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入世与出世
诗人往往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绝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溃。至于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么万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艰辛大多逃之夭夭，然后又转过身来在行路者背后指指点点。文人通病，古今皆然。
——《远行的人们》
山与水凭借文人的笔墨，向世人述说它们的感知。真正的文人似乎都只爱山与水，要的是一种清幽，而这种清幽仿佛只能在山与水之间寻得。还有一些文人总爱客居佛院，而佛院又常建于山间。山间的佛院寂静，给人以许多时间来打理自己的思绪，感受自然界的魅力和哲理。佛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不论是静山，还是动水，它们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包容这个世界，而文人就在这之间学会了包容世俗的人间。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孔子创建的儒家学派，同老庄所代表的道家学派，是孕育于中华本土的文化。而佛教文化原本是外来的一种宗教文化，宗教是人类文化中最富有神异色彩和精神色彩的文化组合，是一种思想文化的极致，具有某种引领人超脱现实痛苦、寻找来生的理想国的麻醉剂作用，这对中国历代文人精神影响不小。因此，它同道教文化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人思想元素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让中国古代文人在现实痛苦中寻求着解脱的园地，并且能够在一种梦幻式的呓语中达到灵魂的解放与轻松愉悦。
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的儒家学说，亦称为儒学，和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并称诸子百家。汉朝武帝时，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可是中国是否存在儒教，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历史上的儒教之争有三次，从明末清初利玛窦之否定儒教是教，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儒教之争……每一次都会引发各界极大的讨论兴趣。他们对儒教问题各执己说，对儒家（儒学）、儒教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或抑或扬。有的认为不存在儒教，“儒”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是一个学术派别；有的认为存在儒教，孔子是教主。汉武帝利用政治权力把孔子学说宗教化，定儒教于一尊。隋唐时期佛、道、儒并称为三教，此后，三教出现合一的趋势。在封建政权的支持下，儒教体系完成于宋代，它以中国封建伦理“三纲”、“五常”为中心，吸收了佛教、道教的宗教思想和修养方法。虽然在认识上各有不同，但是无论称为“儒教”或是“儒家”，其创始人均是孔子。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文人彻底从中下阶层脱离出来并形成独立的一个社会群体，儒学社会政治层面的功能也逐渐形成和加强，同时儒学作为一般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层面的作用便被削弱了。其实，历代帝王并没有真正接纳“儒学”的思想，他们只是把儒士作为其政治统治的工具。于是文人儒士的那种济世安民、奉献自我和实现人生价值的信仰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许多文人在类似的情形下变得委曲求全、沉默逃避，或者一蹶不振、消极忘世，甚至趋炎附势，成为权贵的奴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开始自发地反省，并试图寻求一条新的出路，此时，老庄的处世哲学和佛教思想开始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道教作为中国主要宗教之一，于东汉时形成，到南北朝时盛行开来。汉顺帝时，张道陵创道教于四川鹤鸣山，曾在青城山、龙虎山等清幽之处修道炼丹。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他为“太上老君”，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同时又承袭了古代的巫术和神仙方术。道教徒尊称张道陵为天师，因而道教又叫“天师道”，后又分化为许多派别。道教的产生和我国山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道教宣扬修道成仙，追求超凡脱俗的“仙境”。神仙信仰起源于神话传说，古代神话有昆仑和蓬莱两大系统，都和山水联系着。道教认为，除了升天的神仙，还有一些“地仙”，居住于十洲三岛、洞天福地。由此，一些洞天福地便成了人间的佳境，道侣期荫仙风而栖息于此，游人仰慕名胜寻迹而至。为道教所染迹的山水，沉淀着中国特有的文化。
道教到了唐代，繁衍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李唐王朝皇帝自李渊始，尊奉老子为皇族祖先；奉《老子》为“上经”、“真经”，列为群经之首，并列为士人考试必读之书；封道教为“国教”，以道教思想治理国家，最终成就了“贞观之治”。唐玄宗崇道，又成就了“开元盛世”。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把道教思想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精髓的时代。
少年时的李白，学习内容非常驳杂，但又以道家思想为主。他常去戴天山寻找道观的道士谈论道经。后来，他与一位号为东岩子的隐者隐居于岷山，潜心学习，多年不下山。李白对隐逸术仙生活的喜爱，贯穿他的一生。李白的抱负很大，希望做帝王的辅弼大臣，在政治上有赫赫的建树，然后再像范蠡、张良那样，舍弃卿相之贵，浮游江海，栖隐山泉。其功成身退的想法，从思想渊源而言，就是来源于道家。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离开长安，《梦游天姥吟留别》正是作于此时。瀛州，虚无缥缈，不可寻求，而现实中的天姥山在浮云彩霓中时隐时现，这种神仙般的地方成了李白精神寄托的地方。
李白有一个不安定的灵魂，他有更高更远的追求，而政治上遭受挫折的愤怒仍然郁结于怀，功成身退的愿望难以实现。政治上的失意，使他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有所滋长。他在失意的时候总是想到道教，想到炼丹隐遁，想到纵酒游历。他在求仙学道生涯中寻求精神寄托，并以此睥睨尘俗，傲视帝王。李白的失意不同于其他文人碰壁现实后的沮丧，而是一种蔑视群小、蔑视权贵的兀傲。他非常注重个人的感受，高兴就狂笑，悲伤就狂叫。我们可以发现李白很少有严谨的律诗，而且大部分用第一人称写诗，这就是他和道教所追求的那种对自身、对个性的解放和释放的表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以这两句诗一吐长安三年的郁闷之气。这种兀傲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道教思想与现实社会碰撞的结果。唐代的道教文化影响李白的一生，虽然没有使他“功成”，实现他“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的理想，却助他成为了一位伟大的“诗仙”。
开创了现实主义诗风的杜甫，被后人尊为“诗圣”，比李白小11岁。两人同为唐朝诗坛巨擘，但由于二人家世、文化教育信仰的不同，导致其性格气质和人生经历的不同，进而，他们的诗作风格也迥然有异。
杜甫的家世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他在《进雕赋表》里所说的“奉儒守官”，即他的家庭是崇奉儒家，遵守儒家道德规范的；二是他十三世祖杜预所说的“立功立言”。杜甫出生在这样一个有着诗书传统的官僚世家，其家风必然对他的思想和人生道路、诗歌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尽管至杜甫时，家道中衰，甚至于穷困潦倒，但他一直保持着家庭祖传的基因，坚持“奉儒守官”和“立功立言”的传统家风。他对儒家思想的信仰可说是相当执著的，堪称是儒家仁爱精神的一个杰出阐释者。“奉儒”就是要遵循儒家政治、道德、理想和观念，就是要忠君、爱民、济世、宗仰尧舜、实行仁政。杜甫的抱负和李白一样，都是要为官，干一番事业。他一生都在为实现尧舜的“仁政”而奔走着、呼喊着。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使杜甫形成了积极用世、仁爱、广博、宽厚、忠慈的性格和襟怀。而当他的忠君、济世的仁政理想不能实现的时候，他又变得那么激昂与深沉、忧患与恻隐。这就使得儒家的仁者情怀与关注民生疾苦的精神统一于杜甫的身上。儒家思想文化和特定的社会人生际遇使杜甫只能永远是直面现实人生的伟大诗人。
杜甫信儒，李白信道；杜甫近人，李白似仙。这两种宗教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都是从关心人文出发的，两者之间的不同应该是道家比较注重个人，也就是个体的关怀，而儒家更注重对一个群体的关怀。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始终以儒家为主，道家为辅的原因。
余秋雨先生在《千年一叹》中说道：“中华文明对外来文化的最大吸纳就是佛教，但在吸纳过程中表现了自己的文化选择。”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渗入了中国本土的道家思想，使之成为包含道家思想的佛教。经此中国化的佛教在中国弘扬光大，千余年来成为许多文人墨客的宗教信仰。期间经历代高僧大德的弘扬提倡，许多帝王卿相、饱学鸿儒也都加入了这个行列，也使得佛教教义深入社会各个阶层。佛家经典中的哲学以及系统分明的心理分析，许多是儒、道学说所未涉及的，因而大大开了文人士子之茅塞，备受人们欢迎。唐王朝吸取前人治国的经验，对各家学说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7世纪20年代，高僧玄奘曾西渡流沙，越葱岭，千辛万苦到印度取得真经，使得诸教并容，鼎足而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