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欲尽读天下书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
——《风雨天一阁》
伟大的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可想而知，没有书籍的世界，人类的记忆就好像流动的沙丘一样，生命的根须将难以驻足，疲惫的心灵将无法得到生息。我们不由得要问：书是什么？无数书生跳入书海，寻求答案，往往穷尽毕生的心血和忠诚。书，是圣贤们与我们永恒同在的活的灵魂；书，是人类崇高面孔的左右脸庞；书，是承载着知识的海洋。一本书铸就一个不灭的灵魂，一本书成就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杰出的民族，一段辉煌的历史。所以，书籍是大于时空的意义符号，书籍是人类精神不灭的象征。恰恰是因为对书的敬畏与爱戴，世上才有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将收藏书籍当成生命的真谛，呕心沥血仅仅为寻求那一片知识的栖息地。
在我国古代，有这样的一些文人学士，他们常年辛劳地以藏书、抄书为业，可是因为寒贫清苦，他们没法收藏很多的书，而往往这些书又因改朝换代而流离失散。因此，余秋雨先生说：“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依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藏书楼达多达一千余座。可是历经沧桑，现存于世的只有120多座，其中大部分更是“楼在书亡”。
都说“乱世藏金”，然而在我国清末藏书的习惯却蔚然成风，形成了我国近代历史上最有名的四大藏书楼。它们分别是浙江归安（今浙江湖州）陆心源的皕宋楼，江苏常熟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浙江杭州丁申、丁丙兄弟的八千卷楼以及山东聊城杨以增的海源阁。四位藏书楼的主人，又被称为“清末私人藏书四大家”。在四家藏书楼当中，铁琴铜剑楼列第一位，原因在于它是清中叶以来，历史最长久的藏书楼。有诗云：“琴剑飘零皕宋空，八千卷散海源同；峥嵘一阁留天壤，文献东南此大宗。”
铁琴铜剑，位于历史文化名城——常熟古里镇，清乾隆年间始建而成，到现在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瞿氏五代藏书楼主都对名利极为淡泊，以读书藏书为乐。创始人瞿绍基，从小就喜读书，长期受到家乡藏书文化的熏陶，且因家庭经济条件的允许，让其可以专心专意收藏书籍。经过十多年的收集，瞿氏的藏书多达10万余卷。瞿绍基的藏书处原叫“恬裕斋”。瞿氏第二代、绍基之子瞿镛，对鼎彝古印兼收并蓄，在金石古物中，特别珍爱一把铜剑以及一台铁琴，铁琴铜剑楼因此闻名。解放之后，“铁琴铜剑楼”藏书基本上全都归入北京图书馆。铁琴铜剑楼历经了初创、发展、鼎盛、劫难、稳定、善终等诸多阶段，为后人留下了较为完整的藏书以及藏书楼，给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海源阁，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光岳楼南万寿观街路北杨氏宅院内，为单檐硬山脊南向楼房，面阔三间，分为上下两层，下面是杨氏家祠，上面为宋元珍本和手抄本等秘籍收藏的地方。海源阁是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进士杨以增所建。杨以增生平没有其他嗜好，仅仅是喜欢读书，尤其喜欢收购书籍。他在担任江南河道总督的时候，恰逢战乱，一些藏书家不约而同将书散出，杨乘机收购归入自己的海源阁。其儿子杨绍和（同治进士）又进行了相应的扩充。海源阁藏书楼上层中间门额上悬有“海源阁”匾额一方，为杨以增亲书，额的背面有杨以增自题跋语。海源阁藏书浩瀚，为杨氏四代人潜心搜集的结果。现有藏书4000余种、22万余卷。珍本书主要得之于黄丕烈等藏书家，大多数都是孤本秘籍，其中宋元珍本逾万卷。这四大藏书楼中以瞿杨两家收藏的宋元刻本以及抄本书为最多，因而便有“南瞿北杨”的美称，深受海内外学者仰慕。杨氏藏书后历经战乱，迭遭破坏，大部分所藏图书都散失了，仅仅有一小部分辗转收入北京图书馆与山东省图书馆，才能保存至今。
皕宋楼，位于浙江湖州，藏书分三部分：皕宋楼（藏宋元刊和名人手钞手校本）、十万卷楼（藏书主要为明刊本）、守先阁（藏明后和明刊的重校本以及传钞本）。根据时人李宗莲《皕宋楼藏书志序》说皕宋楼中藏有“宋刊至二百余种，元刊四百余种”。皕宋楼创始人陆心源为清咸丰时期举人，毕生爱书，从青少年时期便开始藏书,藏书达15万余卷。不过可惜陆心源的后人是在不知其所以然的状况下将那一大批书籍保存下来的。在陆心源去世13年后，也就是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陆心源长子陆树藩把皕宋楼10万卷楼、守先阁等藏书用6万元卖给了日本人，后归属日本财阀岩崎静嘉堂文库。这一举动给中国文化遗产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著有《书舶庸谭》的董康这样写道：“古芬未坠，异域长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此次事件被称为“皕宋楼事件”。后来陆树藩把守先阁剩余的书捐赠给兴办不久的海岛图书馆。
八千卷楼所在地是浙江杭州，主人丁申、丁丙被时人称做“双丁”，丁氏兄弟都博览群书，对图籍嗜藏不怠，毕生专爱读书治学，在祖父丁国典、父亲丁英藏书的基础上访求图书，或抄或购，在近30年间，聚书1.5万余种、20多万卷。除了有宋本40种左右、元本大约百种以外，《四库全书》底本、明刻精本、名人稿本以及校本、日本与朝鲜所刻汉文古籍等较多，是其藏书主要的特色，而且其中好多都曾被明清藏书家所递藏。丁氏宅院的祖居自清末、民国以及抗战之后日益衰落，丁氏子孙徙居各个地方，八千卷楼也似“王谢旧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丁氏后人将所有藏书低价售予江南图书馆，后藏南京图书馆，该馆辟专库贮藏，完好无损。丁氏兄弟传名后世，不单单由于家有8000卷藏书，还由于他们在战乱当中尽力保护与抢救了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
藏书楼走到现在，积蓄、升华、蜕变、涅槃，图书馆成了其最后归宿与崭新化身。面对饱经风雨的藏书楼，余秋雨先生不由得感慨：“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从各大藏书楼建立与它代代相传的历史当中，我们能看到中国文化特有且艰辛的流传方式，不但表现了中国人的文化良知以及坚韧精神，又反映了家庭代传的封闭系统无法避免的困惑和悲剧。对于那些珍藏书籍的人来说，他们的精神生命大于他们自己的领域，由于目力所及，都是人类崇高思想的精髓所在，是大于世界且永恒于世界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