人上过珠峰。去年一个美国盲人，也顺利登顶成功。人类最高峰再不是高不可攀的象征。”
“现代登山运动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么危险。”在3月28日出发往西藏之前，王石接受我专访的时候很认真地介绍了他的登山观念。
“随着登高海拔雪山经验的积累、科学技术在登山器材方面的应用，其危险性大大降低。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登高海拔雪山已经从职业登山家的专项转化为一项大众参与的运动项目。这项新型的户外运动的开展，相对于欧美国家，亚洲滞后；而在亚洲，相对于日本、韩国，中国滞后；相对于台湾和香港地区，中国大陆滞后。所以民间登雪山，中国大陆参与的人数不多，认识也停留在登山会非常危险，是职业登山家的事的认识阶段。实际上，在登雪山的过程中，面临更多的是缺氧以及恶劣气候、艰苦环境。这是对人承受力的锻炼，对意志力的考验，是一项益于身心健康、方兴未艾的现代运动。”
王石对登山的现状和风险控制，还有自己的行为一直都是很清晰的。
5月初，王石在珠峰大本营和万科慰问团相遇的时候，也很客观地分析：“目标当然是希望冲顶，但是能否登顶受很多因素影响，包括运气啊、状态啊，等等。所以我只能说尽力。”
王石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王石说，（山友）大刘在8300米叫我出来看晚霞，“我不出来，我就是不出来。两个多月，我只看过一次月亮，每天强迫自己在帐篷里躺十几个小时，积攒体能。”
这一种状态，也得是修炼到相当境界才行。
实际上，王石这一次登顶成功绝不容易。
作为比起其他队员年纪大十几二十岁的中年人，王石这次上山之后，一直不太活动，所以不少队员说他的状态不是非常好。
在自然环境极为恶劣的珠峰，每上行10米，都需要极大的体力和极强的意志。有长期进行户外锻炼的万科慰问团成员，这一次到访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然后试图上行，结果来回花了五六个小时，海拔只提高了100米，难度可见一斑！真正的登雪山并非浪漫的事情。
除了自然条件的艰苦，意图登顶的人常常还会受到其他非自然因素的干扰。
由于这一次登山活动适逢人类攀登珠峰50周年纪念，又有各大传播媒体高度关注，所以一度有人提出，要在七名业余队员之中“精选”最有潜力登顶的组成突击队，全力保证冲顶。
当然，也有成员反对这种把登顶看作完成特殊任务的做法。他们认为：“这样的安排违背商业登山原则。如果其他外国队登顶了，中国队登不上去，那时可以再考虑改组中国队的队员。而现在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就目前来看，在北坡攀登的27个队伍中，中国队处于突前的位置，由此可见我们的业余队员并不比外国队员差。”
王石开玩笑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说：“这次到珠峰来，目标有三：第一是减肥，50天的高山生活，腰围减了一圈，目标已完成；第二是获取8000米以上高海拔体验；第三是登顶8848米的珠峰。预计攀登到8300米的突击营地没问题，但登顶就不那么容易了，不仅要看自己的状态，还要看天气的眷顾。在这种年龄段，年龄多一岁，难度就会增加。我会珍惜这次机会……”
结果，在王石的坚持和努力下，作为第二小组成员，他顺利出发，成功登顶。
为什么去登山
“珠峰大本营驻扎着各个国家的登山队，就像一个国际村。印象中，我们国家的登山运动，参与的都是专业运动员，更强调的是精神和政治。60年代不惜一切代价登顶珠峰，为国争光，留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但是在珠峰大本营所见到的外国登山者，多是业余的，他们有自己的职业，像金融家、医生、律师、教师等，对他们来说，登山只是一种业余爱好和乐趣。令人称奇的是，一些登山队还把登珠峰和滑雪、飞行伞运动结合起来。我亲眼见到身着飞行服的英格兰登山队队员在大本营上空操纵彩色飞行伞翱翔……从西藏回来后，我的兴趣点又发展到飞伞滑雪。”
这是1997年王石第一次到达珠峰大本营时候的百感交集。
不仅仅是自己飞伞，王石还带动十几岁的儿女也飞伞。他的理论是，飞伞的意外几率比汽车还低，我们连汽车都敢坐，为什么要害怕飞伞呢？
同样是这个理由，王石坚持着登山运动。
一次记者采访，对方胸有成竹地问：“你参加这么多户外活动，家里一定是很理解很支持的吧？”
王石的答案则把对方晾在了一边：“担心肯定有的，也说不上很支持，但是成年人做事情，还是有分寸的。自己想去，衡量过安全系数就去了，不一定硬要家庭很理解很支持才行吧。”
国内的很多人认为登山只是处在青春期的年轻人的活动，但国外许多登山队的人员构成是银行家、律师这样一个社会阶层。“在他们看来极限运动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只不过这些运动碰巧我都喜欢而已。这样的生活方式让我觉得生活更有意义，更应珍惜它。况且它并不影响我的工作。”王石说得声音很轻，但是很坚定。
其实王石登珠峰的念头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实际上，当他第一次去西藏，见到珠峰的时候，除了想跪下来之外，根本没有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登到珠峰的峰顶去。王石登山的缘由，也许和很多人想像的很不一样。
就像著名作家加缪的那一句名言一样：“伟大的行动通常有一个可笑的开端。”
王石高海拔登山的直接诱因是在1995年。
那一段时间，平素生龙活虎的王石突然发现左腿剧痛，晚上有时候要吃止疼片，不然半夜都会被痛醒。后来照核磁共振，照CT，发现腰椎的第四、第五节之间有个血管瘤，正是这个瘤子压迫神经造成的左腿疼痛。
当时王石就问医生：“我还能不能踢足球？”
医生说：“还踢足球？你现在最好即刻卧床不起，你随时可能下肢瘫痪，如果这个血管瘤破裂，损坏神经你会瘫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