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辨士这几日被窃贼闹得昏昏沉沉的，一听抓到人，哪有不想亲自见的？他让黄金荣与金九龄把犯人押到法捕房总巡写字间来，他要亲自审问。
总巡写字间玲珑小巧，一张乌木写字台占了房间一半。台子后边的一张安乐椅上，坐着乔辨士。他的左手边是黄金荣和金九龄；右手边是沈德福与助手任水扬。
不一会，两个便衣华探押进一个人来，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太湖贼水上飞。
水上飞很乖巧，其他几个人盘问时，他总是支支吾吾，答非所问。等到乔辨士问话时，他便老老实实地招供了。
他说：“我们是师徒两个人一道在上海做这路生意的。前些日子，听说法租界的督察长黄金荣下台了，没什么好怕的了，师父便说可大干一番。没几天，师父就上领事府、总巡家里偷了个痛快。几次进门都很顺手。前些天师父说，现在新上任的沈督察长已是焦头烂额，无法顾家了，你可到他家露一手，肯定能发笔不小的财！”
“发什么财？”乔辨士问。
“大土。”水上飞说，“沈德福那小子名为督察长，实际上是个鸦片贩子。他的床底下堆着几大箱印度大土。别人谁敢动他，你可以去搬他娘的几箱来……”
“砰”的一声，一只茶杯砸在墙壁上。那是沈德福向水上飞掷过去的，水上飞头一歪，正好落在墙上，瓷片洒了一地。众人被这一家伙吓呆了，没做声。
但黄金荣坐不住了，他不阴不阳地说：“沈督察长，审案子是你这样审的吗？你如果认为我在这里不合适，那我可以回避嘛！”
“这贱骨头血口喷人！”沈德福吼叫起来。
“不要激动嘛，”金九龄似笑非笑地劝道，“如果犯人胡说八道，有意栽赃诬赖，那是要罪加一等的。我看这事并不难弄清楚，只要看看赃物，再去实地勘核一番，不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吗！”
“赃物？”乔辨士问。
“是的，这家伙偷的大土被卑职截获，如今正封在强盗班的写字间里。”金九龄边说边走到门口，向外喊了声：“起赃。”
两个便衣华探奔过走道，一会儿捧来三只薄板白坯小箱子。每只箱子尺把长五寸来宽。乔辨士拿过一只，放在乌木写字台上，让金九龄打开。
一股异常香味冒了出来。黄金荣、沈德福、任水扬，还有低头缩在一边的水上飞，都不约而同地耸了耸鼻子，精神为之一振。再把那箱子里几层纸拨开，露出乌黑发亮的三三共九只坨子。这的确是地道的印度大土。
“这是你偷的？”乔辨士脸色铁青地问水上飞。
水上飞低头不语。
“你是从沈督察长家里偷来的？”乔辨士又问。
水上飞还是低头不语。
“说话呀！”乔辨士发火了。
“我怕。”水上飞颤抖着低声回答。
听到这儿，黄金荣拉着金九龄急忙站起来，向对面的沈德福瞟了一眼，朝乔辨士拱了拱手，起身告辞：“总巡先生，我与九龄在此多有不便。这件案子，还是由你审吧。”
这时，沈德福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脑门上直冒汗珠子，喉咙发干，几次要开口，就是舌头发僵不听使唤，转不过来，最后终于挤出一句话：“总巡，我该回避。”
“你们统统不要走，把犯人带下去。”
犯人被带走以后，乔辨士铁青着脸，许久许久沉默不语。室内的空气凝固了，远处飘来一阵留声机放唱片的吱呀声。黄金荣坐回椅子后，点起一支烟抽着，从厚嘴唇里吐出一个接一个烟圈，显得很得意。
乔辨士总巡坐在那里，脸上毫无表情，只有两只蓝眼珠子偶尔一动。就这么过了大约一刻钟，乔辨士猛地站起来，冷冷地宣布：
“今天审问的内容，谁也不准外传。督察长的职务自今日起由强盗班的金九龄探长代理，这几起盗窃案继续承办。”
沈德福就这样被撵下了台。
金九龄继任华探督察长，程子卿继任法捕房政治部主任。
至此，黄金荣虽然退休离开了警界，但是他的势力在警界依然发挥着很大作用。
从下列在警界任职的黄门子弟名单中，就可以发现黄金荣以退为进，独揽大权的目的。当时在英法租界捕房、上海市警察局（包括汪伪时期）等机构任职的黄门子弟有：
法捕房督察长：金九龄。
法捕房政治部主任：程子卿。
法捕房探目：陈三林、丁永昌、鲁锦臣、曾九如。
英捕房督察长：陆连奎。
英捕房探长：尚武、冯志明、汤坚。
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韦钟秀、
乔松生、卢英等。
出于黄金荣的声望和势力，担任法捕房总巡多年的乔辨士、法驻沪领事杜来，在黄金荣退休后仍经常到黄宅，商量有关法租界治安等有关的事情。
另外，在这一时期，黄金荣大张旗鼓地滥收门徒，他的大多门徒为此时收纳的。
黄金荣收徒弟不举行开香堂仪式，只要徒弟写张帖子，上写黄金荣老师，下写某某门生敬拜。黄金荣是见钱眼开讲实利的，只要送钱送礼拜他为老师，他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因此他所收的徒弟不下二三千人。在当了法捕房华探督察长后，一次就收了二百多个徒弟。
娱乐界也不可能躲过帮会的魔爪。当时著名演员常春恒最初在帮会头目顾竹轩所开天蟾舞台演出，因顾不愿增加包银，常便改投顾的对头丹桂舞台，结果被顾派人用枪打死在“丹桂”门口。常春恒出事后，梨园子弟人人自危，梅兰芳、周信芳、弹词演员吴玉荪等投拜黄金荣以求保护。
除黄金荣所收的徒弟以外，他的领子黄源涛收过二三百门徒，外孙邹政之也收了五六百人，再加上顾竹轩、唐嘉鹏、黄振世、丁永昌等也都收有不少门徒，所以黄金荣的徒子徒孙，不但遍布上海，甚至江浙一带，也都有他的势力。
黄金荣的徒弟，军、警、工商、文艺、科技以及星相医卜等各色人员全有。其中比例最大的当然是游手好闲的白相人。因为人数太多了，有的门生连黄本人也叫不出名字。
虽然如此，但在黄的门生中，为了培养自己手下一批小喽罗，却有不少是真正式进过香堂的帮会分子。如卢英、董明德、何国梁等三十个黄门子弟，在“八？一三”前，联合拜青帮大字辈曹幼珊为老头子，并开堂收徒，继承封建帮会这份家业，收了许多徒子徒孙，辗转托人介绍，又投拜黄金荣为师，这样就和他原来老头子成为同门兄弟。这在帮会中名为“爬香头”，是一件令人头痛犯忌的事。所以一些在外面混的门生，曾经劝黄停收门徒，他当面也认为应当如此，但不多几时，却又开门纳徒。这是与他见钱眼开、贪得无厌的剥削本性分不开的。
著名的京剧演员周信芳就是在这一时期投拜黄金荣为师的。
周信芳，名士楚，浙江慈溪人，1894年1月生。祖辈都是仕宦。父亲爱好京剧，由票友下海，唱旦角，艺名金琴仙。周信芳生而聪颖，博闻强记，闻歌成声，父母十分钟爱。因家境窘困，他人私塾就读数日即辍学。6岁时，在杭州拜名师陈长兴为师，开蒙戏为《黄金台》，继学《一捧雪》、《打渔杀家》，7岁以“小童串”为名在杭州拱宸桥天仙茶园登台演出，自此经常为名角配戏，深得锻炼。
周信芳童年还从学于著名老生王玉芳。王玉芳是艺人王九龄的弟子。他不但继承了王九龄一派，又兼演汪桂芬和张二奎的王帽戏。周信芳在童年时得到这位名师传授，打下了很厚的基础；加以聪明绝顶，领悟很快，所以7岁登台，即受观众赞美，许为神童。
其时，在上海的著名艺人，如潘月樵，善演做工戏，王鸿寿（老三麻子）善演关公戏，身段气度，唱法做工，深得徽派传统，南方推为第一。他演的《扣松》、《跑城》，也极为凝炼苍古，台步稳重，极像龙钟老人，唱念合法，字法清切有为；武生中有李春来，长靠短打各戏都工；武老生有沈韵秋，都是杰出人才。这许多优秀演员，经常一同演唱，都是周信芳学习的典型，吸收的对象。
恰巧，庚子国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清官承应的老生领袖汪桂芬、孙菊仙，先后到上海演出。于是，汪桂芬唱念之激昂遒劲，孙菊仙唱腔之高亢沉实，也都成了周信芳的唱念典型。周信芳长时期向孙学习，得到亲聆教诲，所以他的唱念中，大部分是孙菊仙专长的黄钟大吕般格局很高的唱腔和念法。就是字音方面，也继承孙派的居多。
12岁时周信芳随王鸿寿去汉口，开始以“七龄童”艺名演正戏，哄动一时。不久，又随王至沪，入王仙茶园，与孙菊仙、林颦卿等名角同台，倍受教益，并拜李春来为师。嗣后便加入李春来组织的春仙茶园，演出于宁沪一带。次年，遂以“麒麟童”艺名在天津与余叔岩同台献艺。1908年，14岁的周信芳赴北京，入“喜连成”科班学艺，他经常观摩谭鑫培的演出，自称是谭的私淑弟子，与梅兰芳、高百岁等同台演出，承袭了名家的优秀技艺。
1912年，周信芳回上海，在迎贵茶园演出，打炮戏为《南天门》、《独木关》、《群英会》，博得观众好评。此时，上海戏剧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政治空气十分活跃。周信芳观看了由汪笑侬、潘月樵以及夏月润、夏月珊兄弟演出的反映现实斗争的时装戏《鄂州血》等，受到很大鼓舞，也演出了《宋教仁》，以此抨击袁世凯。
不久，他入新新舞台，与冯子和合演《桑园寄子》、《三娘教子》等唱功戏。1914年，他自组四喜班，曾去海参崴，返沪后，入凤舞台。次年，袁世凯称帝，上海各界群情激愤，周信芳演出《王莽篡位》，加以挞伐。
1916年，他入丹桂第一台，任后台经理，前后达7年之久。他自编了第一个新戏《英雄血泪图》，接着又编演了大量新戏，如《哭祖庙》、《风流天子》、《许田射鹿》、《走麦城》、《赵五娘》、《海瑞参严嵩》等五六十出。《萧何月下追韩信》等也是这一时期开始在上海露演。
周信芳31岁时曾演出于北京第一舞台及开明戏院，引起了巨大反响。为谋在京长期合作，曾开设“美益饭店”，因用人不当，亏损巨大，乃离京转济南、青岛返沪，重入上海丹桂第一台。
1927年，转天蟾舞台，编演许多新戏，如《六国封相》、《卧薪尝胆》、《陈胜吴广》、《博浪椎》、《鸿门宴》等。同时，开始排演连台本戏《封神榜》一至十本，一直演到1928年为止。是年，周信芳经田汉介绍，参加了南国社，并演出欧阳予倩的剧作《潘金莲》。此后，天蟾舞台由南京路迁往福州路，他继续编演十一至十六本《封神榜》，还新排了《龙凤帕》、《华丽缘》、《九战章邯》等剧，影响日益扩大。
周信芳一生编演了许多新历史剧，都是借古喻今，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
“九·一八”事变后，他和王芸芳等排演了《满清三百年》，宣扬爱国救亡，对历史上的汉奸卖国贼大加斥责。“一？二八”以后，他改编并演出《明末遗恨》，描写国破家亡的惨痛，抨击“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满朝文武。唱词中有：“富家翁只知道鱼肉百姓，他把那国家事置若罔闻”，以及“兵是匪，匪是兵，长官造成”，“这时候再取乐太无人性”等语，矛头直指反动当局。
《明末遗恨》是“麒派”的代表名剧，上演这出戏，对周信芳来说，有着一段颇为伤心的历史。
在20年代，上海在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宁的情况下，有钱人纷纷迁居租界，托庇于洋人作为寓公。同时，上海流氓大亨也乘机纷起，各自树立山头，称霸一方。随着市面的繁荣，戏院茶楼日益增多。
当时在四马路开设的一家京剧剧场名叫天蟾舞台，老板就是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大流氓顾竹轩。顾竹轩是苏北盐城人，因排行第四，人称顾四。最初在上海巡捕房当一名包打听，后来入了青帮，广收门徒，逐渐培植起一股势力，与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为上海的“四大金刚”。此人心狠手辣，绑票暗杀样样都来，因此社会上对他都畏惧三分。他开戏馆为的是赚钱，要赚钱就要有好角儿。
当时周信芳正走红，上海人都会哼唱几句麒派戏，他的《萧何月下追韩信》中的著名唱段“三生有幸……”街头巷尾随时都可以听到。因此顾四就看上了他，邀请他当台柱，而且给予优厚的待遇，目的是钓鱼上钩。周信芳这时因为身上背有债务，很想借这机会把债务还清，于是就答应了，双方签订了合同，正式参加天蟾演出。演出效果很好，经常满座，给顾四赚了不少钱。开始的时候，顾四按照合同，按月分成，如数照付，后来渐渐态度变了，包银逐月减少。问他原因，就推说营业不好，卖座下降。并假称满座人都是他请来捧场，是看白戏的。周信芳明知他是弄虚作假，也敢怒不敢言。
等到合同期满，周信芳想辞班跳出他的牢笼，可是顾四早就料到他这一着，就先发制人，设下“鸿门宴”，把周信芳请去吃饭，在场的都是他的手下门徒和前台的各色人等。酒过三巡，顾说：“现在市面不景气，百业凋敝，我这个戏馆勉强支撑着，为的是大家都能有口饭吃，今天我请各位来，就是请大家给个面子共渡难关。愿意做下去的，咱们是朋友；不愿做的，今天表个态，我也不难为他。今天如果当面不说，背后捣鬼，那就莫怪我不客气了。”这番话听起来冠冕堂皇，这际上是恫吓威胁，谁敢说个不字。在这酒宴上，周信芳当然不敢提出辞班要求，只好哑吧吃黄连继续再唱下去。
可是包银越来越少，周信芳带着一个戏班，开支也不小，经济上人不敷出，急用时只能到前台去借支。这样不但旧债未清，反而添加了新债，走又走不脱，唱下去又不够开销，他就这样落进了顾四设下的陷饼，成了他的摇钱树。
为了跳出火坑，周信芳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有意在台上泡蘑菇，降低演出质量，这是违背一个正直艺术家的良心的；他虽然不愿意，但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果然，观众渐渐真的减少了。顾四见状知道油已榨不出来了，就改口叫人转告可以放他走，但要将欠账结清。周信芳去前台结账，不料算下来，竟积欠一万多元。他唱了这么长时间的戏，给顾四少说赚了十多万元，到临走不但分文没有，还倒欠他一万多，这话从何说起。为了脱离苦海，他只得咬牙承受，立下债券，告别了“天蟾”。
出了天蟾，怕顾四寻隙报复，他不敢再在上海这码头唱戏，便去了天津、北京演戏。
“九·一八”事变后，他从北方回到上海。
离开上海数年之久的周信芳，在黄金大戏院登台了，第一天演出的就是这出《明末遗恨》。演出广告见报后，剧场门口就排了长队争着购票，人数愈聚愈多，最后剧场不得不拉上铁门，捕房出动警车来维持秩序。演出时，当周信芳出场，台下观众报以雷鸣般的热烈掌声，经久不息，甚至使戏不能演下去，周信芳只好暂停演出向台下拱手致谢。上海观众热爱这位艺术家，对他的受屈流离在外表示同情，衷心地庆贺他重返上海舞台。
十九世纪末年的城隍朝九曲桥、湖心亭，全系砖木结构黄金荣大肆收徒，这些门徒每年都要向他送礼以示孝敬，加之他在法捕房督察长任内，受贿贪污之所得，经营了共舞台、大舞台和大世界，这是一项包赚钞票的生意，收入足够他挥霍一世。所以他到了晚年，就不问外事，在家纳福，过其剥削生活。
钧培里黄宅内部的家务由寡媳李志清当家。全宅有男女佣工三十余人。账房（俞永刚）、秘书（骆振忠）、当差、装烟、门房、保镖、司机等等，各司其职。此外，有厨司三人及房里打杂的女佣五、六人。黄金荣闲居家中，犹如下野官僚，每天交往访会的客人川流不息，门前车水马龙，迎来送往，门限为穿。这些客人中，有外省军政人员、当地富商缙绅、青洪帮流氓头子、下野军阀、失意政客以及国民党达官贵人等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全有。如有女宾，例由李志清出面接待。招待这些客人的方式，不是抽烟，就是赌博。黄公馆里的麻将，每天至少有四桌。抽头所得的钱，由李志清分给内外仆役，作为赏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