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德生被绑架的消息震惊了全国，上海《新闻报》、《大众报》、《文江报》、《申报》等各大报，同一天发表了这一消息。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李及兰和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手忙脚乱，蒋介石大发雷霆，认为此案如不迅速侦破，党国要人在上海的人身安全将会受到进一步威胁。荣案震动着整个上海企业界的心脏，案发后当天下午三时，上海市政府新闻处举行记者招待会，由朱灵白处长报告荣德生之被绑架，市政府已限令于一周内破案。
荣德生先生是我国财界的一大巨头，用财富堆积起来的政治威望，使他官居江苏省参议员宝座，老先生共有六子、九女，其中长子已故，第六子尚在美国学海军，九女荣墨珍是他的掌上明珠，此时此刻，不在上海。
荣案发生后，荣德生的汽车夫匆匆回报二公子荣尔仁。荣尔仁深知父亲在上海平日与世无争，并无结怨。是谁绑架他老人家的呢？“肯定是出于流氓之徒敲诈勒索。”荣尔仁马上想到这个问题。
是哪一股流氓敢如此胆大妄为？申新纱厂的智囊人物薛明剑先生说：“不管是哪方流氓绑架，都不要惊动，为了拯救荣老先生的命，只要舍得花钱，不必让官方插手。”
于是，他们分析了上海的形势，认为有必要到黄金荣府上和杜月笙府上拜访。不管是不是他们所为，他们的消息总会比我们多；另外，留专人在家接电话。
不久，荣家接到一个电话，声称荣德生在他们手中，必须付一百万美元才能赎回。接着，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也接到绑匪打来的电话，要他尽快筹款赎人，否则荣先生性命难保。
第三天下午，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也接到绑匪来信，信中说赎金可减至五十万美元，限两日内筹妥，否则将荣处死。
荣家接到这封信后，同意以五十万美元赎人，后绑匪又几次打电话约定交款接人的地点，但荣家人去了后都不见绑匪踪影，显然是这绑匪在试探虚实。
荣德生被绑架后，上海警察局为了破获这起大案，派出大批便衣警探密布荣宅周围，并暗中在荣家的电话上装上了窃听装置。
当绑匪再次用电话和荣家联系，约定5月25日下午在蒲石路收款放人时，这一消息被警方截获，于是出动数十名便衣警探前往蒲石路设伏。
岂料这一带是京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公馆所在地，汤公馆警卫人员见周围有大批便衣人员，为防不测，立即报告汤司令。汤司令闻讯后不问青红皂白，调来一支军队保护公馆。
蒲石路一带顿时军警密布，气氛紧张，绑匪见势不妙只得溜走，但荣家前来赎人的汽车却被警方扣住，车内一只装有二十五万美元的皮箱也被搜走，警方以“出钱赎命是违法犯罪”借口将二十五万美元扣留，还派出警察到荣宅搜查。荣家更加惶恐不安。
在荣家积极营救荣老先生的同时，第一绥靖区司令部某处处长毛森也在积极寻找线索，并抓住黄绍寅。
黄绍寅曾经在浙西行动队和第三方面军二处当过行动员，曾经是黄金荣的徒弟，但师徒之间也没有联系。经过审讯，很快得知，出示“红色硬卡”、穿着军人服装的就是他。但他也不知荣德生被绑往何处，只知被带回沪西。
毛森立即做了周密布置，一是立即寻找荣老先生的下落，上海各码头车站如见嫌疑人立即拘捕，二是派些便衣警探到钧培里黄公馆和黄家花园侦察。
却说黄金荣知道这个情况后，恼羞成怒，立即打电话通知毛森，如把他当成嫌疑人，你就是瞎了眼，再说，蒋介石为此事已大发雷霆，我能为钱而得罪自己的门生吗？
黄金荣发牢骚归发牢骚，毛森依然不改初衷。他想：流氓白相人为了钱什么事做不出来，你说得再好听，也是白搭。但他也不敢欺人太甚，只把便衣人员分散，继续监视钧培里和黄家花园的情况。
黄金荣见毛森的便衣虽然撤走了，但并未完全放松监视。他知道，自己的名声太坏，不是自己干的，别人也会怀疑到你的头上。为了还自己一个清白，他命令自己的所有门徒打听绑架荣德生绑匪的消息。
不久，有门徒密报，已经得到一些线索，主犯是骆文庆和袁仲抒等人，听说袁仲抒携妻已到杭州。
黄金荣立即派门徒到杭州找双枪黄八妹，这位原太湖游击队队长，现在已是浙江省吴兴县参议员。黄八妹接到黄的信和金条后，立即答应帮助寻找。
做完这一切后，黄金荣立即给毛森挂电话，说为了能还自己清白，我已派人找到主犯袁仲抒的下落，他携妻已到了杭州。
在接到黄的电话的同时，毛森也知道了此情况，因为他们已抓住了另一主犯骆文庆，骆也如此交待。毛森此时才真正明白黄金荣并没有参与此案，遂撤除了对黄的监视。
再说匪首袁仲抒绑架荣德生得手之后，命刘瑞标驱车飞出沪西，把荣带到太湖一条雕龙刻凤的游船上。荣老先生昏昏沉沉，睡在一片黑沉沉的世界里。
第二天，袁仲抒说：“荣老先生，你知道吗？我们都是些要钱不要命的人物，所以你必须尽快将钱交到我们手中，否则……”
荣德生对袁说：“你这位兄弟，我还不认识。抗战前，我原有三百万只锭子，经过八年抗战，已经损失过半。你们这次要我出钱，讲一个数，我们商量着办吧！”
袁仲抒一听，觉得这老头糊涂，很是高兴，痛快地说，“我们穷哥们也是被逼着干这件事的，如果老先生拿出五十万美钞或金条，我们会把你安全送回家的。”
荣德生随手从口袋里摸出一颗象牙私章，交给袁，说：“五十万美金，就这样定了。你拿着这块图章，作为见证，找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接洽便可。”
吴昆生接到袁仲抒电话后，立即向荣尔仁密报，荣当即表示五十万美金可以接受，但要绝对避免官方插手，拜托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作为联络人。
詹荣培与匪方接上线，来到神州旅社316房，见到匪方代理人、华大企业公司吴志刚。经过数次秘密协商，于5月27日上午九时在劳工医院八号病房交款。
吴志刚收到款后，立即向袁仲抒报告。袁仲抒将荣德生请上吴志刚的汽车，送到韦飞路口，由骆文庆代雇三轮车，陪送荣德生到麦尼尼路他女婿唐熊源家中，时间是1946年5月27日深夜二十三时左右。
5月30日，《新闻报》以头号大字标题发布消息：棉纱大王荣德生出绑。家属既不安排接见，亦不愿发表任何谈话。
5月31日，上海《立报》发表《恭贺出绑》的文章，称：
“棉纱大王荣德生出绑了，这是值得恭喜的一事，向什么人恭喜？当然先向荣德生先生恭喜，恭喜他老人家脱险突出，安然归来，可以快快活活的度过抗战胜利后的端午佳节。其次，要恭喜当局的‘德威’，绑匪居然慑于德威，将荣先生释放，使当局好比佛面贴金，更加有了光彩。当然，到底是什么力量使荣先生出绑，这也不必去深究，好在肉票已经还璧归赵，总是天大的面子，至于绑匪的捉拿，那就不在话下了。”
明眼人一眼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使上海警察当局出了洋相。毛森认为，如不是处在捉拿绑匪时期，立即叫这家报社关门。
及至到6月下旬，案子还没有进展，主犯仍在逃。毛森立命黄炳炎、陆志凌和海艳小姐二下杭州，寻找主犯袁仲抒的踪迹。但要在杭州数十万人中找到一人，岂非大海捞针？二下杭州又无结果。
这时，毛森想到黄金荣，因为他既然能知道袁仲抒逃往杭州，就能帮我们找到主犯。于是，便带着一些礼品和四根金条亲自拜访黄金荣。黄指他一条路，到杭州后找双枪黄八妹联系，或许有结果。
黄炳炎等人又三下杭州，由于海艳小姐认识黄八妹，她就成了核心人物。
也算毛森吉星高照，这天天气闷热，黄八妹接着海艳等人一起走进湖滨冷饮室，入座时黄八妹竟发现袁仲抒老婆坐在对面，便示意海艳盯住此人，一直盯到新泰宾馆。
黄炳炎、陆志凌到门房一查登记簿，果然发现有一旅客名叫袁争飞，同室有一男一女，当即监视，由黄炳炎去请杭州侦缉队协助，于凌晨四时将袁抓获。
警方遂顺藤摸瓜，将十五名绑匪一一抓获，其中八人判了死刑。
荣德生被绑架是旧上海最大的绑架案，此案虽被侦破，部分赎金也被追回，但荣家仍受到严重损失。被第一绥靖区、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察局等索去的款项及在此案中的各种开销，高达六十万美元，超过了绑匪提出的五十万美元赎金的数目，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奇事。
在此案中，黄金荣一度被人怀疑很是恼怒。但从另一种角度讲，此时的黄金荣在上海滩的势力尚未完全衰退，甚至可以说还依然被人重视。
借刀杀人
1946年，国民党军统组织为进一步控制帮会势力，动员各种力量准备与中共抢夺天下，将抗战时期的人民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
10月19日，新建协会在上海丽都花园举行成立大会，各地赶来参加的帮会首领达千人，黄金荣也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个章程，宣称本会是“秉承孙中山先生遗教，以求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秉承事业以人民为本之原则，以努力新社会事业之建设；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求达成复兴民族，安定世界之目的”。会议选举杜月笙、向海潜（洪帮龙头）、杨虎等三人为常务理事，黄金荣、张树声、潘子欣、李福林、王慕沂等五人为监事，黄金荣还担任了常务监察。
新建会总会设在上海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在各省、市设立二十八个分会，县支部四百六十八个，成员号称五十六万人。其成员多为帮会流氓、地痞恶霸，与中共对抗没有多大作用，倒是危害地方，骚扰百姓，人人愤怒，连国民党也侧目而视，终于到1947年9月4日，行政院下令撤销。
黄金荣虽然担任了新建协会的要职，但基本不过问具体事情，目睹国民党政权由盛而衰的变化，他深感夕阳西下，前途渺茫，耄耋之年不必再为国民党拼上这把老骨头了。黄金荣对政治早已失去热情，但其门徒们还是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如1946年4月，上海举行市参议会的选举，在一百八十一个议席中，金廷荪、金九龄、顾竹轩和陈培德人选。
这一时期，黄金荣的产业仍有一些发展。大世界游乐场虽秩序混乱，时遭正直人士批评，但营业额却非常好，大世界公共户籍上有近百人，总经理黄金荣自然有些踌躇满志。此外，他还成立了建隆地产公司和黄金记地产公司，经理各处的房地产。其他的娱乐业也十分顺手。但随着内战的扩大，大环境却日益恶化。
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飞速发展，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在军事上败局已定，政治上危机四起，财政经济方面也呈现出全面崩溃的征兆。这主要表现为其所据持的日伪产业和外汇黄金储备已变卖殆尽，而内战消耗有增无已，财政开支只能靠滥发纸币来维持，通货膨胀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
抗战结束时，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实力靠接收日伪产业而达到历史最高峰，拥有九亿美元，黄金六百万两（合四亿美元），加上接收敌伪资产法币四万亿元（合十亿美元）。
蒋介石以为，这笔可观的财富，足以维持其为支付内战费用而滥发的法币。岂料人民解放军越战越强，“三个月消灭共军”的许愿，已成笑柄。
1947年2月，国民党全面进攻被粉碎时，南京政府的黄金储备已用去三分之一，到1947年10月，其黄金、美元储备只剩下三亿美元，预计到1948年底将全部耗罄。
但法币发行量，却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总量又达6，639，946亿元，五百元面额的大钞也赫然问世。由于蒋管区面积日小，滥发的巨量法币只能集中在上海等少量大城市中流通。
由于法币无止尽的发行，它的兑换价值，已低于其本身的成本。如米卖到五千八百三十三万元一石，一只大饼需三万元，百元纸钞当作冥钱或手纸用，甚至乞丐也拒收千元以下的钞票。
法币的信誉一落千丈，导致了上海金钱黑市买卖和套汇活动非常猖獗，沪地金融界惊呼：经济崩溃就在眼前了！
成立不久的上海金融管理局决定，狠狠打击一下非法交易活动。
打击令发出后，金融管理局通过它的搭档“源通行”，向黑市交易商一下子抛出二百大条（二百两）黄金作为诱饵，随即由警察局派出二十余名经济科便衣在黑市交易点秘密守候。
当“源通行”同黑市交易商在电话中谈妥了黄金收售的数量和价格，约定了兑钱交货的地点，经济科便衣警察便假扮“源通行”的人员来到约定地点。
正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之际，便衣警察亮出身份，这样一来，人赃俱获，投机商们大惊失色，连呼上当，纷纷束手就擒。
紧接着，金融管理局会同警察局，又立即采取了取缔套汇的活动。
当时，从事套汇的商业机构或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必须通过私设电台与香港互通行情后才能行动。如果把这些私营电台封闭，首先打掉套汇的耳目，使投机商失去信息，就能有效地遏制套汇活动。
于是金融管理局和警察局一方面严格查封私营电台，一方面暗中让“源通行”设两部电台，把香港的套汇电讯集中到自己手里。在对这些电讯进行了周密分析之后，金融管理局当机立断，宣布四十余家商行被封闭，这些商行的所有账册都封存冻结。
顿时，套汇投机商行慌了手脚。
当时，有家正明商行，董事长叫姜钟麟，因经营黄鼠狼皮的出口贸易，在国内外都很有名气，他个人独资创办的姜源泰贸易行，是专营黄鼠狼毛皮的出口机构。姜钟麟手中有套购来的大量外汇。
某日，姜手下的一个日俄籍会计向警察告密，警察局立即抄获了姜源泰行的全部套汇暗账。姜生怕大难临头，揣了十根大条子找到黄金荣，由黄出面，让他主动交出十万美金，另交纳了相当于三万美金的法币罚款，才算了结此事。
在打击黑市交易活动中，金融管理局和警察局没收到了一大批黄金和货款，并向法庭移送了一批为首的投机商犯，其中有三个人最后被判了徒刑。
就此，大金钞案似乎可以收场。其实不然，在大金钞案的背后，许多官方的黑市交易仍然肆无忌惮地发展。1948年夏天，法币贬值更加厉害，物价的狂涨更加惊人，加上与共产党作战的节节失利，蒋介石如同是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
当时，蒋管区内一些地方的物价，往往是以上海的行情为转移，跟着涨落。大金钞案过后，蒋介石依然想凭借人力把物价压下去。这时，他想起了黄金荣、杜月笙来。
蒋介石先后几次给黄金荣、杜月笙电报，请他们筹措平定物价的办法。黄金荣与社会上的联系已经很少，很多情况不清楚，但杜月笙很清楚，自己不可能想出什么行之有效的方法，解决这样一个严重问题。
黄金荣为了给总统效力，特要杜月笙找了一批谋士，研究一番之后，便提出了吸收游资的最好办法，是抛售一定数量的物资，使大量法币回笼，市场才可望稳定。
想出这个办法，黄金荣、杜月笙很得意，恰逢孔祥熙来上海，听了连声说：“好，好！”停了一会儿，他又不无担心地说：“只是南京政府控制的东西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