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们告诉我，1957年的时候，有人在长形沟挖“土龙骨”卖了钱，消息一下传开，河北和山西两省临近村民蜂拥而至，长形沟顿时沸腾起来，人们纷纷各自占领地盘，大肆开采“土龙骨”，白天挖，晚上打着汽灯继续挖，昼夜一片繁忙景象。卖烧饼的、卖香烟的把买卖做到工地上，甚至挖“土龙骨”的人就在地下往洞外扔块化石就可以直接换到烧饼或香烟。开采的方法是打竖井下去，摸到化石层后再横向挖巷道寻找骨头。由于开采方式是疯狂的掠夺，为了少投入多获得，人们连自身安全都不顾，坍塌伤人屡屡出现。阳原县人民政府出于对人身安全的负责，出面制止开采，但毫无效果。公安局派武装人员站岗干预，也不奏效，人们搞起了你来我走、你走我来的游击战。最后，开采塌方连续死人，有人说死了3个，有人说是5个，还有人说更多，所以不再开采了。但是，实际上停止开采的主要原因恐怕是“土龙骨”的资源已经差不多到了枯竭的地步。后来在我们的发掘中看到，上文化层遗物富集的地方已经基本遭受彻底破坏，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考古学上一件非常遗憾的事件。
为了查明文化层的准确位置，在遗址范围西部打了一个2米×2米布方、深9米的探井。按36立方米的土量计算，平均1平方米1元钱包干，韩润兴、王恺等8条汉子又从生产队以每平方米记一个工并加2角现金补助转包下来。他们干劲很大，分白班和夜班不停地挖，用辘辘机械绞土，工作效率相当高，不到3天就完成了任务。6月20日，我下探井观测，井的实际深是9.5米，在离地面大约8米深处发现存在石制品和动物化石，查明了遗物分布的确切地层层位。打探井的同时，我在长形沟一带进行了地貌和第四纪地层观测，绘制了地层剖面，其内容已经发表在1976年的第2期《考古学报》上。
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分布在泥河湾盆地北部桑干河左岸（北侧），位于梨益沟的右边（西侧），包括73113地点（两叉沟）和74093地点（长形沟），分别隶属于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村和河北省阳原县侯家窑村。遗址发现于1973年和1974年，贾兰坡按照其地理布局赋名“许家窑”。经过1976、1977和1979年的3次发掘，清理出古人类化石20件（可能另外还有变态的趾骨和下颌骨），石制品3万多件，还有包括20多个种类的大量动物化石。其中，不论人类化石还是石制品与动物化石，基本上都发现在74093地点。无疑，这是一处考古材料和信息极其丰富的旷野古人类遗址，圈内人对它的考古价值是有掂量的。这个遗址的名称，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张森水曾经改为“许家窑-侯家窑人地点群”（简称“许家窑人地点”）或分别称“河北阳原县074093地点”和“山西阳高县073113地点”，再而更名为“阳高许家窑”和“阳原侯家窑”两处遗址，后又称为“许家窑地点”，最后更名为“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并且经国家文物局申报，于1966年由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许家窑-侯家窑”遗址的命名已经变成了国家行为。
遗址74093地点北部，文化层埋藏在地下大约7.4~12.8米深处，上部为3.15米厚的具有隔水性的浅灰黄色粉砂质粘土，下部为2.36米厚的灰黑色砂质粉砂。这是一处考古信息非常丰富的露天古人类遗址。“许家窑人”遗址从一开始发现就引起国内外科学界的广泛关注。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它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不仅对探讨泥河湾盆地的地层和古环境变迁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更重要的是对探索现代人的起源和勾画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古文化面貌具有特别的考古价值。“许家窑人”遗址发现后，我把发现的材料交给贾兰坡。是年秋天，我和谢骏义陪同贾兰坡到内蒙古、雁北、宁夏和甘肃考察。在雁北期间，贾兰坡由张畅耕接待，王建从太原专程到大同市作陪。9月8日上午，贾兰坡等由我带路取道侯家窑村到长形沟作了视察，受到了侯家窑村王占荣等大队干部的超高规格接待。
通过观察，贾兰坡给予遗址高度评价，他说这么大规模的范围，这么丰富的遗物，过去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遗址开始取名“侯家窑”，后来发表文章校稿时贾兰坡采用了“许家窑”，他考虑遗址的两个地点分布在梨益沟的西侧，而且许家窑村恰好位于其中间。实际上黄慰文和郭伯南按照贾兰坡的意见在《人民中国》杂志上率先公布了选用的“许家窑”名称。但是，后来察觉到了行政区划的争议，如果取名“桑干河盆地梨益沟遗址”，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1976年3~6月间，在研究室主任吴新智的大力支持下，我带领李超荣和郑州大学的王丙祥对“许家窑人”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
三月下旬，雁北的天气仍然带着浓浓的寒意。我们随身携带着发掘工具乘火车取道大同，换乘长途客运汽车到阳高县古城，然后由王占荣派马车把我们接到侯家窑村。
发掘地点选择在遗址被破坏最厉害的地方，发掘面积约460平方米。发掘是按照2米×2米开方，垂直厚度1米为1个单位进行的。发掘一开始就从扰乱土中收集到了大量石制品，还有不少野马和披毛犀的牙齿化石。丰富的遗物令人预感到这里很可能发现人类化石。四月份我给贾兰坡写信，曾经表露过这个意思，并且还开玩笑地说：“如果找到人化石请您请客。”不几天以后，我们在人工扰土层的清理中真的找到了人类化石。预想变成了现实，发现的快乐、激动的心情实在是无法形容。人类化石的出现对我们发掘工作是激励、是鼓舞、是力量。此后，5月7日，在J3和P7发掘方的扰土层中又清理出2件人的顶骨化石碎片；5月9日，在R1发掘方发现1枚成年人的左上第二臼齿；5月14日下午，在S8发掘方的扰土中找到1件幼儿的左上颌骨化石。5月19日，天气比较热，中午收工后，例行检查每个方的发掘情况，在G1方看到一块特殊的骨化石，上面糊满了黄褐色泥巴，清洗后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件保存新鲜的呈棕黄色的未成年人左顶骨化石，其厚度接近于现代人，骨片上有破损的新茬口，显然是在发掘过程中打碎的。为了找回丢失的碎片，组织了十多个人用了5天时间将G1方的土反复过筛好几遍，虽然丢失的大部分找回来了，但有一小部分却始终没有找到。5月21日，天气很好，发掘在有秩序地进行着，侯家窑村干部王日民来工地参观，他从Q9发掘方拿来一块骨头给我看，“这不是人脑壳？”他嘟囔着。确实这是一件人的枕骨化石，我让他赶快把化石放回原位，照相记录以后才小心地取起包好带回。另外在R1-S1方中残留1平方米多的原生堆积层，其中石制品非常密集，动物化石也很多，还有薄薄的好几层灰烬。发掘中清理出大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特别是发现许多石球，大约3000多个，可以堪称世界之最。5月27日，发掘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贾兰坡在黄慰文和杜治等陪同下由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派邓林秀到雁北专程接待对发掘工地做了短暂的视察。邓林秀在工地上特别声称：“贾老来我来，贾老走我走。”贾兰坡一行在工地看了一会儿，拍了一些照片就返回大同，我也不便挽留他们在侯家窑村吃饭。
发掘工作结束后，阳原县政府（当时是革命委员会）帮助平价买到当时非常紧缺的木材2立方米，由侯家窑村民协助加工成40多个箱子。标本装箱后分装两辆大拖拉机，我和李超荣押运到大同火车站货运场，托运回北京。拖拉机从侯家窑到大同100多千米的路程行驶了多半天，虽然行进缓慢，但这是我们的专车，非常悠然自得，尽管一路上的烟熏日晒尘土扑面，满脸是烟尘土垢，但我们心里却非常舒畅。
许家窑的装箱标本托运后，我带领李超荣在大同市文化局解廷琦、唐云俊和屈盛瑞等协助下转入大同青磁窑遗址的发掘。我们住在六十九军军部，因为我们随身带着刚刚发现的许家窑人化石，住在部队里非常放心。军部首长对“许家窑人”化石很有兴趣，特地为我们安排了隆重而特殊的展示活动。但是，“许家窑人”的面目是什么样子？由于没有发现显示有关特征的颅骨材料，所以不好准确推测。“许家窑人”的生活行为如何？由于埋藏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也难以明确判断。军文化部长周发言，他曾经到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叶祥奎教授家做过客，对古生物有不少了解，对古人类研究工作也颇有感情。我们住在军部招待所，生活上受到了特别照顾，工作上得到大力支持。那一年青磁窑遗址的发掘工作是在六十九军指战员帮助下完成的，司令部发话，由一名副师长亲自指挥，带领1名副团长、1名副营长、1名连长和1个排的战士，自带发掘工具，义务进行了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
1977年，吴茂霖通知我，说党支部决定要我们交出“许家窑人”化石，我把党支部的决定告诉贾兰坡，贾兰坡非常气愤，并且马上着手研究这批材料。这一年，原本计划整理1976年发现的标本，但是，时任所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吴茂霖和李超荣组队要对遗址继续发掘，显然是为了人类化石来的，我闻讯后便与贾兰坡商量决定也组成另外一个发掘队。研究室时任主任吴新智认为一个研究室组织两个野外队发掘同一个遗址不合适，应该合并为一个发掘队，经协调由吴茂霖任发掘队长，吴茂霖并未阻止我和贾兰坡加入。
是年7~9月，我们再次对“许家窑人”遗址进行发掘。我和李超荣先进入工地指挥民工清理遗址的覆盖土层，当开始清理文化层的时候，吴茂霖和林圣龙跟随贾兰坡一同到达，贾兰坡到工地视察过后返回大同。我们在张畅耕的帮助下住在许家窑村，阳高县古城公社领导阎发才为我们特批了做被褥的棉布和棉花，以及紧缺的自行车，并指令许家窑村及邻村把上缴鸡蛋任务直接调拨供应考古发掘队，许家窑村干部祁丙元委派专人负责安排我们的食宿。古城中学安排4个班277名学生参加了发掘工作，继1976年发掘面积扩展到1100平方米，其中包括两叉沟发掘的近50平方米。事先我们到学校向学生们传授了有关古人类和考古的知识，学生们接受能力强，在发掘工作中十分认真，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
8月20日，在T5发掘方离地表8.85米深处的黄绿色砂层中发现人类枕骨化石1块。8月24日，在U8发掘方发现老年人的1枚臼齿化石。此外，还发现人类顶骨化石5件和下颌枝化石1块。直至发掘结束，仍然没有发现能够说明“许家窑人”面目的颅骨部分。发掘范围大部分仍然遭受到挖“土龙骨”的破坏，开始寄予希望的遗址西南部分揭露出来才发现基本为空方，在“许家窑人”遗址长形沟发掘坑西南角至今仍然保留着16平方米、约2米高的土台子就是放弃发掘的部分。通过发掘查明在遗址发掘坑北残存一小部分未遭受破坏的原生堆积层，打算留下给后人做研究，但是为了解“许家窑人”真正的面目，1989年，吴茂霖再次单独进行发掘，将原先准备留给后人的未经破坏部分进行了清理，在这里发现人类左侧颞骨化石1块，还有顶骨残片1块和下臼齿1枚，还是没有发现有关“许家窑人”面目的化石材料。
“许家窑人”遗址3次发掘总面积达大约1200平方米，文化层从上往下清理厚度2米，在1977年发掘范围边缘的发掘方清理厚度达4米。发掘发现数以吨计的骨化石，多数是动物的肢骨部分，但人类的肢骨一件也没有发现。在发掘到的数以吨计的动物骨骼化石中，没有发现一个完整的骨架，甚至连一个完整的骨头也几乎找不到，发现的牙齿绝大多数是单个的，而且基本上都有破损痕迹，显然“许家窑人”把能吃的东西都吃尽了。发现的人类头骨化石全部是碎块，1976年5月7日在J3发掘方发现的顶骨片和1977年7月28日在Q1发掘方发现的顶骨片可以进行拼合。有的标本上具有明显的切割擦痕，系人为所致是可以肯定的，是不是人吃人肉的结果，不能不有这样的考虑。1977年发现的“许家窑人”第14号顶骨的后部有1个直经9.5毫米的孔，孔缘已经愈合，据北京积水潭医院王云钊大夫诊断，其伤口的愈合时间至少有两个星期以上。考古资料记载，远古时期人类有人工钻环术医治头痛。“许家窑人”的骨病例也许是已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外科环钻术。发现的“许家窑人”化石中，有1块七八岁小孩的左上颌骨，其上刚刚萌发出来的内侧门齿外侧面有一个明显的黄色小凹坑，经北京口腔医院周大成大夫鉴定，这是氟牙症的表现。在发现的动物化石中还有肢骨彼此愈合的现象，可能与氟骨症有一定关系。时至今日，许家窑一带，仍然属于高氟含量地区，据北京卫生防疫站陈冰的化验，许家窑村井水氟化物含量高达4.4毫克/升，大大超标。现在，当地居民患氟牙症者比比皆是，患氟骨症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也不少。
“许家窑人”除了与饥饿和疾病做斗争外，还要提防猛兽的袭击和洪水的侵害。“许家窑人”遗址被埋藏在河湖相地层中，文化层厚5米上下，这是经过比较长时间堆积而成的。可以想象到，“许家窑人”时期，每当雨季盆地湖水上涨泛滥，“许家窑人”的栖息之所及其家当就被泥砂埋没，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反复交替，直至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人类赖以生存的饮食资源形成新的格局，“许家窑人”才不得不放弃多年开辟的家园，背井离乡到别处去谋生。因此，在中国的语言文字里作为化石记忆的“洪水”与“猛兽”一样可怕。只是在近代，人们不顾自然规律，敢在河道和低洼地建房造屋，殊不知其隐患和后果，媒体意识不到以宣传防患于未然，只是热衷于报道发生的灾难以及救灾中的英雄事迹和领导的重视，也许不久的将来，在泥河湾盆地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
许家窑-侯家窑遗址的研究报告曾经两次列入科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但因为石器研究没有处理方法，后来由于双古所标本管理的原因，石制品的全面研究至今仍然提不到日程。
当前，对于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地层性质有争议，这有利于科学进步，因为真理就是经过争论产生的。不过，许家窑-侯家窑遗址的名称系国务院定名，其名称作为国家政令，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应该公开抗拒。
五、没有完成的心愿
我到双古所是准备钻研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尽管研究所发给了旧石器时代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文凭，但进入泥河湾开始，我的打算是配合古人类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做相关地质及其哺乳动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