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看到眼前的人，永远是鼠辈
经商是有等级的，大商人不看重眼前利益，而是从长远出发，舍小取大：小商人则常为蝇头小利弄得兴奋不已，挣一点小钱就笑得前仰后合，浑身抖动，结果还是个小摊贩。有些人能明白这两点，但做到前者困难。做到后者容易，这与他们的性格顽症有关。有些人天生就爱往小钱眼里钻．不知道大商人的大计划、大步骤，这种贪小的性格，是成就不了大事的一道屏障。大商人则明白：贪小会失大，只有把“大”字装在心中，才能让自己的生意经越念越大。胡雪岩杜绝被小利打动。虽然他知道大利润是从小利润而来的，但掉进小利润的圈中拔不出来，一定会丢了西瓜捡了芝麻，这就叫小家子气。在他看来，一个人固有的贪小性格，是被眼前的利益蒙住了双目艮，而失去大的作为。因此，求大的性格是许多商人必须要学习的，尽可能通过几次实战个案，扭转自己的小性子，而让自己看得开、想得远。
(一)守诚性格：做好人才能经好商
时时以诚信为经商之道
商人就要讲商业道德，其诚信乃商业道德中的大问题。商业伦理道德是商业调整内部和外部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有善与恶、公与私、正义和非正义、诚实与虚伪几种道德范畴为标准。
胡雪岩创办的杭州胡庆余堂之所以声名卓著，与北京的同仁堂并驾齐驱，也在于遵循“诚信为本”的商业宗旨，取信于民。
胡庆余堂创立于1874年，为讲求制药质量，专设金锅银铲炼药器具。在药堂的营业厅内挂有两块巨匾，一块朝着顾客，上书“真不二价”四字，另有一块面对柜台，上刻胡雪岩亲笔手书“戒欺”二字，旁边有一段小字：“凡是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巧取厚利。唯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余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亦可。”
这两块别出心裁的匾额既标榜了胡庆余堂的经营宗旨，又给顾客以诚实可信的印象。经过多年的发展，胡庆余堂“雪记”招牌成为货真价实的代号，深受广大顾客的信赖。
胡雪岩当初创办庆余堂，虽起于西征将士所需要成药及药材，数量极大，向外采购不但费用甚巨，而且亦不见得能够及时供应，他既负责后路粮台，当然要精打细算，自己办一家大药店，有省费、省事、方便三项好处，并没有打算赚钱，后来因为药材地道、成药灵，营业鼎盛，大为赚钱。但盈余除了转为资本扩大规模以外，平时对贫民施药施衣，历次水旱灾荒、时疫流行，捐出大批成药，亦全由盈余上开支，胡雪岩从来没有用过庆余堂的一文钱。
由于当初存心大公无私，物色档手的眼光，自然不同。第一要诚实。庆余堂一进门就高悬着一副黑漆金字的对联：“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因为不诚实的人卖药，尤其是卖成药，材料欠佳，分量不足，服用了会害人。其次要心慈。医家有割股之心，卖药亦是如此，时时为病家着想，才能刻刻顾及药的品质。最后当然要能干，否则诚实、心慈，反而成了易于受欺的弱点。
这样选中的档手，不必在意东家的利润，会全心全力去经营事业，东家没有私心，也就引不起他的私心，加以待遇优厚，亦不必起什么私心。
由于有这些管理上的前因摆在那里，所以胡雪岩失败之时，庆余堂不因胡雪岩的失败而影响营业，庆余堂的档手也没有借着胡雪岩的失利而趁火打劫。相反的，庆余堂的伙计们都有一致的议论：胡雪岩种下了善因，必会结得善果，他一时垮下去，但早晚会再爬起来。所以，所有店员都一如既往，正常去店里上班、维持店子的正常运行。
和胡雪岩的典当、钱庄里的档手、伙计比起来，胡雪岩在庆余堂树立了商业的良好规范，回报的是店员的一片诚心和热情。胡雪岩自身也醒悟到，商业上若没有恪守良训，必不能有长远坚实的发展。
做人无非是讲个信义
信用、信义是一个人立身行事之本。孟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不能仗义而行全无诚信可言的人，一定会为众人所不齿。
不过，在一般人的眼中，商人似乎是一个例外。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商人似乎都偷奸耍滑，都是靠了偷奸耍滑、尔虞我诈赚取钱财的，因而商人无信义可言，譬如大多数人都会不假思索地接受“无商不奸”的说法。甚至许多生意人自己也抱定这样一种看法，以为没有一副心狠手辣的肚肠，缺少几分坑蒙拐骗的伎俩，不懂一点取巧投机的技巧，就赚不来钱，至少赚不来大钱。因此，许多生意人自己也能接受从商必奸的说法。
在胡雪岩的经商生涯中，他经常说：“做人无非是讲个信义。”其实，做生意与做人，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人，往往也应该是一个信义之人。比如胡雪岩，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一等一的仗义守信的成功的商人，也可以说他的仗义守信，正是他能够获得比一般人大得多的成功的重要条件。
胡雪岩的仗义守信从下面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略见一斑。
胡雪岩的钱庄开业不久，接待了一位存入阜康12000两银子却既不要利息也不要存折的特殊客户。这位客户名叫罗尚德，是驻杭州绿营的千总。罗尚德是四川人，在老家时，是一个赌徒，定下婚约不提婚期，却因为好赌，前后用去岳丈家15000两银子，最后岳丈家提出只要罗尚德同意退婚，宁可不要这15000两银子。这一下刺激了罗尚德，他不仅同意退婚，并发誓做牛做马也要还上这15000两银子。罗尚德后来投军，辛辛苦苦13年熬到六品武官的位置，自己省吃俭用，积蓄了这12000两银子，如今已经接到命令要到江苏与太平军打仗，没有亲眷相托，因而拿来存人阜康钱庄。他将银子存入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既不要利息，也不要存折，一是因为相信阜康钱庄的信誉，他的同乡刘二经常在他面前提起胡雪岩，而且只要一提起来就赞不绝口。二来也是因为自己要上战场，生死未卜，存折带在身上也是一个麻烦。
得知这一情况，胡雪岩当即决定，第一，虽然对方不要利息，自己也仍然以3年定期存款的利息照算，3年之后来取，本息付给15000两银子。第二，虽然对方不要存折，也仍然要立一个存折，交由刘庆生代管。因为做生意一定要照规矩来。
罗尚德后来果然在战场上阵亡了。阵亡之前，他委托两位同乡将自己在阜康的存款提出，转至老家的亲戚。罗尚德的两位同乡没有任何凭据就来到阜康钱庄，办理这笔存款的转移手续，原以为会遇到一些刁难或麻烦，甚至恐怕阜康会就此赖掉这笔账。不想阜康除为了证实他们确是罗尚德的同乡，让他们请刘二出面做个证明之外，没费一点周折，就为他们办了手续，这笔存款不仅全数照付，而且还照算了利息。
这就是重信用、重信义。其实，当时罗尚德手上没有任何凭据，后来到阜康帮助罗尚德来办理这笔存款取兑手续的人，也同阜康没有一点关系，倘若否认这笔存款，当然是别无人证。这种做法虽然确实非常下作不义，但事实上在商场上也并不是没有。阜康却不肯这样做。就是从这一点上，我们也能看到胡雪岩仗义而守信用的人品。
胡雪岩的注重信义，自然不是那种侠客义士的所谓散财行义。他的重信义，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他的生意，说穿了，也就是为了更多地去赚，更好地去赚。这也正好见出胡雪岩精于经商之道的一面。我们知道，商务运作中买卖双方的关系，就是一种交换关系。这种交换，本质上应该是一种互利互惠的自愿交换，只有以自愿为原则，以互利为目的，这种交换关系才能长期保持，也才会有生意的兴隆。俗话说，“信义通商”、“诚招天下客”，能以自己的信用诚实招来天下客，生意也就没有不兴隆的道理。比如阜康付出了罗尚德的那笔存款，就引来了大批的存进。两个帮罗尚德办理取兑手续的同乡回到军营讲了自己在阜康的经历，使阜康的声誉一下子就在军营中传开了。许多绿营官兵把自己的积蓄甘愿“长期无息”地存人阜康钱庄。事实上，商务动作中是最要讲究信用的，没有信用，坑蒙拐骗，偷奸耍滑，生意最终不会长久。
胡雪岩在生意场上信奉“赌奸赌诈不赌赖”。“赌奸赌诈不赌赖”是旧时流行于赌馆牌桌上的一句行话。它的意思是你可以运用你所能运用的任何手段去击败对手，只要你做得高明巧妙不被人发现，即使机巧奸诈也都可以被允许。但必须愿赌服输，下出的任何赌注都必须兑现，不得反悔。 不讲信用就是赖。 胡雪岩借用这句话，批评他在杭州钱庄的档手谢云清在挤兑风潮开始时不卸排门做生意。
上海发生挤兑风潮，阜康钱庄不得不关门停业，由此引发的后果第二天就波及杭州。杭州钱庄里所存现银仅有40万两，如果挤兑风潮席卷而来，明显无法支撑。此时胡雪岩还在回杭州的船上，回到杭州至少还得两天，杭州只有钱庄档手谢云清和螺蛳太太。此时他们也有些乱了阵脚，两人商量之后，认为除了暂时歇业等待胡雪岩归来，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于是由杭州府出面，贴出告示，告示坦言“由于时事不靖，银根难得宽裕，周转一时不灵”，故而停业3天，待胡雪岩回杭，即会照常开门，应付裕如。没有料到的是，告示一出，实际上马上激起了极大风波，在阜康有存款的客户纷纷涌到阜康钱庄，要求立即提现，幸亏有曾得胡雪岩资助的杭州府书办周少棠见义勇为挺身而出，才没有闹出太大的乱子。
其实，螺蛳太太与谢云清商量暂时关门停业，也都有他们各自可以理解的考虑。在螺蛳太太来说，是想能够就此先为胡雪岩保住阜康钱庄现存的几十万两现银，留作万一无可挽回时东山再起的资本。上海既已在挤兑开始之后不久就提前关门停业，说明事态已经非常严重，她不能不为胡雪岩做最坏的打算。在谢云清则是一方面将希望寄托在胡雪岩的身上，另一方面有一个可以回旋的时间对于存款大户做些安抚，同时调动可以调动的头寸，以应付危局，不致众怒一起，造成更大的损失。当然，这种想法，本质上与螺蛳太太的想法也是一样的。总之，他们都是为胡雪岩着想。
不过，在胡雪岩看来，无论如何，这都是对客户不守信用，是在做“拆烂污”的事情。钱庄对客户的信用，就是为客户着想，对客户的信托负责。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客户都有权向钱庄依约索回自己的存款，想通过关门停业拒绝客户提现，希望以此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就是最大的不讲信用。同时，以通行的规矩，钱庄要为客户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方便，随时满足客户的提款要求。因此，不卸排门做生意，本身也是不讲信用。
守信用，是做人之市
在已经开始出现危机的时候，胡雪岩还大包大揽，答应为左宗棠办两件事情：一件是为他筹饷，一件是为他买枪。
左宗棠回到朝廷人军机，以大学士管兵部，受醇亲王之托整顿旗营，特地保荐新疆总兵王德榜教练火器、健锐两营。此时左宗棠又受朝廷委派筹办南洋防务，为加强实力，已派王德榜出京到湖南招募兵勇。预计招募6000人马，至少需要4000支火枪。同时，招募来的新兵粮饷虽说有户部划拨，但首先就要有的一笔开拔费总是不能少的，略略一算就是25万两。左宗棠西征时，在上海设了一个粮草转运局，由胡雪岩代领转运局的事务。这一个转运局，直到左宗棠西征结束回到朝廷，也并没有撤销。这个时候，左宗棠自然又要想到胡雪岩。
胡雪岩虽然答应下这两件事情，但实际做起来却很有些棘手。棘手之处首先还是一个钱字。左宗棠此前为粤闽协赈已经要求胡雪岩拨给20万两现银，如今又加了25万两。同时，转运局存有的洋枪只有2500支，所缺之数要现买。按当时价格，每支枪需纹银18两，加上水脚，1500支需银30000多两。几笔加起来，已近50万两之多。若在平时，这50万两银子对于胡雪岩也许并不是特别的为难，但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其一，由于中法纠纷，上海市面已经极其萧条，加之胡雪岩为控制生丝市场投入2000万两用于囤积生丝，致使阜康钱庄也是银根极紧，难于有能够调动的头寸。其二，为了排挤左宗棠，不 让他在东南插足，李鸿章已经定计在上海搞掉胡雪岩，授意上海道卡 下各省解往上海的协饷。这一部分协饷，原是用来归还胡雪岩为左宗 棠经手的最后一笔洋行贷款的。这一笔洋行贷款的第一期50万两还款 期限已经到了。
境况如此不好，本来胡雪岩可以向左宗棠坦白陈述这些难处，求 得他的谅解，即使推脱不了这两件事，至少也可以获准暂缓办理。但 他却不愿意这样做。他知道左宗棠虽然人了军机，但事实上已经老迈 年高，且衰病侵扰，在朝廷理事的时日不会太多，自己为他办事也许 这是最后一次了。自结识左宗棠之后，他在左宗棠面前说话从来没有 打过折扣，因而也深得左宗棠的信任。他不能让人觉得左宗棠已经没 有什么可以仰仗了，自己也就可以不为他办事了。更重要的是，为人 最要紧的是收缘结果，一生讲究信用，为自己创下牌子，最后为一件 事就把牌子砸了，实在是不划算，自己也绝不甘心。
胡雪岩在对左宗棠的态度上，至少有两点很可以让我们感佩：
第一，绝不用完就扔，过河拆桥。胡雪岩结识左宗棠，从他作为 一个生意人来说，他是将左宗棠作为可以利用、倚靠的官场靠山来 “使用”的，他也确实从这座靠山得利多多。但是，他也绝不仅仅只 是将左宗棠作为能靠就靠，靠不住了就弃之他投的单纯的靠山，因而 即使自己已经处于极其艰难的境地，他也要完成左宗棠交办的事情。 从个人品德上来说，这不能不让人感佩。
第二，维持信用，始终如一。他绝不愿意一生注重信用而到最后 为一件事使这信用付之东流。因此，即使到了真正是勉力支撑，而且 岌岌可危的时候，宁可支撑到最后一败涂地，也要保持自己的信誉、 形象。
胡雪岩认为，无论是从做人的角度看，还是从做生意的角度看， 这两点其实都非常重要。一个生意人的信用，既要看他在某一桩具体生意运作过程中的守信程度，更要看他一贯的信誉状况。生意人的信誉形象是由他一贯守信建立起来的。而且建立信誉形象难而破坏信誉形象易，一次的信用危机，足以使用一辈子的努力建立起来的信誉形象彻底坍塌。这是任何一个生意人都不能不时刻注意的。
(二)守真性格：千万别抱有欺人心理
“戒欺”——做大商人的基本要求
胡雪岩认为，做名气不是光去做花架子，仅靠花架子做出来的名气，是不可能长久的，反而会失去信任和尊重，会把自己逼入死胡同，以至于很难重新再来。要做名气，还是要像胡雪岩认真老实地做出自己的“金字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