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荣与日伪显要过从密切，除上面所述者以外，还有像汪伪的社会部长丁默村、工商部长梅思平等都是黄公馆的常客。在汪伪和平军中，黄的把兄弟太湖惯匪徐林诚是第一集团军第二军军长，门徒郝鹏举为淮海省保安司令，过房儿子陶雪生是淞沪铁道护路团司令，驻扎在苏北的集团军司令李长江、军长颜秀吾、第三十六师师长田铁夫、第二十八师师长丁聚堂等都是黄的门下，得意门生鲁锦臣担任了第三十六师的驻沪办事处处长。所以有些汉奸说：麻皮金荣在南京虽没有公开的头衔，但他的权力不下于周佛海。
1942年，黄金荣的结拜兄弟陈群此时落水出任汪伪政权的江苏省省长时，黄金荣亲自出马，率领大批徒众，乘坐专车到苏州予以捧场。在黄金荣和陈群的安排下，整个江苏省的各级汉奸机构安插了不少黄门弟子，例如吴县县长沈靖华、江阴县长韦长镇、松江县长杨士杰、无锡县保安队长周阿福等。他们几乎每月都要给黄金荣孝敬厚礼。
有些门徒落水当了汉奸，竞相开设赌场、妓院等，黄金荣多少可以捞到些好处。如卢英当了伪上海市警察局长兼南市区政务署长，即鼓励开设烟、赌、娼，并公开征收赌台税等，一般一个赌场每月须交税三千多元。当时著名的赌场有高蓝生在南阳桥恒安坊的大生公司、张椿宝在露香园路的利生公司、李筱宝在老西门中华路的西园、沈银水在方浜桥的华民赌场、夏世魁在同庆街的同庆赌场等。
贩毒方面，由日伪合作的宏剂善堂独家垄断，主持人是盛宣怀的后代盛幼庵。帮会流氓等人只能靠为盛氏打工而分点残羹。黄金荣的徒弟严春堂、严潮生等都曾在盛幼庵手下贩毒。黄金荣也因此得到些好处。
门徒、朋友有了问题，求之于黄金荣，他也出面请汉奸帮忙。
一次，黄金荣的门徒史雨春，伙合糖商从台湾运米贩糖，多次逃税，被伪税务局查获，将四马路善生糖行的老板席德霖扣押，并抄走了二百包蔗糖，价值六七亿元储备券，还要罚款五亿元，查处史雨春。
史雨春非常着急，找黄金荣想法；史雨春的妻子同李志清是结拜姊妹，也向李志清求救。黄金荣和李志清派程锡文陪史雨春的妻子一起到周佛海的小老婆家中，送给周佛海小老婆3万元现钞、五根金条。
第二天，周佛海打电话给黄金荣。黄金荣叫程锡文晚上再到周家去。
程锡文到了周家，周佛海说：“我派人同你一起到仓库去，你要多带些人手，在今夜把二百包糖搬走，不要耽误，税务局方面我已通知，只要补税，就不罚款了。”
程锡文听后按照周佛海讲的办理，这事顺利解决。
当时，日伪对粮食统制极严，但由于黄金荣与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等落水人员关系密切，所以粮食、布匹的生意他也照样做，并从中发了不少横财。
1946年5月31日，上海高等法院刑事庭判处袁履登、闻兰亭等人徒刑时，他们大叫“冤枉”。因为他们觉得，黄金荣虽然留在上海没下水，但与日伪也接触频繁，而且做过不少交易，为什么能以“功臣”自居呢？
黄金荣之所以没有入水做汉奸，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首先黄金荣对蒋介石仍抱有希望，因为蒋介石此时仍在重庆抗战。
黄金荣有个门徒叫胡宇之，在《申报》馆工作，常常到黄宅去给黄金荣讲述重庆情况和中日战局。尽管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但黄金荣对蒋介石仍抱着希望，他说：“事情不要做绝，光棍不打九九，留个余地为好。”他向往蒋介石打回来，重新给他带来威势和实利。
其次，黄金荣多年混迹江湖，惯用“刀切豆腐两面光”的手段，凭他的经验，自己不出头露面，利用门徒与日伪打交道，自己稳坐在漕河泾的花园内观望、等待。所以，他虽与陈群来往密切，陈群后担任汪伪行政院内政部长，黄再度祝贺，但当陈群劝他一起为日伪效力时，黄金荣却婉拒不从。
再其次，黄金荣是个怕死之人。军统在上海严惩汉奸，使黄金荣不敢冒险。曾情同手足的张啸林之死以及傅筱庵的被杀都是前车之鉴。他们的死给黄金荣以强烈的刺激，他对程锡文和龚天健等反复说：“给日本人做事名声臭，性命不安全。”拒绝出任维持会会长一事，他也是怕被别人暗杀。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黄金荣还有爱国心和民族感情。他对日本人也充满了仇恨。
黄喜欢听评弹，门徒们常常将评弹演员叫到黄公馆来唱堂会。一部《岳飞传》黄金荣始终百听不厌。岳飞精忠报国，世人崇敬，而秦桧夫妇奴颜卖国，遗臭万年，对黄金荣的思想有很大影响。一次黄对程锡文、龚天健、鲁锦臣等心腹说：“土地是中国的，日本人虽然打进来，占领了上海，但它不能把上海搬到日本去。我能得势窜上去，同蒋介石有关系，他好我也好。现在他在重庆，我只能帮他，不能同日本人打交道，遗臭万年，应当为子孙后代着想。”日本人一来，就洗劫了黄家花园，这使得爱财如命的黄金荣一开始就与日本人有点合不来。黄家花园虽然不算太大，但在战前短短的三四年间，黄金荣利用各种手段已积得非常可观的财富。
概括而言，主要是三类东西：第一类是家具，仅红木家具就有十几套，其中还有正宗的明式全套摆设。当日军1937年11月占领上海时，冲进了花园，这些家具被洗劫一空。
第二类是瓷器，每个厅室都有不少瓷器做装饰，如宋代的定、磁、钧、汝，明清官窑的青花、粉彩、五彩等，杯、瓶、缸、罐，琳琅满目，应有尽有。黄金荣虽不太懂其艺术价值，但也觉得十分的好看，因此，时常把玩。但这次被日军毁的毁，拿的拿，几乎全没了。
第三类是书画。黄家花园的每个厅堂，四壁都挂满了字画。不说宋明，光近代名家的作品，就可以开个展览会。如任伯年的人物挂屏、吴昌硕和蔡元培的对联、钱慧安的南极中堂、何绍基的字屏、李鸿章的对联、刘春霖的寿字屏条、王一亭的黄金荣像、翁同和与张一麝的槐荫堂的匾额、慈禧太后的福字，还有徐世昌、陈铭枢、胡汉民、于右任等给黄金荣的题词题画，都是颇为珍贵的，但几乎都毁于一旦。
不仅如此，四教厅、伫月会客厅、槐荫堂、关帝庙和宫殿式的黄家家柯等均遭到严重破坏。其中最重要的四教厅，只剩下个骨架了。这使得黄金荣非常恨日本人。
因此，在整个抗战时期，黄金荣自始至终一直没有担任过任何公开的伪职。然而他依然能够为自己敛财。
娱乐场成为各方联络处
在抗战时期，黄金荣一如既往地拥护蒋介石，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忠诚，黄金荣让儿黄源涛担任了军统的上海特派员，原大世界经理丁永昌担任了军统上海租界特工派遣站站长，其他一些门徒也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
1940年初，蒋介石为了控制和指挥上海的工作，在行政院下设立上海市统一委员会，任命杜月笙为主任委员，黄金荣也是二十四名委员之一，其他委员有杨虎、虞洽卿、陆京士等。常务委员为杜月笙、吴开先、蒋伯诚、戴笠、俞鸿钧五人，委员会成立后即设立驻沪办事处。黄金荣对此自然表示拥护。
国民党派上海市统一委员会常委吴开先、蒋介石的军事代表蒋伯诚到沪活动，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杜月笙致函黄金荣，请黄予以协助。黄金荣立即请吴开先到漕河泾黄家花园叙谈，吴首先说明重庆政府抗战到底的决心，并转达蒋介石和孔祥熙对黄金荣的问候。后来，黄金荣和金廷荪根据吴开先的意见，两次邀请沪上工商金融界的人士到南洋桥金的寓所赴宴，由吴代表重庆，安抚各位，告诫勿被日伪利用。作陪的有原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的一些负责人和租界的有关人士。
1940年到1945年间，黄金荣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一直有联络。顾祝同曾派他的妻舅许某到钧培里见黄，黄金荣则派门徒秦兴炎到南京、浙江等地第三战区所设的办事处联系，为国民党军队提供军火、药品和粮食。抗战胜利前夕，顾祝同派何尚时为驻沪联络专员办事处专员，任命黄的门徒秦兴炎为支队长，黄的儿子黄源涛为大队长，何还与秦、黄结拜为兄弟。
黄金荣的大世界游乐场在当时成了重庆方面和日伪分别看中的接头据点。
由于大世界地处租界中心，市面繁华，人流杂多而且进出方便，于是被日伪势力所注目，他们经常派人在这里接头密谈。
与此同时，国民党潜伏在上海的军统、中统特务在戴笠的遥控下，也以大世界作为理想的联络点。
黄源涛、丁永昌等为获取更多的情报，在大世界楼上办了一个“高峰舞厅”，每券只须一元，但十分豪华，只有有身份的人才能入内。果然，舞厅一开张，汪伪七十六号特务随之而入，这里成了上海孤岛上蒋、日、汪势力角逐的中心。表面上黄源涛与七十六号的第六行动大队大队长吴醒亚为难兄难弟，连李士群也会到此了解蒋介石、共产党的情报。
一次，丁永昌将青浦三塘村的傅文乡和范子杰是中共地下联络员的情报出卖给了七十六号特务。几天后，这两位革命者即遭到七十六号的杀害。
同样，黄金荣与中共方面也有联系。在抗战时期的大世界游乐场里，已经出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络人员是姚惠廉，姚和其他的地下党员的合法身份都是剧场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游乐场内部秘密发展共产党员。为了能够应付意外情况，大世界的地下党组织采取帮会的形式来做掩护，吸收下层的曲艺艺人、勤杂工和小贩等加入。
如唐嘉鹏的徒弟以叫卖牛肉汤为生的小白原等，接受了革命思想，为地下党传递了不少情报。后来，姚惠廉将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输送到苏北的新四军去，支援了抗日武装斗争。
1942年夏，由于叛徒的告密，七十六号特务紧急包围大世界，逮捕了姚惠廉和他的助手江涛等十多人，地下党获悉后曾尽全力进行营救但未能成功。不久，姚惠廉等被日伪特务枪杀于龙华。
当然，这次行动日伪特务没有事先通知黄金荣。以后，汪伪特务又几次在大世界内逮捕所谓的中共嫌疑犯，大世界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接着，特务们倚仗日本主子的势力，早已不把黄金荣这个昔日上海第一号大亨放在眼中，扬言要对大世界的老板问个水落石出。老于世故的黄金荣只好用“花纸头”（纸币）来塞狗洞。同时，对大世界的职工也更加“荣记”化了。
这一时期，黄金荣除了在政治上左右逢源外，依然做些积阴德的事，除了前面说的办收容所，为难民筹储粮食外，他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兴建新城隍庙。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老城厢后，军队曾驻扎在城隍庙内，对庙宇大肆破坏。一时相信城隍菩萨的上海市民们无处进香，失去了精神寄托，黄金荣手下的一批倚赖城隍庙这块进财宝地生存的徒子徒孙也焦急万分。他们纷纷走入黄公馆，求黄金荣再开发财新路。有人提议何不利用打铁滨的空地再造个城隍庙呢，一句话，使黄金荣如梦初醒。
原来在上海开战前，上海就有了祭祀城隍老爷的风俗。但是因为城隍爷秦裕伯的墓地在浦东的陈行，所以上海人每年三次祭奠活动都要摆渡到浦东去。
有一年，当祭奠队伍摆渡到黄浦江江心时，突然一阵狂风袭来，人仰船翻，死去多人，一时，民间流传说这是墓主挡驾辞神，从此祭奠仪式不再过江东去，人们只在黄浦江东首今延安路外滩设一祭坛，向东遥拜。天长日久，沿江一带开辟出大片的墓地。
1849年法租界建立后，这里被圈入法租界，法国人认为华人的祭祀活动和所掘墓地有碍卫生，遂几次掘墓并驱散华人的祭祀集会。于是，软弱的上海道台下令改地举行城隍祭祀，选择城西北的打铁洪以东地区设立“厉坛”，安抚百姓。不料法租界第二次扩张，又将此地划入了界内，“厉坛”再度遭毁，市民们只得在城内举行祭奠活动。打铁浜以东的这块地渐渐被人淡忘，成了一块荒地。
黄金荣决定在这块荒地上建一个新城隍庙，由于汪伪政权内有不少门徒，所以这件事情很快就得到了日伪当局的批准。
1940年冬，黄金荣正式集资兴建新城隍庙。新庙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建好了，其简单程度可想而知。而且为了赶在新年初一向社会开放，城隍爷的塑像也没时间雕塑了，只好从老城隍庙移来一尊小神像，权作替代，其他神像竟都是画在了墙壁上的。这个新城隍庙只有一个神殿，四周则是陋木搭建的商场，销售各种商品。庙门两边还有专售花草、金鱼的摊头。从此，新城隍庙成了上海人游玩和购物的场所。
抗战结束后，老城隍庙自由迎接游人，新城隍庙由于失去了它的独特地位而被冷落下来，至解放前夕，竟已经无人进香了，只有庙门两边的花草、金鱼摊头日益兴旺，形成了花鸟市场。新城隍庙直到60年代才被全部拆除（其址今为金陵东路连云路，解放后为花鸟市场）。
当然这是后话了。
抗战时期，黄金荣以不当汉奸的信条顺利地走了过来。
随着抗战的胜利，黄金荣这位“中国第一帮主”却开始了他的下坡路，然而毕竟此时的他还一息尚存昔日的“风采”。但黄金荣要想挽救自己，就要拼上老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