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说：“做事情要如中国一句成语说的，‘与其待时，不如乘势’，许多看起来难办的大事，居然顺顺利利地办成了，就因为懂得乘势的缘故。”同样是向洋人借款，那时要办断不会获准，而这时要办却极可能获准。这是时势使然，一则那时向洋人借债买船，受到洋人多方刁难，朝廷大多数人不以为然，恭亲王亦开始打退堂鼓，自然决不会再去借洋债。而此时洋人已经看出朝廷决心镇压太平天国，收复东南财富之区，自愿借款以助朝廷军务，朝廷自然不大可能断然拒绝。二则当时军务并不十分紧急，向洋人借款买船尚容暂缓，此时军务重于一切，而重中之重又是镇压太平天国，为军务所急向朝廷提出向洋人借款的要求，朝廷也一定会听从。三则此时领衔上奏的左宗棠本人手握重兵，且因平定太平天国有功而深得内廷信任，由他向朝廷提出借款事宜，其分量自然也不一般了。借助这三个条件形成的大势，向洋人借款不办则已，一办准成。
事实也确实如此。
这里所说的势，是指那些促成某件事成功的各种外部条件同时具备，即是恰逢其时、恰在其地几好合一，好的机会集体而成的某种大趋势。具体说来，这种“势”也就是由时、事、人等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可以助成“毕其功于一役”的合力。这里的“时”即时机。所谓“彼一时，此一时”，同样一件事，彼时去办，也许无论花多大的力气都无法办成，而此时去办，可能“得来全不费功夫”。这里的“事”是指具体将办之事。一定的时机办一定的事情，同样的事情此时该办亦可办，彼时却也许不可办亦不该办。可办则一办即成，不可办则绝无办成之望。这里的人即具体办事的人。一件事不同的人办会办出不同的效果，即使能力不相上下的两个人，这个人办得成的某件事，另一个人却不一定能办成。所谓乘势而行，也就是要在恰当的时机由恰当的人选去办理该办的事情。
当然，我们更应清楚，在诸多因素中，对时机的选择与把握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说是我们“乘势”的灵魂，这就犹如我们平常发表对某件事情或对某件事做一个决策的看法一样。在许多事情的处理与运作过程中，特别是在商场的行事中，即使你是一个地位显赫、举足轻重的人物，即使是你的意见很富有科学理性、意见绝对正确、决策十分果断准确，如果你想让你的意见或决策起到更大更有力的作用或影响，你也必须选择恰当的时机，乘着“势”而发。否则，说早了没用，说迟了徒然自误；说的场合不佳，效果不大，甚至带来副作用。这就是“势”的作用。 、
胡雪岩游刃商界，与他深得“乘势”之妙是分不开的。当然这也是他经商性格的反映。
睁大眼睛紧盯商势变化
商人的性格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呢?显然是不可能的。聪明的商人总能在关键时刻爆发求成的性格，睁大眼睛，紧盯商势变化，由此为自己奠定成功基础。
从时局人手，打开人生局面，是最高明之举。胡雪岩在清末的个人成功，可以说是“时事造英雄”。但“英雄”也绝不是时势的被动产物，在胡雪岩的心中，看准时局，维持市面，是保证其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
胡雪岩认定自己做生意都与时局有关，自然是他切于自身的体会，他的生意成也好，败也好，确实都与时局有关。比如他的钱庄向太平军逃亡兵将吸纳存款，就与太平天国的走向败局的大势有关，比如他的生丝销洋庄，即与太平军杀向浙江阻断上海生丝来源有关……正因为如此，胡雪岩也总是把帮助维持市面的平静安定，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即使因此自己要付出一些代价，他也在所不惜。
比如杭州战后的善后赈济。杭州被官军收复的消息一传到上海， 胡雪岩就立即动身赶赴杭州，参加杭州繁忙的战后赈济工作。
胡雪岩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将1万石大米无偿捐献给杭州官军， 用于军粮和赈济灾民。之前，杭州被太平军包围，历时数月以至于弹 尽粮绝，甚至到了人吃人的地步。胡雪岩受当时已任浙江抚台的王有 龄委托，冒死出城，到上海筹款购得2万石大米，又冒死将其中的1 万石运往杭州。由于杭州城被太平军围得铁桶一般，又没有足够兵力 打开一条人城的通道，胡雪岩带来的运粮船只能停在杭州城外的钱塘 江望城兴叹，绝望之中胡雪岩只好将米运往当时也是刚刚经过大战劫 难的宁波。胡雪岩捐献杭州的就是这批大米。当初胡雪岩将这批大米 运往宁波时，宁波刚刚被官军攻下，城中难民无数，粮食奇缺，这1 万石大米正好救急，只是当时接受这批大米的米行开价付款时胡雪岩 却分文未要，而提出了一个要求：这批大米算是出借，将来不管什么 时候，只要杭州收复，无论如何必须在3天之内以等量大米归还。用 生意人的眼光看，这等于将一大笔钱“搁煞”在那里。就当时的情况 看，太平军在东南地区势头正猛，杭州收复似乎是遥遥无期。即便三 五年内杭州可望收复，这么长时间，利上盘利，一石也可能变得不止 两三石了。但是胡雪岩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一方面，在他的心中， 这1万石米是杭州军民百姓的救命米，虽说自己尽了力，但终归没能 运进城里去救活人，他不能拿着等于是杭州军民百姓性命的大米去赚 钱。另一方面，他相信不管怎样，杭州总有被官军收复的一天。那时， 早一天运去粮食，也就可以多救活一些人，他要留着米在那里，杭州 一旦收复，他可以随时启用，以防万一，到时如果不凑手，误了大事， 自己又会留下极大的遗憾。
胡雪岩如此行事，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确实也是出于他尽心乡梓的诚意而作出的义举。当初冒死出城采购大米，又冒死将大米运抵杭州城下，就是希望能为赈济乡梓饥民尽一份力，这诚意确实不容怀疑。也正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胡雪岩的为人。不过，客观说来，从生意人的用心来看，他要用这1万石大米为自己能重新在杭州站稳脚跟“垫”底，也是确实的。事实上是，他把这1万石大米捐献杭州，立即使他在杭州士绅百姓中名声大振，也使他一下子就得到倔强敢为而素有“湖南骡子”之称的左宗棠的赏识，被委以负责杭州善后事宜的重任，而在此之前，左宗棠本来是要上奏朝廷以贪污粮款的罪名严惩胡雪岩的。
中国古代有一句很流行的警戒生意人的话，叫作“功自诚心，利从义来”。从胡雪岩的为人与他的成功，可以相信这说法绝不是虚妄的，它比所谓“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之类平庸的说法，更符合世道人心，也实在是高明许多。
更为重要的是，胡雪岩捐米杭州的举措，无论从主观上看，还是从客观上看，都有尽快安定杭州市面、振兴杭州市面的作用。在胡雪岩看来，杭州战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振兴市面。而市面要赈兴，要兴旺，关键在于安定人心。安定了人心，市面也就随之安定了，不用说，民以食为天。杭州战后粮食缺乏，而且杭州人也经常处于太平军包围之中，由于饥饿而至于人吃人。对战后的杭州来说，首要的是粮食，粮食不起恐慌，人心就容易安定。人心安定，市面平静，五行八作又恢复了自己的秩序，人们才能放心大胆地来做生意。作为一个商人，能为安定市面尽一些力，于公于私，都有好处。所以，对于胡雪岩来说，献出这1万石大米，“这是救地方，也是救自己”。
这也就是胡雪岩不同一般的眼光所在，正因为有这样不同一般的眼光，胡雪岩总是十分热心公益，比如他定下的药店送药的规矩；比如他把典当当成穷人的钱庄；比如他要求药店管家刘庆生只要是能帮助朝廷平息战乱的事情都要做，其中都有帮助维持市面平静的存心。他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维持局势的安定，以求得市面的平静。
当然，局势是否安定，许多时候并不是生意人可以做主的，也不是光靠生意人就能维持得了的。但是，生意人应该有帮助市面安定平静的想法和要求，要能够想到在可能的时候，特别是自己赚了钱，甚至赚了大钱有能力去做的时候，去做一点帮助维持市面的事情。
帮助维持一方市面，既是帮地方，也是帮自己。
胡雪岩常说：“做生意赚了钱，要做好事。”他说要做好事，也就真的常做好事。他对于行善做好事，常常是能做就做，而且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决不吝啬。而他尽力去做的，也都是有利于平民百姓的很实在，因而也是很实惠的好事。
比如他定下免费施茶送药的规矩，比如他出资建码头。胡雪岩曾在杭州城里修建义渡码头，这是一个施惠于四方百姓的善举。当时，杭州钱塘江上本来没有一座桥梁，与杭州隔江相对的绍兴、金华等通称“上八府”一带的人要到杭州城里，必须从西兴坐摆渡船，到杭州望江门上岸进城。从西兴摆渡过江，不管是“上八府”的人到渡口，还是下船上岸到进城，陆路都要绕道而行，而从西兴到望江门码头，水路航程长，风浪大，很容易出事。胡雪岩生长在杭州，这些情况当然是知道的，据说他早就有设义渡的想法，但在他开办自己的事业以前，他自然不会有力量来完成这桩心愿。胡庆余堂开办之时，他的资产已达数千万两白银。这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义渡。他亲自查勘选址，亲自监督施工，在杭州三廊庙附近江面较窄的地方，修起一座义渡码头，让过往的人直接由鼓楼就近人城。而且还出资修造了几艘大型渡船，既可载人，还可载渡骡马大车。胡雪岩规定，所有客船过渡，全部免费。四方百姓无不拍手称好。
事实上，据史料记载，胡雪岩的一生的确做了许多好事，有些事情都变成定规定例，比如时值战乱年景他设粥场，发米票，天寒地冻之时他施棉衣……直到他面临破产的那一年，也没有中断。胡雪岩做的这些好事，使他在江浙一带获得了一个响当当的“胡大善人”的名声。
胡雪岩为一个善人的名称如此的散财施善，似乎有些让人不好理解。生意人将本求利，一分钱的用度总是有一分利的回报才是正理，连胡雪岩自己都说： “商人图利，只要划得来，连刀口上的血都敢舔。”而且“千来百来，赔本买卖不来”。散财施善，分文不取，用自己从刀口上“舔”来的血仅仅换来一个“善人”的名声，何苦来呢!如胡雪岩似的赚了钱能去做好事、善事，实际上为许多生意人所不为。
其实，胡雪岩说做生意赚了钱要做好事，正显示出他的超出于一般人的见识和眼光。他做好事，无疑有他的行善求名、以名得利的功利目的，比如他自己就说过：“好事不会白做，我是要借此扬名。”胡雪岩做好事，也的确并不是与自己的生意一点联系都没有。比如他修建义渡，实际上就是与他的药店生意有关系，胡雪岩的胡庆余堂药号建在杭州城里河坊街大井巷，原来光顾药店的都是杭嘉湖一带“下三府”的顾客。义渡码头建成之后，从义渡码头进到杭州城里，必须经过河坊街。这义渡码头不仅为胡雪岩扬了名，其实也为来来往往的“上八府”的人直接到胡庆余堂购药创造了条件，等于是无形之中扩大了胡庆余堂的市场。不过，胡雪岩做好事还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做生意第一要市面平静，平静才会兴旺”，因此，他做好事也是在“求市面平静”，也是他做市面的一种方式。
从做生意的角度看，生意人有了钱想着去做点助穷济困的好事，其实也是为自己更好地做生意创造条件，比如因为自己的帮穷济困，使一部分陷入饥寒、落人困顿的人得到某种必要的救助，起码能起到一定的安定社会、平静市面的作用，为自己商务活动的正常开展创造了一个较好的外部条件和环境。俗话说“饥寒起盗心”。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无正常生路可走的人，在一种求生本能的驱使之下，自然要千方百计为自己谋一条生路，这是很正常的。比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而失了生路又无救助的人一旦起了“盗心”，真正要“吃亏”的还是有钱人。因为穷人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因此，胡雪岩才十分强调，生意人也要能主动地帮助维持市面。
(二)借牌性格：理顺名气与经商的关系
树招牌要诀——越亮越好
很多商人的性格中都有一定要打出招牌的冲动，这也表明经商之成功，换句话说，经商之诀在于要能打出自己的招牌，因为没有响亮的招牌，就等于没有实力。招牌虚假，只能毁坏自己的声誉。所谓“招牌”，就是指公司的品牌和形象。胡雪岩是一个打招牌的高手，因为生意场上是十分注重树立形象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够树立起自己的形象，也就为自己奠定了成功的基础。做招牌、做场面，也就是树立自我形象的方式。胡雪岩的性格中总有一种让自己招牌越亮越好的性格，因为他知道这是成功的重要标志。像胡雪岩这样一个精明的生意人，自然懂得生意场上树立自我形象的重要，所以他也十分讲究做招牌、做场面。
亮出自己的招牌，是开始实施某项商务运作的第一步，因此，胡雪岩创办自己的钱庄、在物色钱庄“档手”的同时，就开始考虑如何为自己的钱庄题定招牌。他自知自己只会在“铜钱眼里翻跟头”，对题定招牌这样需要文墨功底的事情力不胜任，因而郑重其事地去请教王有龄。不过，胡雪岩虽然不知道题定招牌的遣词用字，但他知道题定招牌该有讲究。当王有龄告诉他题招牌自己也是破题儿头一遭，还不知道怎么题法、有些什么讲究时，他毫不犹豫地就摆出了题定招牌应该注意的几条原则：“第一要响亮，容易上口；第二字眼要与众不同，省得跟别人搅不清楚。至于要跟钱庄有关，要吉利，那当然用不着说了。”
胡雪岩这里讲到的几点要求，正是题招牌的关键所在：
其一，起名以畅
胡雪岩说的招牌用字要响亮，要容易上口，也就是要求题写的招牌要简洁明了、通俗易懂且读起来要响亮畅达，琅琅上口。挂出招牌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记住，因此，这一点也就显得特别重要。如果一方招牌用字生僻，读起来估屈聱牙，招牌的作用也就失去好多了。
其二，起名以别
用与众不同的字眼，使自己的商号在招牌上显出一种特别，而能在众多同行同业中引人注目。用现代商务运作的观点看，一个与众不同的招牌，实际上意味着一种独立的品位和风格。因此，这一点也显得非常重要。
第三，起名以适
招牌用字要符合自己商号的行业、行当的特点，要能让人一看招牌就知道你的商号是干什么的。
第四，起名以吉
这大约是中国人题定招牌时特别讲究的一点，不过这也确实符合商场上人们的一种普遍的心理。商场上，无论买方卖方，都希望能够大吉大利，谁也不会喜欢自找晦气。
就是根据这几点要求，王有龄为胡雪岩选择了“阜康”两个字。这两个字取“世平道治，民物阜康”之意，可以说是完全符合了胡雪岩的要求，因此胡雪岩将这两字念了两遍之后，立即欣然同意：“好极!……就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