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己之私毁社稷
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
——《阳关雪》
在任何时代的任何体制之下，最显著、最巨大的力量都是政治，而对个体生命最直接、最尖锐的威胁当然是政治权力。社会的前进离不开政治权力的协调，文人的发展也需要政治的推波助澜。孟子曾说过：“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他的话就已经为中国文人立下了出路，指明了发展方向。因为文人只有将其学问知识与政治有机结合，才能体现文人文化的价值，才能展现文人的才华。脱离了政治舞台，文化就成了单纯的文化，没有生命力的文化。是政治赋予了文化以辉煌，给予了文人崇高的地位，使他们有了高官厚禄的满足。
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政治是典型的文人政治，文人通过品质或读书考试取得官职，文人的儒家思想通过政治发挥其社会功能。中国士大夫大多既是官员，又是文人，在堂上审理案件，退堂之后，则乐于与亲朋好友吟诗作赋。从汉朝颁布察举制度开始，到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再到隋唐至清绵延千年的科举制，都为文人步入仕途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
在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积极融入政治体制中的儒生，当然不乏致力于弘道、真正以救百姓于水火为己任的、可称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官员，但更多的是一大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足以安邦定国的迂腐之辈。他们一生孜孜以求的，不过是封妻荫子、荣华富贵，而一旦转化为官僚，就成了尊君从势、阿谀逢迎之徒。正因历朝历代都充斥着这类禄蠹，古代的中国社会才长久地陷于动乱与腐败的泥淖之中，无力自拔。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之一。这个时期造就了无数颇具雄才伟略的政治家、科学家、英雄豪杰及仁人志士，而独领一代风骚的文人墨客更不缺乏。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奸臣——秦桧，便发迹于这个朝代。长期以来，秦桧一直被视为奸臣的代表，臭名昭著。但他的另一个身份就是文人，而且满腹经纶、才华横溢，简直就是是文人中的文人。
秦桧出身于书香门第，入仕之前，做过私塾先生。宋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他不仅凭借科举考试高登进士第，还做了新科状元。他曾任礼部尚书，两任宰相，执政长达19年。而且，秦桧还写得一手天下绝伦的好字，开创了一代书风。除书法卓绝外，秦桧的诗、词、歌、赋、琴、书、棋、画也都称得上上乘。但就是这样一位文人中的文人，在南宋抗金过程中害死了岳飞等抗金名将，受到历代人民的唾骂，遗臭万年。直到如今，在杭州岳庙里，仍然高悬着“心昭天日”的巨匾。大殿里的岳飞塑像是紫袍金甲，气宇轩昂，按剑端坐；而秦桧、王氏的铸像，则袒衣露臂、反剪双手跪在岳飞墓地墙根的铁栅栏里。
孟子曾斥责公孙衍、张仪为“以顺为正，妾妇之道”（《孟子.滕文公上》），这话拿来斥责那些自甘庸碌的官僚文人也十分恰当。文人做官，也未必是好官。许多文人一旦进入官场，就把圣人的教诲抛诸脑后，按官场套路行事，为非作歹的每朝每代都有，比如上面提到的秦桧。历代的一流文人，即便身在官场，也拒绝效仿小人之举；但身居高位者，难免会出现一半个祸国殃民的，比如和珅。
和珅大概是乾隆一朝所有大臣里最为贪婪的一个，即使在历史的纬度上，他的“贪”也是可圈可点的。在和珅被查抄的财产里，仅是其中的三分之一，就价值两亿两千两百万两白银，至于玉器珠宝、西洋奇器更是无法胜数。算起来，他的家产相当于当时大清国库15年的收入，难怪民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盛传不歇。然而，谁又知道一代贪官和珅也是文人出身呢？
据嘉庆年间整理的《和珅列传》记载，和珅并非不学无术之徒。他出生于武官家庭，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十几岁时被选入咸安宫官学，学习儒学经典，接受满、汉、蒙古文字教育。和珅聪明决断，勤于治学，才华出众，且记忆力惊人。乾隆曾在《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中对和珅精通满、汉、蒙古、西藏四种文字的才能大加赞赏。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时，和珅才刚刚20岁，就承袭了祖上三等轻车都尉的爵位。第二年，参加顺天府科举乡试，虽没能考中举人，但这个没有功名的和珅，后来却成为多次殿试的读卷官，并参与了《四库全书》等多部典籍的编撰。
乾隆一生喜爱作诗，爱摆弄书法，且书法作品很见功力。和珅在诗文和书法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他的墨迹与乾隆的极为相似，甚至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而乾隆后期的一些诗匾就是和珅代笔的。
和珅的文章也写得像模像样。和珅锒铛入狱的第七天，恰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他在大牢墙上题了一首绝命诗——《上元夜狱中对月》。这首诗文采斐然，足以说明和珅是有才的，而他也认为自己之所以被处死，是由于才华过人所致。当然，致使他身陷囹圄的原因并不在此，但他出众的才华，确实为他赢得了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
嘉庆皇帝虽然在乾隆死后十五天，就迅速地杀掉了和珅，但对和珅的功绩和才能还是肯定的。嘉庆审阅清国史馆编撰的《和珅列传》时，见书中仅简单记录了和珅的官阶履历，表示非常不满。他认为，和珅“精明敏捷”，在三十年的官宦生涯中做了很多实事，并非一无是处。只因和珅“贪鄙成性，怙势营私，狂妄专擅”，才加以重罚。嘉庆还为此下令重新编写《和珅列传》。
一介文人，“误入仕途”，害人害己，终落得抄家自尽的下场，其一生对清王朝的根基动摇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说得好，“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哄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蹋他、毁坏他。”
政治对于文人，总是充满诱惑。除了像秦桧、和珅这样的文人，历史上还有那么一群文人，他们才华横溢，为了百姓，登上庙堂，凭着文人独有的浪漫情怀和思维方式，去理解政治的现实与残酷。
◎仕途路上多坎坷
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
——《一个王朝的背影》
中国的文人大都有“学而优则仕”、“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政治情结，纵观古今，几乎没有一个不与政治牵连的，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他们忧国忧民，常常以“积极入仕”、“济苍生”、“安社稷”、“安黎元”为己任。但是他们怀揣的美好梦想，大都会被残酷的现实、政治斗争的波谲云诡撕得粉碎。政治给了文人荣光的同时，也给了他们黑暗：有被打压赶杀的凄惨，有被排挤靠边的失落，有被遗弃放逐的无奈！他们似乎命中注定是为政治而生，为政治而死，即使有了愤慨，有了悲鸣，有了不平……文人仍需要政治，政治也离不开文人。他们在荣光中追求辉煌，在黑暗中追求光明，这既是做文人的喜悦，也是做文人的无奈和悲哀。他们似乎陷进一个永远走不出的怪圈，代代相承、周而复始。于是，我们看到，这些文人中，潦倒落魄者傲骨嶙峋，犹豫不定者踌躇前行，国破家亡者声嘶力竭，身居高位者殚精竭虑。
大学问家孔子，生于乱世，怀有一腔报国热血。自二十多岁起，就想步入仕途，关注天下大事。对治理国家的许多问题，他常常进行思考，发表一些见解，但其一生的政治生涯都是一个悲剧，最高统治者对他始终是采取一种若即若离、敬而远之的态度。他一生中，仅有四年多的时间，是真正参与政治的。这一时期，他做事颇多，提升也很快，但最终因与当权者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那时他已年逾半百，可迫于形势，不得不离开鲁国，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政治游说。后来的十四年中，他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东奔西走，多次遇险，差点命丧异乡。后来虽被鲁国迎回，但鲁君始终不愿重用孔子。圣贤尚且困苦，更何况普通的文人呢？
余秋雨先生在《洞庭一角》开篇就提出“贬官文化”这个概念。在古代的中国，沉浮宦海者常常如履薄冰，稍不留意，就遭贬谪。在无数的遭贬者中，常有饱读诗书之人。贬官，失宠，摔跤，一系列负面的命运转折，无疑是文人悲剧意识的源泉。而“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音易好”，文章和诗词也因此源源而来。等到时过境迁，君王又觉得此人不错时，下令拨乱反正，恢复名誉，于是人品文品双全的受贬官员，才得以传之史册，为后人所知。而他们在贬谪期间游历过的山水亭阁，便成了富于文化价值的遗迹，贬官文化也由此而来。
深究起来，贬官文化的产生，主要源于封建社会的不合理制度对人性的压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进而迸发出思想的火花。这种贬官文化在中国占有很大的比重，而在西方国家并不多，恰是因为形成贬官文化的这一群体，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接受着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形成了一种有别于西方政治思想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这种思想与西方近现代的民主思想不同，不是把君主从神坛上驱逐下来，分权制衡，而是承认君主专制的绝对权力地位，并企图以“仁”、“礼”等伦理道德手段，将君王“造就”为爱民如子的权威。而他们自己在政治中的角色，则被定位为“老师”、“朋友”和“臣子”，协助君主处理国家政务。
《论语.泰伯》载有这样的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唐代的韩愈又提出“文以载道”，认为承担社会道德是文学的使命。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加确认了这一点。范仲淹曾在《岳阳楼记》中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忧”便是中国古代那些文人的精神底色。
公元1046年，范仲淹因倡导变法被贬。与此同时，谪守岳阳的友人滕子京重修了岳阳楼，邀请他写一篇楼记。范仲淹本是失意之人，在愁肠百转之时看这洞庭浩瀚，难免想起人生荣辱，触景生情，于是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北通巫峡，南极潇湘……长烟一空，皓月千里……”岳阳楼之大观被范仲淹写得淋漓尽致，并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迈之语。也正因如此，余秋雨先生说他的“胸襟大了，洞庭小了”。范仲淹虽然倍感落寞，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痛并快乐着”的心态让他乐得其所。作者的伟大情操，也因一篇《岳阳楼记》而令后人知晓。可范仲淹心目中的这个天下，再大也是小的，这个“天下”，不过是儒家观念中的“大一统的天下”。
《岳阳楼记》堪称是中国古代贬官文化中的上乘之作，因着极其人性化的道德展示而显得流光溢彩。中国文化是幸运的，因为有范仲淹这样的文人在。然而，他们却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忍受了太多的痛苦与磨难，看够了命运之神的冷眼。在范仲淹之前的柳宗元，也没有躲过被贬谪的命运，而且是一贬再贬。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说道“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
公元805年，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心情极为痛苦，当他面对永州那满目荒凉、无人赏识的山水时，便把满腔抑郁融入其中，化成了字字珠玑的诗文。十年后，一纸诏书将柳宗元召回长安。他满怀喜悦，从永州赶往长安，途经汨罗江，想起了当初在此自沉的屈原，不由感慨万千：“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汨罗遇凤》）在感叹屈原的悲壮境遇的同时，他还对自己被召回长安一事怀有隐隐的担心。果然，当柳宗元千里迢迢赶到天子脚下，迎接他的却是一盆冷水，皇帝御笔一挥，将他贬至更为偏远的柳州。
这次再贬，无疑是当头一棒，此时与柳宗元一同凄楚南归的还有刘禹锡。两位大文豪遭遇相仿，感同身受。分手之际，柳宗元嘴角笑容一绽，随即吟出：“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到了柳州的柳宗元，已不甘心继续任君主摆布，而是以自己的文化人格，营筑着属于个人的理想天地，做一切力所能及之事：挖井、办学、种树、修庙……也许是过度劳累，他才活到人生的第47个年头，便客死柳州。
历史是这样的无情。也许，如果柳宗元未遭贬谪，就不会在永州及柳州留下那样好的文字。可无论岁月如何流逝，翻阅柳文仍然会令人心折。他留下的这许多不朽诗文，不但凝结着他悲天悯人的情怀，还足以说明，这个有着自己的独立文化人格的文人，并非朝廷棋盘上的任人摆放的棋子。可能柳宗元自己也没想到，他笔下的文字竟然能够如此穿越时空。
与前两者的被贬经历相比，大文豪苏东坡可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一生坎坷，赦免完了贬谪，贬谪完了赦免，反反复复。但被贬之事并没让他变得绝望悲愤，他“得意时淡然，失意时泰然”的心胸气度，诠释了什么是一代文学宗师风范，而“贬官文化”的集大成者也非他莫属。说起来，苏东坡一生都致力于积极入仕，可朝廷黑暗，他终究无法与政治结缘，令人叹息。而反复被贬的痛苦经历，成就的是苏东坡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创作高峰。无论是蕴涵着豪迈思想的文学果实，还是造福地方百姓的西湖苏堤，都是他留给后人的丰厚文化遗产。余秋雨先生在《流放者的土地》中说过，“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
虽然中国古代文人在内在理念上追求着自我精神的升华与超越，但他们赖以批判现实的理想政治却相当模糊。因此，找到一条真正实现善治的道路，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可能。在儒家思想的主宰之下，不满足现实的文人们所能希冀的，只有一个愿施行仁政的君主。然而，在中国的历朝历代，几乎从未有一个皇帝能实现文人们的愿望。
余秋雨先生赞叹这些由于政治斗争而遭受陷害的古代文人，他说：“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华夏文明，才不至于全然黯喑。”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在政治黑暗期或低潮期，中国文人锲而不舍地寻找自己的精神乌托邦，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铸就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让这些文采华章平添张力。可以说，这些贬官中的杰出者，同时也是中国文学、艺术、哲学走向巅峰的引领者，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无法估量。
但是，“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也有一些入仕的文人被政治的尔虞我诈所伤，忍受不了反复无常、风云变幻的政治官场，从此归隐，或隐于山水之间，或遁于宗教之门。他们确实承载着中国精神的一面旗帜，一代一代流传，他们的政治得到我们的认同，文化得到我们的认同，精神也同样得到我们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