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清朝光绪八年（1882年），普陀山僧人慧根在去印度朝礼佛迹的路上，于缅甸境内采购到美玉数块，他请人造了大小不等的释迦牟尼佛像共五尊，奉以回国。
到达上海后，慧根原来是想把玉佛送至普陀山供奉的，可是因为招商局的江天轮没有起重机、五尊大佛无法起运，慧根只得奉三尊小玉佛回普陀山，留下两尊大玉佛摆在上海，供上海人供奉。
一年后，慧根募到钱款在江湾车站的旁边造了一座四进七十二间的寺院，命名为玉佛寺。
慧根圆寂后，法嗣本照继任主持，他进京取回刻于《大藏经》一部，计七千多卷，藏于寺内。从此，玉佛寺里佛、法、僧三宝俱备，初具丛林规模。
1911年，江湾寺屋被毁，玉佛被移至公园内，由盛宣怀捐赠别墅为寺，供奉玉佛，仍称玉佛寺。
1917年秋，可成当玉佛寺住持。他以原址狭小为由，在盛宣怀捐助的槟榔路十余亩地基上，集资重新建寺。
1928年，气势雄伟、面貌一新的玉佛禅寺建成。新建的这座庙宇，地内主体建筑分三大进。前进的“天王殿”，供弥勒佛、韦驮菩萨和四大天王；中进的“大雄宝殿”，供三尊大佛及二十诸天、海岛观音像，大殿内雕梁画栋，匾额顶挂，显得十分富丽堂皇而又肃穆庄严；后进“玉佛楼”，供奉着慧根从缅甸请来的玉雕坐佛一尊。玉佛两旁是大藏经橱，又名为“藏经楼”。
此外，寺内还有“卧佛堂”、“弥陀堂”、“观音堂”、“功德室”、“法物流退部”、“素斋部”等。在“古代造像陈列室”里，收藏有北魏、唐、宋的石刻佛及菩萨像。
玉佛寺内的玉雕、木刻、铜铸、石刻等佛像，都融化了印度、缅甸等佛教艺术的精华，继承了隋朝以来我国佛教艺术的传统。寺内殿宇也采取镇江金山寺规模，仿照宋代殿堂建筑，崇宏壮丽。
“月笙兄，你真是博古通今啊！想不到就这么一个玉佛寺，竟给你讲出这么多的故事来，佩服佩服！黄老先生已是80老翁，可你却风华正茂，今后上海滩的市面是你的了！”孔祥熙拍着杜月笙的肩膀说道：“今后上海方面的事，还要拜托你啊！”
“院长只管吩咐，我杜月笙定然会效犬马之劳。”
“言重，言重！”
“我是真心的。”
“好，好！时间不早了，我得到寿翁那里磕头了。”孔祥熙看了看手表说道。
孔祥熙由杜月笙陪同，向黄金荣拜过寿，匆匆走了。
黄金荣做寿的第三天，1947年12月15日，黄金荣接到蒋介石秘书陈布雷从南京打来的电报，说蒋介石明日抵沪，亲到黄家花园拜寿。
黄金荣欣喜若狂，立即吩咐媳妇李志清带领几十个仆佣，将黄家花园打扫得干干净净，把蒋介石亲笔题赠的“文行忠信”横匾高悬在“四教厅”正中，他还特地在上海著名的宁帮菜馆涌江状元楼定了两桌酒菜，准备好好款待一下自己的得意门生。
可是这一夜，黄金荣却无法入睡。一方面是兴奋过头，另一方面也忧心忡忡。
他想，蒋介石是当今皇上，要是诚心诚意来拜寿，自然是皇恩浩荡，荣宗耀祖，威风八面，谁可抵及。上海滩上，看来我黄金荣还虎威未倒，杜月笙想扳倒我，也不太容易。
第二天一清早，地处上海西南郊漕河泾的黄家花园附近戒备森严，岗哨密布。黄金荣通过其徒弟调动漕河泾地方自卫团五百余人，荷枪实弹在花园外担任警戒；花园内则有数十名黄的心腹徒弟充当警卫。
下午一点，黄金荣便穿戴了起来，在袍子外特地罩了件前后有八个“寿”字的黑缎马褂。他率领杨虎、杭石君、鲁锦臣、程锡文和龚天健在花园门口恭候着。
直到下午五点多钟，三辆黑色轿车才开到黄家花园门口停下，前后两辆车跳下六个保镖大汉，后面跟着一辆卡车，装着的全都是蒋的卫队。一个保镖忙打开第二辆轿车车门，黄金荣领着一帮人一起过去，弯腰拱手作揖。车里钻出蒋介石来。
蒋介石身穿蓝袍黑褂，头戴深灰色的铜盆帽，一下汽车便向黄金荣等人拱手还礼，笑容可掬。
黄金荣是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一见蒋介石的这身打扮，又是一脸和气，便知道，蒋介石此来是真心拜寿的。
黄金荣等一干人，拥着蒋介石来到四教厅。
一进大厅，蒋介石就对黄金荣说：“初一那天，没到玉佛寺拜寿，因为那里人多不便，又因公事烦忙，请原谅。”
说完，便亲手去搬一张红木椅子，他的卫队长见了赶紧接住。蒋介石吩咐卫队长把那张椅子放在八仙桌前。然后再轻身走到黄金荣身边，扶他到这把椅子上坐下。
黄坐下后，蒋介石又亲手从另一张椅子上取下一只金丝寿字软垫放在地上欲行大礼。黄金荣慌忙摇手说：“不敢当，不敢当！还是行个鞠躬礼吧！”
但话音未落，蒋介石已经跪下向黄金荣磕了一个头，黄金荣急忙站起来拉起蒋介石。
宾主坐定，蒋介石拱手说：“今天特来拜寿，表表我的心意，因为前线情况紧急，我马上要走，请保重身体，祝多福多寿。”
“总统日理万机，为我们日夜操劳，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看我，我真正感激不尽。我已特备两桌酒宴，酒宴后再走吧！”黄金荣说着话，两眼已经湿润。
“不了，你多保重！”蒋介石一拱手，向门口走去。黄金荣急忙率手下人跟着送出去。
边陪着蒋介石走路，黄金荣边嘟哝着说：“哎，连茶也没喝一口。”
送到花园门口，蒋介石两手一拦，道：“请老先生留步。”说完钻进汽车，一溜烟走了。
送走蒋介石，黄金荣得意洋洋地对周围亲信发着感慨：
“蒋总统真是个礼重义厚的大人物，我能受到他这样的尊敬，真是一生荣幸呀！”
嫌疑人被绑
旧上海曾有诸多的绑票案发生。
绑票，就是绑架人质为“肉票”，以勒索赎金，这与其他一些黑社会行为如抢劫等相比，获利更大，也更安全。由于绑票的目的是敲诈钱财，由“肉票”的家属送钱赎身，因此黑社会所绑票的对象多是富商大贾、下野军阀、隐居的豪门，或其家属子女。
绑票团伙要绑架“肉票”，首先须选定目标，绑架的目标必须有钱，即具备赎票的能力，同时还须了解目标的社会关系，以减少绑票后的麻烦，目标选定后，即侦察其活动规律，推敲各种可能性，然后决定时机、地点和绑架方式，并落实被绑架者的藏身之地。
“肉票”绑到手后，开始与家属“讲斤头”，对绑匪来说，目的是为了拿到钱，因此要绝对避免官方介入解救“肉票”，直接与“肉票’的家属联络；“肉票”的家属为了家人的安全，只要财力能承受，也愿全力与绑匪合作，不与官方联络，因为违背了绑匪的意愿后，“肉票”就有可能被杀。有关赎票费用的谈判与交接，是绑票活动中最为惊险的一幕。赎票的金额最高、最低的标准，绑匪根据“肉票”的财力早已确定，最后要看双方的谈判技巧和心理承受力而确定数目的多寡。“肉票”索取少的仅数十数百元，索取多的有百万元。《申报》曾载二案，一个曾任广东省省长的8岁儿子被绑架，索款达一百五十万银元；1946年，申新企业管理处总经理荣德生被绑，索款高达五十万美元。
绑票案蜂起之后，自然会产生一些专应家属或绑匪之求，沟通双方关系的中介人。这类中介人往往是流氓大亨或社会关系极广的人物。如黄金荣在数十年中曾为无数次绑票进行调停。本世纪30年代，有浙江宁波人李祖莱，为杜月笙门徒，后充当“七十六号”的赎票掮客，“七十六号”特务所干的绑票勾当，均由他从中接洽，商定赎票价格。如黑道的二等大亨吴四宝绑架绸业银行负责人卢允之，即由李祖莱接洽，以法币三千元释票。银行界巨子许建屏被绑架，也由李祖莱出面谈判，以十万元保释。
绑票的结果，除了上述赎回之外，还有可能被“撕票”或“放回”。
引起“撕票”的有几种原因，第一，家属不愿出钱赎票。如当时王有泰店的店主王启庵遭绑后，王家拒绝与绑匪联络，结果王启庵被杀害。第二，被绑架者试图反抗。1940年7月25日，吴四宝的门徒顾宝林等绑架中国化学工业社老板方液仙，方液仙在遭到绑架后，不顾绑匪的威胁，狂呼“有人绑票”，顾宝林用手枪顶住其后背，慌急之下扳动枪机，将方液仙击伤而亡。第三，绑匪行动被警方发现，遭到追捕，不得已而“撕票”。第四，家属不与绑匪合作而向警方告发，被绑匪得知后，必定“撕票”。有时即使人质死亡，绑匪仍要敲诈，如方液仙死后，吴四宝一伙裹挟其尸不肯归还，直至方家答应拿出十余万元，才肯将尸体由方家领回。
“放回”的情况很少，一般要由与绑匪极有利害关系的人物出面讲情，或发生特殊情况等偶然因素的作用。当时锦隆洋行的买办丁庚跃，就是被绑后又被放回家的。
在所有的绑票案中，“赎回”这种使绑匪如愿以偿的绑票，成功的结局比率最高。因为绑匪并不愿杀人，被绑者的家属也总是不惜一切代价救人。绑票的成功率之高，以及这种成功所带来的巨额钱财，使得黑道人物始终对绑票这一行当乐而不疲。
据工部局记载，从1909年到1928年（其中缺1922年、1923年、1927年三年记载）被破获而逮捕的绑匪有一千五百九十八名。应该说，这只是上海滩上绑匪中很小的一部分人数。因为相当部分的绑案是在家属与绑匪之间私了的。此外，被逮捕的往往是规模较小，能量不大的绑匪团伙，而那些真正有能量的，规模庞大的绑匪集团，均有着强硬的后台，很难查获。
日伪时期，以骆文庆为首的绑票集团十分猖獗，他化名张明德，居浦东北蔡一带，纠集一批同党，是绑架集团中的嵊县帮，每次行动均周密策划，手辣心狠，绑票八年，从未失风，积累了大量钱财。到1946年又主谋策划绑架荣德生，终致落网。
另一绑票集团魁首袁仲抒，又名仲书、忠林，浙江诸暨人，20、30年代集结绑票团伙，四出作恶，被人称为嵊县帮中的“真魔王”。后积财在南洋桥闲居，也因参与绑架荣德生案而遭捕。
旧上海的绑票案还有一个特点，即从发生的绑票案看，有很大部分是由流氓集团“客串”完成的，他们虽不是专事绑架的匪徒团体，但看中绑架的丰厚财源，因此也不断地制造绑案。黄金荣曾默认和指使他的徒弟唐嘉鹏绑架温宗尧和尹启忱之子。1933年，黄金荣的徒孙王文奎绑架了上海颜料巨商贝某的幼子，由黄金荣出面“讲斤头”，付了二万元银票将其子赎回，贝家为此送了黄金荣一辆小汽车。像这类形形色色的绑票案，虽起因不一，但手段和结局却是相同的。
另外，绑票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汽车绑票
汽车用于绑票盛行于20年代以后，其特点是汽车的行速快，便于迅速转移，而且车内行事，可掩人耳目，有较好的隐蔽性，安全可靠，因此为绑匪所常用。
通常，绑匪事先设法偷盗或准备一辆汽车，根据对象的活动规律，寻找机会下手。如对象在街上行走，汽车就慢慢开到他身边，突然将车门打开，一人用手枪抵住对象的腰背，另一人用拳猛击对象的小腹，被击之人必负痛弯腰，外人看到的正是一个上车姿势，车内绑匪再一拉，便可将“肉票”绑入汽车。
还有一种软办法，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中轻松地将对象绑去。如将汽车开至附近，由两绑匪下车，走至对象背后，一个突然用双手蒙住他的眼睛，另一绑匪则紧握对象的双手，两人同时大笑高呼：“你猜是啥人”，路人与对象均以为有人在开玩笑，当被绑架者还未弄清所发生的事时，已被连推带拉地塞进了汽车。
（二）用人力车绑票
用人力车绑票是早期绑匪的方式。绑匪先准备一条装有铁砂或铁棍的橡皮管，先由一个绑匪乘人不备，从背后猛击对象的头部，将其击晕后就飞速逃脱；另一个绑匪立即装作受害者的同行或热心人，一面大叫“抓凶手”，一面将其扶上早经准备好的人力车上，然后谎称去医院等，将其绑架而去。
（三）用女绑匪绑票
让一个女绑匪打扮成风流少妇，待绑架对象走到，便一把抓住，纠缠于身，绑架对象惊愕之余，一定会极力挣脱，于是女绑匪便大骂他没良心，将她无故抛弃，这时几个男绑匪便会出来相劝，一边说有事回家商量，一边将他俩推进汽车，扬长而去。
（四）安插内线绑票
即派人打入内宅，了解其家庭情况及绑票对象生活细节，伺机下手。前面提过的唐嘉鹏绑架尹启忱之子，即采用此方法。尹启忱曾在清朝时做过苏常大地区钱粮的稽征官，刮得百万资财，在静安寺路成都路居住，与盛宣怀住宅仅一墙之隔。他年届风烛，却喜得一子，十分钟爱。唐嘉鹏等先遣一门徒应聘入内宅为厨师，不到两个月，便将尹家内情全部摸清，于是经过周密布置，唐嘉鹏率四个帮手准备绑票。一天下午五时，唐嘉鹏化装成老人，乘汽车至尹宅，下车后便拿出帖子叫门，当门一开，唐嘉鹏即拔出手枪对准尹家管事胸口，打开大门，让汽车直接开入花园，将正在花园中玩耍的尹儿抱上汽车，绝尘而去，密藏于法租界长滨路（今延安中路）荣生公司的密室之内，最后以十万银元之价赎票。
（五）冒充巡捕绑票
这也是唐嘉鹏一伙的绑票伎俩。当时，他们又选定另一个绑票对象温宗尧。温宗尧曾任皖系师长，后挟巨资居王家洪，平日里深居简出，家中仆佣也从不用外人。唐嘉鹏受黄金荣指使决定上门劫持“肉票”。先是唐嘉鹏等三人装成巡捕，以五个随从扮为便衣，肩背丈量工具，诈称工部局土地丈量人员来到温宅。待骗开边门后，又想法得到了大门钥匙，随后将汽车开入，逮住了温宗尧塞入车内，后竟得赎费十五万银元。使用类似手法的还有骆文庆集团。
1946年，上海滩发生了一起堪称旧上海最大的绑架案。被绑架的人是我国近代最大的民族实业家——荣德生。
荣德生，1875年8月4日生于无锡惠泉山麓，平生酷爱古董和书法，主张“实业救国”。抗战胜利后，荣氏企业有棉纺十八家，面粉厂十六家，拥有纱绽六十万枚，日产面粉八万多包，堪称中国的棉纱大王和面粉大王。
1946年，仅申新二厂、五厂这两家棉纺厂分的红利，就高达五万余两黄金，这一年荣氏套进的外汇有四百万美元。
荣德生到底是怎样被绑架的呢？
4月25日上午八时许，天空下着一阵阵米粉细雨；申新纱厂总经理荣德生早膳即毕，从高思路二百一十弄二十号寓所出发，乘21162号黑色轿车赴厂办公。
车至麦尼尼路口，突有埋伏街中之匪徒三名，两穿中山装，一着军服，其中二匪拿出手枪，出示汤恩伯的“红色硬卡”，勒令司机停车，随即将车上身穿玄色绸长衫的荣德生拖了出来。
一匪问道：“你是荣德生吗？”
荣德生点点头。
那人向荣德生出示了一张第一绥靖区的逮捕证说：“奉毛森处长的命令，请你到京沪卫戍司令部第二处去一趟。”
荣欲待细问，匪徒们不由分说，便将他挟上一辆无牌照的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官处的黑色轿车，开足马力，向沪西飞驰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