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如同一个朴实的农家子弟，家道殷实却不喜声张，默默地归卧在京东，守望着不远的首都。天津商人的崇科学，重信誉，讲实干的良好作风以及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经营原则，使其具备了良好的投资软环境。
1.天子渡津之地
天津拥有600年建成历史的丰厚底蕴，录载百余年中西文化交融的粲然精华，以它的大气、豪放和壮美，在辉煌的近代中国历史画卷中闪耀着光芒。天津二字是“天子渡津之地”的意思。这是明朝皇帝朱棣为纪念“靖难之役”而亲自御赐之名。明朝在此设立“天津卫”，“天津”这个名字也就一直沿袭到现在。清代乾隆初年，从浙江来天津的诗人汪沆，写出描写天津民俗的第一本竹枝词（通俗诗），诗中说：“天津名自长陵赐”。长陵是指十三陵中埋葬明代皇帝成祖朱棣的陵墓。天津就是他在登基作皇帝的第二年（公元1404）给起的名字，只不过当时不是作为地名，而是作为军事建制而命名的，它就是天津卫。
天津原来是海，地下至今仍可以找到鲸、海豚等海生动物遗骸和种类繁多的贝壳。天津地区的形成始于隋朝大运河的开通。唐朝中叶以后，天津成为南方粮、绸北运的水陆码头。宋代设过军事砦铺。金代名直沽寨。一直到元朝，都是军事重镇和漕粮转运中心，“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张翥诗）。明水乐二年（1404年）筑城设卫，称“天津卫”。17世纪以来，天津地区城市规模不断扩大。1860年被辟为通商口岸，成为当时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30年代中期，天津有华资银行10家，外资银行16家，商号17000多家，外贸出口占全国总量的25%。
天津城市形成之后，百废俱兴。《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到过这里，写下：“林旗夸酒莲花白，津鼓开帆杨柳青”的诗句，说明孙悟空好酒贪杯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吴承恩过天津，就先盯上名酒“莲花白”。大科学家徐光启在天津试种过南方水稻，也第一个种过白薯。人说天津有城，呈算盘形，主出商人。所以在清代天津有了“畿南花月无双地，蓟北繁华第一城”的美誉。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天津出现了英、法、俄、美、奥、德、意、日八国租界。这样一来，内陆运河城市又兼具外向海港城市的性质。
有人曾说，天津并没有成型的乡土文化。事实上这并不正确。天津是常常被北京的京都文化笼罩，但是“京味儿”之外却有个“津味儿”，不管怎么说，天津是天津，是不能被北京所笼罩的。
天津的商业氛围由来已久。从设卫那天起，天津就是一个天然的物流中心。在天津发展的几百年历史中，从成为货物集散地那天开始，商业就与这个城市如影随形。天津商人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性格。这也正是近代天津工商业崛起并占有领军地位的内因所在。尽管许多人物留下的仅仅是只言片语的资料，他们的精神却广泛渗透于经济社会活动之中。
天津“俗尚奢华”，但从前是不论贫富的。俗语说得很贴切：“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如今天津民风，可分三大块：城市风，又分商人风、文人风、游民风；滨海风，又分渔民风、盐民风；农村风，实则为山东、河北农民风尚的综合。所谓的混混儿之类，不过只是其中的一种游民而已。
从衣食住行上，可看到天津传统文化的特色：运河城市与海港城市文化的结合。
作为大城市，天津人对吃是很讲究的。清末民初，有大饭庄70余家；到30年代，天津各类饭庄、饭馆多达300余家。天津菜以河海两鲜为主，从前讲究“八大碗”，美食则为“鸭翅（鱼翅）席”、“燕（燕窝）翅席”。论烹调，天津与山东、北京有着很大的渊源！天津历史悠久的大饭庄登瀛楼就是山东馆，其余从蓬莱春、川鲁等店名看，也都是鲁人所开。至今，大饭庄的一些老厨师还有不少黄县、蓬莱人呢！
天津仅小吃花色就有500余种，在各地叫得最响的，是狗不理包子，与十八街大麻花、耳朵眼炸糕并称三绝。
说到三绝，在民间工艺品中也有三绝：有线板手绘的杨柳青年画；“泥人张”栩栩如生的彩塑人物，已由张明山传到第五代张乃英；还有“风筝魏”的风筝。时鲜中也有三绝：银鱼、紫蟹、铁雀。从衣食住行上，可看到天津传统文化的特色：运河城市与海港城市文化的结合。
天津拥有天然良港，地处南北通衢、京畿屏障的重要地理位置，从而获得了无限发展的空间。古代的天津，如诗所云：“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繁华热闹胜两江，河路码头买卖广”。到了近代，随着中外商贸往来的日益频繁，发展成为北方通商之巨埠，实属历史的必然。近代的天津一直以“商业繁荣”著称全国。津城的近代商业是从1860年开埠后开始兴起的。当时的天津商人店铺主要坐落在老城厢。民国初年，传统商业区被新的商业中心——租界取代。但是昔日津城的商业繁华情景至今仍然被一些老天津人津津乐道。在这座古老而又不断嬗变的城市中到处洒落着难以磨灭的辉煌印记：五方杂处的天津卫、商家荟萃的老城厢、异域风情的小洋楼、柔美好听的天津话、财富显赫的八大家……这一切宛如满天的繁星，交相辉映，构成了无数让人应接不暇、叹为观止的城市生活画面。
2.造就商人的竞技场
北京城里多官僚，天津城里多商人，即“京官津商”。这是人们对这两个相邻城市的直观感觉。
事实上作为华北重要商城的天津，它的商业史并不遥远。天津在数百年前，不过是一个盐村渔寨，被称为“直沽寨”。明代燕王曾在此渡河南征，有“天子渡津”之意。明永乐时初置天津卫，由此得市名。
可是天津却具有作为商埠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天津市大部分位于海河平原，海河五大支流——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在此汇流。自后金、明定都北京，天津成为运河北端漕运及海运集散地之后，商业渐渐兴起。
除了这些地理优势以外，天津与天子脚下的皇城北京近在咫尺，这也是它能成为华北重要商埠的另一个政治因素。
天津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杂居之地。在历史上，这里是关内通向关外，关外进入华北的重要通道，人口流动性很大。有汉族、蒙古族、女真族、朝鲜族、满族人居聚。开埠以后，天津的迅速发展，吸引了中国各地以及世界各地人流的大汇集。不同肤色、不同语音、不同习俗的移民在此共居，寻求他们自己的生存空间。租界、教堂、战争、商战，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当中，在东西方文化磨合、冲撞、振荡下，一批背着沉重历史责任而又具有竞争意识、科学精神、求实态度、实干品质的现代商人出现了。
与保守且缺乏商业精神的河北人相比，天津商人不仅具有敏锐的商品经济意识，而且具有极强的竞争开放观念。
天津城东的大直沽烧酒名声远扬。“名酒同称大直沽，色如琥白如酥”。直沽酒有高粱白干普通酒，还有“玫瑰露”、“五加皮”、“状元红”等几个品种，其中“玫瑰红”被外国人称为中国的白兰地。为扩大影响，直沽烧酒名坊“义聚永”的经理刘香久亲赴海外，在新加坡、曼谷、吉隆坡、雅加达建立了直销点，使中国的烧酒飘香于东南亚。如今，具有120多年历史的义聚永大直沽烧酒仍然保持着传统的色香味，正源源不断地销往内地和东南亚及欧美国家。
各个民族杂居融合，和平相处，形成了天津兼收并蓄、相互借鉴的多元文化色彩。例如，赵士林食品厂是用德国人赵士林的名字命名的。赵士林原是德国威廉二世皇帝的宫廷御厨，1900年随八国联军来到中国，退役后，在中国开了一家西餐馆，颇为红火。解放后，赵士林成了专门生产糖果和西式糕点的大厂，至今仍然保持着其独特的工艺配方。
同样，天津商人也会中餐西吃，天津全聚德老板看外国人吃中国菜不习惯，就来个中菜西吃。他们将凤凰氽牡丹等一些名菜，按照西餐的方法分份上桌，引来很多外国人人店就座。
苦干、实干，铸就了天津一个又一个名牌。推崇科学、注重人才、竞争开放成就了天津一个个工商业人士。重利守义、敬业乐群，使天津商人展现出儒商风采。
天津是继上海之后中国的又一个大城市，是造就商人的竞技场。从天津商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结合，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并存，传统的灵光与现代文明的交汇。
天津商人具有苦干、实干、敬业乐群的精神，他们推崇科学，注重人才，重利守义，所以，在与天津商人打交道之前一定要熟悉天津人的生意经。
3.诚信是经商之本
人们都说经商可致富，事实上也有不少人富起来了。见富“眼红”当然不好。但是，经商求富也要富得其所，若是掺杂使假则属为富不仁，到头来只能自断财路，声名狼藉。有句话说的好：“买者不如卖者精”。有人往往把自己的产品吹得天花乱坠，几种酒一勾兑，一种名牌就上市了，而且配有各式各样的广告。缠住你，不怕你不信。
中西制药公司经理刘霁岚锐意求新，健全制度，不仅继承了其父刘秉彝在制药工艺上选料严格、制作精细和在经营上扶贫济困的传统，而且善于把握时机推行新法，改进质量。
在长期经营实践中，他制定了四句话奉为“中西精神”：信义为立业之本；博爱为处世之本；睿智为发达之本，求新为进展之本。
刘霁岚的父亲刘秉彝在长期临床实践中感到妇女与儿童常病均缺少有效的成药，多用草药汤剂，不但量大难于下咽，而且请医就诊和抓药煎药多有不便，于是悉心研究制出清内热、消积食的儿科科良药“保赤一粒金”和专治一般妇女病的“坤中第一九”小包装成药。经过患者试用，疗效显著，加之便于携带，患者争相购用，声名大噪，生意日好。中西大药房制药业务日渐发达，于民国初年扩大经营，更名为中西制药公司。
天津境内早年河流众多，洼淀棋布，空气湿度大，每逢夏秋，患皮肤病者众多。刘秉彝针对这种情况，又研制出一种皮肤科外用良药，名“濯毒洗血净”（药膏），专治疮痈癣疥，疗效甚佳。1939年水灾后皮肤病患者更多，此药当时正合群众需要，曾一度脱销。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述几种成药行销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内蒙等三北广大地区。其中保赤一粒金、濯毒洗血净还远销江、浙、皖、闽、粤等地，畅销大江南北，知名度极高，成为千家万户的常备良药。刘霁岚主持药厂后继承其父事必躬亲的作风，给自己规定“三亲”原则，即产、供、销都要亲自参与和把关，尤其是在选购原料和成药制作上更是严格要求，一丝不苟。进货常规做法是派专人去安国等药材市场上择优选购，有一次适逢刘霁岚离津外出，配制保赤一粒金的辅药甘草告罄，即将影响生产。事有凑巧，一个药商来厂兜售甘草，因其索价低，业务人员即时买下。刘回厂后亲自检验，发现其中有部分稍见霉变，他拒绝了从中挑选的建议，毅然决定全部销毁，即使暂时停产也在所不惜，事后作为此次事故的教训，他规定了原料药材进厂“三不准”制度：
非固定渠道的药材不准进货；质次价低的药材不准进厂；因保存不当影响疗效的药材不准投入生产。
制作成药投料配比主要工序由刘霁岚亲自主持。烘、炮、炒、洗、泡、漂、蒸、煮等均有严格规定，如制保赤一粒金需用19味药材，每种按比例严格称量，分别先后次序投入，并要求每十七两七钱一定要产出成药17700粒，从而确保药品质量规格。中西药厂经常调查市场变化，制作方便顾客的新药品。例如濯毒洗血净曾一度销量减少，经了解系因气候干燥以及人们讲究卫生，患皮肤病者减少所致。中西药厂遂进一步研究改变配方，加进珍珠粉等护肤药剂，使该药膏兼有护肤美容作用，而且芳香怡人。通过宣传，改产后的新药销量又大幅度上升。再如坤中第一丸疗效虽高，但因系传统蜜丸剂型，在保存与服用上患者均感不便。刘霁岚购进制西药的机器设备，研究中药西制，终于将丸剂改制成干片剂，每袋装六片，改称“妇女幸福片”，可以长期贮存，携带及服用非常方便，如此一改，即成为畅销药品。
在严格把关的同时，刘霁岚也没有忘记宣传自己的产品。中西药厂所产的几种名牌成药，除在本市和全国报刊上经常登广告外，广播电台也成为宣传的重要渠道，在节目间隙中广播药品广告。厂方更不惜重金，请人谱写词曲，由著名曲艺演员演唱播放。此外，还大量制作广告牌、宣传画在市内要道以及京奉、津浦铁路沿线两侧广事宣传，甚至在一些戏院的戏单上刊登广告。人们耳之所听、目之所视，保赤一粒金、濯毒洗血净几乎无处不在，如此强大的广告效能，无疑能成为人们需要时的首选药品。
中西药厂还有一手绝招，是一般药厂所不能比的，即多年来不定期地举办“舍药”善举，对贫苦患者免费赠药，这些受惠者无疑成为该厂的义务宣传员，不啻提高了知名度，而更促进了药品的销售。这种既赚钱又深受顾客欢迎的事情，是聪明商人的明智之举。企业的诚信蕴藏着对消费者的关心，也换来了消费者对企业的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