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深厚的文明，令任何一册书籍都散发着诱人的灿烂。在莫高窟的耳洞里，我们发现了诸多古代文书，史称“敦煌遗书”，其内容、数量、价值、范围，前所未有，国内外学术界以此形成了一门当代的显学——敦煌学。从此一例，中国藏书文化的博大精深可见一斑。季羡林先生曾经感慨道：“中国藏书事业甲天下，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让人扼腕的是，中国历史上图书所遭到的浩劫也是特别的多。罪责难逃首推秦始皇，禁书焚书，以期江山永固，万世长久，怎知过了十多年就乌呼哀哉了；曲阜孔府中的鲁壁，是孔子后人藏书于墙中，冒死抵御专制的感人场景的遗留。项羽的又一把大火，烧嬴政的皇宫烧他的书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倒是明智的萧何明白藏书的重要性，抢救、保存了许多重要文献，在西汉稳坐天下之后，又主持建造了石渠、天禄、麒麟等藏书阁，令皇家藏书固定有序，有模有样；清代乾隆帝大力倡读书藏书，主持修订《四库全书》，可是在建造七阁、彰扬天一阁以及集纳书籍的同时，也销毁了上千种十几万部不利于统治，语涉抵触、讥刺、违碍、伪妄、诋毁、悖逆的“不经之书”。至于民间自行闻风而弃而毁的书籍就更数不胜数了。清末民国，觊觎中华文明已久的西方列强，终于有机可乘，大肆搜罗，致使很多中国文人精心收集的珍贵典籍，有很大一部分流落海外，成为远离故土的“海外游子”。
历史是一本教科书，可阅读，透视古今。现在，我们赶上了个好时代，国泰民安，终于，文物书籍外流的态势被止住了。国内的藏书界正努力运用各种各样的途径，以期实现流散异邦的古籍文典早日“回归”。
◎澹生堂中储经籍
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投身再大的事业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做一个事业，聆听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做一个故事，我们一定会动手动笔，做一点有意思的事情。不妨把这样的故事称之为“收藏人生的游戏”。让今天收藏昨天，让明天收藏今天，在一截一截的收藏中，原先的断片连成了长线，原先的水潭连成了大河，而大河，就不会再有腐臭和干涸的危险。
——《收藏昨天》
收藏是一种文化，也是某种人生的态势。在人和物的对峙当中，人生因收藏而美丽，藏品因藏鉴而闪烁。我们能够从收藏中感悟其承载文化的深意，体味物趣，得到精神上的慰藉与满足，从而达到某一品质的提升，创造一种更高的境界；而收藏品则揭示了某一时期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走向，跨越时空，见证着人类的发展。所以，收藏也是一种精神和境界。
我国有很多名人深谙收藏之道，他们涉猎广泛，藏品丰富。收藏因名人而更加具有活力，名人也因为收藏而更显风采。其中，以藏书最雅，甚至，一些名人将其作为自己毕生的心爱事业。
中国私家藏书绵延到了宋代，已成为了士大夫们的普遍时尚。北宋司马光，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与历史学家，他曾官至宰相，还主持编写了《资治通鉴》这一历史巨著。司马光酷爱读书，也喜欢藏书，被称为“藏书癖”。他家建了一座藏书楼，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文史书籍万卷以上；他埋首于这座藏书楼长达几十年，还给其所在地取名叫独乐园。他十分爱惜书本，每次读书之前，为避免将书弄脏，往往要先揩抹桌面，将其铺上一层毡毯，然后小心地将书平放于毯子上，这才阅读起来。每当他看完一页之后，往往要先用大拇指轻轻托起书页的边缘，随后加上食指，非常小心地翻过，从不用指甲去刮书页。也轻易不肯捧着书读，更反对别人将书卷起来读或是将书页折角。
南宋大诗人陆游，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他也是一位著名藏书家。其一生嗜书，藏书丰富，同书有着不解之缘，且将居室取名为“书巢”，在书史上也具有一定地位。不过长期以来，其作为藏书家的声名却被诗名所掩。
鲁迅先生是众人皆知的伟大文学家，他也是一位毕生热爱收藏的收藏家。他将收藏除了当成一种休闲消遣以外，还用以增长学识、探究历史。他总是买些自己感兴趣的古器古籍回来，作为研究与探讨之用。鲁迅先生也喜欢藏书，他一生藏书费用约合今日人民币52万元。他在《鲁迅日记》中写有明确的书账：购藏9600余册书籍、6900多张古文物拓片，总计16500件图书。从其开始在北京教育部工作，一直到最终于上海病逝，24个年头当中，鲁迅收入的11.1%，专门用来购书藏书。
我国很多藏书家的乐趣并未仅仅停留在图书上，他们还喜好在新获图书上盖一方自己的印章，用来表达个性情志。明代藏书家祁承的藏书印章为：“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不但爱书之情流露了出来，并且表达了读书之乐。清人《榆园丛书》作者许益斋，其藏书印文深含哲理：“得之不易失之易，物无尽藏亦此理。但愿得者如我辈，即非我有益可喜。”其藏书观、珍书情，更显境界高雅。和藏书章的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藏书票”。它是种小小的标志，用艺术的方式，标明藏书是属于谁的。为读书人爱书、藏书的标志，被誉为“版画珍珠”、“纸上宝石”、“书魂”、“书海之帆”等。
世界上第一枚藏书票源自15世纪，是德国人设计制作的，到现在已有550年的历史。这枚藏书票的画面是一只嘴里衔着野花的刺猬，上面写着“慎防刺猬一吻”。随后，藏书票传入英国、法国以及美洲大陆。17世纪以后，收藏以及交换藏书票变成了一种时尚。伴随着艺术品收藏的兴起，各国先后都成立了藏书票协会。尽管藏书票的产生比邮票早300年左右，可是同邮票相似的是，它从出现的那天开始，便演变成收集与收藏的对象，有时它的收藏功能甚至已盖过了藏书的标志功能。原因在于，藏书票有着很高的艺术欣赏的特质，其图文并茂，色彩斑斓；小小票面不但能传递某种思想，还适应各种画种以及制作方法，变化无限，趣味无穷。
藏书票于20世纪初传入日本,大约20世纪30年代初流传到我国。事实上，在此前，一些传教士、西方学者以及外交官就已将藏书票随书籍带入中国（上海图书馆有收藏证明）。到目前为止。我国发现的第一枚藏书票大约出自1914年，是中国台湾藏书票收藏家吴兴文先生发现并收藏的。这枚藏书票贴在1913年版的《图解法文百科辞典》上，印着“关祖章藏书”的字样，画面为在满壁皆书的书房中，一位头戴方巾的书生正在搜索图书，秉烛展卷。在辞典的扉页上面，还用钢笔写着如下的英文字句：“关祖章藏于美国纽约特洛伊城第八街一七七号，伦斯勒工艺学校，1914年9月26日。”此枚藏书票用的是西方引进的木刻技法，构图又完全为中国古典传统风格，非常具有收藏价值。
由于藏书票不单单具有艺术欣赏功能，更有着独特的艺术个性，因而很多藏书家与艺术家都对收藏很喜爱、制作藏书票。鲁迅先生就非常关注藏书票，曾经托日本友人从日本购买过，如今，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中还珍藏着鲁迅先生收藏的各国以及中国早期藏书票。鲁迅先生对藏书票的迅速普及以及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最早的文学人藏书票“凤凰”就是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它是1933年由著名作家叶灵凤亲手绘稿刻印的。他思想进步，同诗人郁达夫等人积极推介西方文化，并且开始注意以及推介藏书票。亲手制作了这枚书票印出之后，他寄赠书票给日本友人太田临一郎。随后李桦、赖少其等一些青年木刻家受到他的影响，也积极制作藏书票。可见这枚书票具有史料与艺术双重价值。
因爱书而藏书，因藏书而有藏书票，因藏书票而衍生出了一个专门的艺术门类，且培育出一支收藏爱好者队伍。当今，中国的藏书票已普及全国、走向世界，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收藏昨天》中，余秋雨先生说：“希望世间能有更多的人珍视自己的每一步脚印，勤于记录，乐于重温，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让人生的前前后后能够互相灌溉，互相滋润。”
是一种情愫托起了藏书票，这种情愫就是人类对知识的崇拜以及对书籍的热爱。现实生活中的很多读书人，一不小心便沦为藏书人，尽管他们常常有书不读，但能专注于藏书，因此想要得到好书非常难。历史上只藏书不读书的人有很多，登峰造极的非天一阁的主人范氏子孙莫属，他们甚至将藏书当成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钱绣芸，一位为了能到天一阁里看书而执意嫁给范氏家人的伟大女性，最后却只能因其家族保守先祖遗产的严格条款规定而郁郁死去。1673年，黄宗羲成了范氏家族准许登楼查看其藏书的第一人，从此以后范氏家族也改变了他们的规定：只要是有真正大学问的人就能够入阁观书。
在我们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当中，有时，精神文化是难以得到传承的。较于物质精神让人更难坚持。自中华民族有了文明史以来，书籍就成为了保存中华文化的某一载体，也是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好工具。其流传，有时候比人的繁衍还要困难。原因在于，除了要保证不会因人为的破坏而中断之外，还必须要有一种非常坚强的毅力与精神。范钦一家围绕创办天一阁的故事，令我们领悟到，在中国文化当中最重要的是，人必须要有一种文化精神。
精神是构成文化的最为重要因素。要是没有精神，再多的文化也仅仅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存在了，也会消失与毁灭，只有精神才可以让它永远存在，并且受到它的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