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的婚姻，门当户对。她和王廷钧，一个是湖南湘潭厘金局（税务局）总办的女儿，一个是晚清重臣曾国藩的表侄子（王廷钧的父亲王黻臣与曾国藩是表兄弟，当过曾家的账房，后来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发了财），他们的结合，在外人看来，更像是强强联手，齐心协力往富贵的路上奔的。王廷钧相貌不俗，白面皮，很少相，一看就是那种可怜巴巴的、温顺的青年，还腼腆有礼，善良民主。从世俗意义上看，秋瑾嫁得不可谓不好。王廷钧给秋瑾提供的，是寻常意义的幸福，那幸福有点温柔，有点麻醉，像一口咬到一颗酥糖，粉红色的甜甜蜜蜜。那幸福不是实现理想的幸福，而是富贵太太的幸福，打打麻将，会会朋友，逛逛街市，扯两匹布面，做一身旗袍，吃喝不愁，快快活活。王廷钧给秋瑾提供的，是白流苏期待的幸福。稳固的婚姻关系，长期的饭票，一个女人守着一个男人过下去，就算世界再变，也总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可秋瑾对这种幸福不满意。刚嫁过去的时候，她嫌他不能与她诗词酬唱，不能满足她精神交流的渴望，秋瑾写信抱怨：“妹如佳偶，互相切磋，此七八年岂不能精进学业？名誉当不致如今日，必当出人头地，为我宗父母兄弟光，奈何遇此比匪无益，而反以终日之气恼伤此脑筋。”能怎么办呢？怪只怪自己没才华，没气性，王廷钧哑口无言，却不知“防微杜渐”。秋瑾渐渐地新潮起来，王廷钧却还是旧的。他们一个上升，一个下沉，一个要做时代潮头的舞者，一个却要老老实实过安稳的日子。家庭对于愈来愈前驱的秋瑾来说，不是一个温暖的庇护所，而是一阙憋闷的鸟笼，纵然金丝做栏，也是无味。1903年，王廷钧捐户部主事，秋瑾随夫进京，视野随之大阔，社交范围也愈来愈广。秋瑾一生挥洒恣意，北京时期是个起首。她心怀民族国家，小小家庭，已经不能满足她。
心中的大志愿，像一个不断胀大的气球，使得家庭的小天地与秋瑾之间，愈来愈不搭配。秋瑾奇装异服。“首髻而足靴，青布之袍，略无脂粉，雇乘街车，跨车辕坐，与车夫并，手一卷书”，丝毫不符合官宦女眷典雅庄重，笑不露齿，行不动裙的标准。她还女扮男装携小厮去戏园子看戏，令王廷钧成为京城笑柄。秋瑾不打扫卫生，友人来访，她家里“书架上胡乱地放着书籍和衣服，瓜子皮、果皮撒在屋角里，发出一股异臭，并不很清洁”，不大“主内”。秋瑾不满足家庭稳定，在和友人谈起自己的家庭时，她甚至说：“我的家庭太和睦了，我对这种和睦总觉得有所不满足。”“我希望我丈夫强暴一些，强暴地压迫我，这样我才能鼓起勇气来和男人抗争。”的确，秋瑾总在反抗着些什么。她一度爱穿男装，以此反抗男性的压迫，只是她的方式，不是立足女性本身，而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把自己男性化，她要比男人还要强。秋瑾反抗统治者，同样也用最极端的方式，刺杀。女侠的天空，向来凛冽。最难忘秋瑾的一张相片，画面中，她穿着厚重的衣服，面色端凝，很有种大义凛然，最触目的是她右手握着的尖刀，白白的刀刃，刚烈，不由分说。
王廷钧面对这样一个秋瑾，先是忍耐，然后，唯有成全，她不是跟他看细水长流的女人，她有她追求的天地。他们婚姻的破裂，不是简单地像坊间认为的“家庭暴力”，而是两人在思想上渐行渐远。王廷钧愿意做一个普通的温柔的男子，秋瑾却是个刚烈的女子，或许放手，才是最好的结局。据说，当年秋瑾要东渡日本留学，还是王廷钧帮秋瑾求情，才得以应允。此前，王廷钧为了挽回秋瑾的心，陪她逛街、看戏、买字画，但全没用。1907年秋瑾回国后，从事革命工作，需要大量资金，也是王家慷慨解囊相助。王家出钱，是希望秋瑾回心转意，跟随丈夫，照顾儿女，可这哪里是秋瑾的志向。一片天空，被秋瑾用尖刀划开，破成两半，互不粘连，从此，你走你的，我走我的。秋瑾爱佩刀，善饮酒，可刀与酒，终究不是女儿家善用之物。秋瑾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竞雄。她一辈子不愿“雌伏”。王廷钧则是秋瑾高大形象背后一个孤独的影子。1907年，秋瑾英勇就义。据史料记载：秋瑾死后，王廷钧遭大故，奉汤药数月，哀伤过度，体渐消瘦……病延两载，遂不起，年30岁，葬潭邑三都四甲叶子塘巳山亥向。秋瑾和王廷钧一度合葬。后来，秋瑾的遗骨改迁杭州外西湖西泠桥畔。他们生前仳离，死后，也终究没能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