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力门的年轻总裁堀江贵文,在日本企业界是个“异类”,他离经叛道的经商理念,有悖传统的行为方式,在商界招来无数非议乃至怨恨,在民间却被捧为偶像。堀江从不西装革履,多穿T恤示人。媒体形容他为“最不像日本人的日本社长”。
堀江贵文1972年出生于日本九州地区福冈县八女市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家庭,中学时成绩并不突出,但却偶然接触到了使用计算机编程的工作并且得到了数万日元的报酬。1992年,成绩并不出色的他凭借顽强毅力临考突击,考入了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然而攻读的专业却是他并不喜欢的宗教学。结果,在读完基础部的课程后,他便不再上学,专心到一家计算机公司打工。1996年4月,24岁的堀江贵文从女友父亲处借得600万日元,成立了名叫英极(OntheEdge)的互联网公司,后来公司改名为活力门。
受西方观念影响较深的堀江贵文,成为反叛日本传统保守的商业规范的代表,并得到日本年轻一代的支持和推崇。特别是他毫无章法的“活力”深深感染了年轻一辈,将他视为“新一代英雄”,而其一头桀骜不驯的短发和极不讲究衣着更是成为年轻人纷纷模仿的对象。在日本的传统社会里,政界和经济界普遍存在着60多岁的前因特网时代的人把持大权的现象,他们思想僵化,反对变革。而广大的年轻人却得不到重用,无处施展才华,只能因循守旧地走别人安排好的老路:进入大公司,拿着低工资拼命工作,创造出的价值却被盘踞在自己之上的那些人剥削享受,论资排辈苦苦等待提升。堀江贵文号召他们起来挑战旧秩序,辞掉白领职业自己去创业,从而把握自己的人生。
堀江贵文一向崇尚用别人的钱做自己的事,他正是用自己的想法和计划说服了别人,拿到了最初的5万美元借款,才得以创业并迅速发展的。因此,从创业时代开始,他就对应该如何筹集资金以及“资本总是流向最有希望赚钱的人和事业”这个最简单朴素的原理,有了极其深刻的认识。
在这次兼并事件中,堀江贵文也是在自身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想到了向资本主义先进大国美国的投资公司融资。在寻找了几家后,他的大胆想法和缜密思路让美国雷曼兄弟证券投资公司动了心,决定通过提供必需的资金参与到活力门公司策划的行动中来。具体说来,雷曼兄弟证券投资公司通过承接活力门公司发行的附带“新股预约权”的可转换企业债券,为活力门公司套购日本广播公司的股票提供总额达800亿日元的资金。结果,当时年度销售额不过300亿日元的活力门公司以这笔来自美国公司的充足资金开始向市值为2053亿日元的日本广播公司发难,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西方的资本势力对被日本政府严密保护的日本公司向来无可奈何,活力门的出现也为它们进入日本社会提供了一个契机,它们也希望借此能够成功撬开日本的大门。因此,雷曼兄弟不仅在此次并购中不遗余力地为活力门出谋划策,而且事先要求的融资条件也是接受公司的可转换企业债券,以此为以后可能发生的控股行为埋下伏笔。
对于这种非常“美国式”的西方资本的入侵,日本社会表现得非常警惕。日本虽然早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但其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是相差很远。另外其企业文化和社会氛围也相对保守,社会等级制度森严,长期处于“和为贵”和“忍为上”的传统思想统治之下,政界和财界都是现有秩序和既得利益的捍卫者。活力门的这次行动,触动了日本传统势力的利益,动摇了它们的统治基础,自然会遭到它们的强烈反对。它们宣称活力门利用资本的实力冷酷无情地“夺取”另外的公司,非君子所为,违背人伦道德。日本的财团势力利用它们对社会舆论和日本政府的强大影响力,以保卫“社会道义”和“传统商业秩序”的名义对活力门公司进行口诛笔伐,甚至包括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前首相森喜郎和金融大臣伊藤达也等政界要员也表示坚决反对活力门的这一行径,其真实目的在于维护日本传统势力的社会统治地位和既得利益。
活力门并购事件发生以后,日本政府临时决定延期一年公布《新公司法》,日本的企业将利用这段时间加强其反并购的能力。根据日本《朝日新闻》针对50家日本大型企业的调查,在做出回答的42家中,72%的企业对活力门公司的行为感到了“威胁”;76%的企业正在采取防卫措施,就连日本最大的企业——丰田汽车公司也开始警惕被外资收购的危险性。按照国际市场尺度来看,在封闭的日本市场内,许多企业的股票价格一直偏低,这就导致了企业市值总额偏低。比如,美国的GE市值高达3500亿美元,而日本的松下集团却仅为其十分之一;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公司市值达2400亿美元,日本的零售业老大伊藤洋华堂则不过155亿美元左右;美国石油界巨头埃索公司市值为3200亿美元,与之相比较,日本最大的新日本石油公司也不过仅100亿美元。另外,据统计,日本当时市值总额少于净资产的企业居然占上市公司整体的三分之一之多,实在不合常理。而这种现象最突出的则要数银行,日本的三菱东京和UFJ银行合并后,总资产高达17000亿美元,为全球之最大银行,但是其股票市场上的价值居然仅有区区900亿美元,才名列世界银行业第9位,这简直难以置信。
日本企业的另一致命弱点是,像此次日本放送公司和富士电视台之间的资本结构关系倒挂现象,在日本企业中也十分普遍。比如,软银公司的市值为14762亿日元,而其子公司日本雅虎公司市值却高达35635亿日元;富士电机公司市值仅为2358亿日元,可子公司富士通的市值却是它的5倍多,高达12792亿日元;伊藤洋华堂市值是16371亿日元,而子公司“7-11”(Seven-Eleven)公司则达23904亿日元;日本最大的电信公司NTT市值为68631亿日元,而从它分割出来的NTT-Docomo公司规模庞大到81816亿日元。因此,在购并时代到来时,不少在股票市场上市值偏低的日本企业,将会成为被收购的最佳对象,且极有可能拖累其子公司。
活力门的这次并购虽然最终没有成功,却起到了促进日本社会觉醒的作用。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通过“维新”,而不是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因此,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它具有更多的封建特性。另外,二战后日本对财阀的改造不彻底,以旧财阀为主体的资本在经济重建和发展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再加上日本社会传统的封闭和保守的本性,使得真正的资本主义化一直没有得到贯彻。长期以来,日本的资本主义其实主要是恣意横行的法人资本主义,一般的小股东根本没有什么发言权,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等互相拥有对方的大部分股份,以保证对企业的长期控制,彼此形成强大的利益联盟和稳固的权益垄断,传统的大家族式的公司只顾大企业和大银行的利益,这就在整体上强化了日本社会在经济上的排外性和守旧性。
活力门公司的此次行动提醒日本社会开始思考企业到底是属于谁的。在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股东是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群体而存在的。只要拥有公司的股份就可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如果掌握控股权,则可以拥有决定公司发展方向、制定重大决策、替换公司经理人等重要权力。而在日本,股东的地位却低得多,特别广大的中小股东的权益更是难以得到保障。在日本,企业奉行的是“社员第一主义”和“雇佣至上主义”,在欧美国家,企业获得的利润理所当然地要分配给股东,这是股东最基本的权益。而在日本,企业的利润则主要以奖金等方式分配给了企业的员工。而这个以封闭性为前提建立的日本式资本主义体系,正是日本政府通过《公司法》等一系列法规要竭尽全力去保护的。在经营国际化和资本全球化的时代,日本一直利用政府这个屏障保护着国内市场以及日本企业,使它们在本土不会真正受到强大的外国资本的威胁。然而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新公司法》最终还是要出台的,届时股东权益将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次的活力门事件,也提醒企业要重视股东的权力,哪怕是中小股东也拥有投票表决权,毕竟在法律上他们才是企业的所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