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中午，江海关大钟的指针移向十二时整，全上海无数的工厂、学校、机关、商店、火车、轮船的汽笛、电铃、悬钟，顿时齐鸣，上海工人总同盟大罢工开始了。
继之而起的是学生罢课，商人罢市。
仅半个小时，不论租界和华界，所有的工厂一律关车，全部电车和公共汽车一概停驶。全上海一百二十五万工人中，有八十万人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罢工行列。
按照事先约定，黄金荣等人没有阻止工人们的行动。
提篮桥电车厂、友新铁厂的工人带着自制的炸弹，来到飞虹路香烟桥警察局。炸弹发出剧烈的声响，吓得警察们四处奔逃，工人们趁势冲了进去。
攻打五区警察总局的工人们办法更妙，他们把鞭炮放在火箱里，爬到靠近五区警察总局的居民屋顶上燃放鞭炮，然后扔下两颗手榴弹，顿时，鞭炮声声如机关枪开火，手榴弹的爆炸声震天动地，仿佛有千军万马奔腾而来。
再看那些警察，一个个吓得屁滚尿流，全部缴械投降。工人纠察队一下得到三十多支长枪，力量大增。
总指挥部设在闸北宝山路横滨桥商务印书馆职工医院内。陈独秀也住到了附近福生路中央宣传部机关所在的一个亭子间里，以便直接和总指挥部保持密切联系。
预定由大罢工转为起义的时间，是当天下午一时整。可是不到预定时间，由王若飞、徐梅坤指挥的南市工人纠察队首先打响，势如破竹，仅五个小时，就攻下了淞沪警察厅和所属的一署三所，占领了电话局、江南造船厂和高昌庙兵工厂等所有重要目标。
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五个地区也于当晚基本结束战斗。最后，只剩下了闸北鏖战犹酣，胜败未决。
闸北是张宗昌的主力毕庶澄的第八军驻地，情况最为复杂，重要的据点就达十多处，守敌装备精良。北站的装甲列车内，还有一批作战经验丰富的白俄官兵参加作战。
周恩来面对强敌，毫不畏惧，沉着地指挥战斗。他身穿蓝色学生装，戴了一顶鸭舌帽，缠着绑腿，腰扎皮带，挂着手枪，英姿勃勃。
由于他的军事才能和周密准备，在极短的时间内，使五千余名毫无作战经验的工人纠察队员，掌握了基本的巷战知识，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
夜幕降临，闸北的战斗在延续，枪声不绝于耳，战果在艰难而缓慢地扩大中。总指挥部跟着战线的推进，已经三易其所，从商务职工医院转到第五警察署，又转移到东方图书馆。当攻击目标集中到北火车站的时候，经过反复拼杀，双方一时出现了胶着状态。
屯集北站的两千多名毕庶澄部队，凭借装甲列车上的大量轻重武器，对起义者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扑，还丧心病狂地对宝山路虹江路一带当年的繁华商业区进行炮火轰击，燃起了熊熊大火，映红了夜空。
周恩来冒着密集的枪林弹雨，亲临激战前沿，视察战情，鼓动士气，组织救火，安排灾民疏散，又亲自参加修筑工事，急速调集增援力量，誓死要拿下北站这个最后的堡垒，决不让起义功败垂成。
此时，坐镇在福生路亭子间的陈独秀，焦急万端，忧心如焚。他对周恩来的工作是放手的，也是满意的。可是，眼前出现的困境，却出于他的意料之外。
他知道，武装起义的大忌，就是拖延时间，拉长战线。如此，则不仅影响士气，而且如果敌人援兵一到，难免前功尽弃。想到这些，他如坐针毡，连续派人前往业已挺进到龙华的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指挥部，交涉请愿，申明起义本意就是为了实施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了响应北伐军，里应外合，防止溃军烧杀抢掠，拯救民众，要求北伐军立即行动起来，进军上海市区。
1927年初，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已抵长江流域，列强在华势力十分恐慌，纷纷从本土调集军队以加强上海租界的防务，这是英国军队在跑马厅操练，显示武力可是，东路军前敌指挥白崇禧遵照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密令，硬是按兵不动，忍看军阀残杀工人和居民，作壁上观。第一师师长薛岳激愤求战，也遭严厉呵责。
子夜三时左右，当陈独秀得悉北站的工人纠察队又一次攻击受挫时，他便决定采取三十六计的最末一计——“走为上”，要求周恩来立即撤兵。
他当即写下亲笔手令，命专人送往前线指挥部，要求全体武装纠察队停止进攻，火速撤往大场方向的远郊农村，以求保存力量。下达这项退后手令的时候，特别宣传委员会委员郑超麟等人正在陈独秀的身边。
全党最高领导人和起义军最高决策人的这一重要手令，作为起义总指挥的周恩来，到底是否收到？采取什么相应措施？如今的史料档案中，却一点痕迹也没留下。
而看一看当时周恩来的实际行动，却同陈独秀的意图完全背道而驰。周恩来一方面力促北站的纠察队发动当地居民，共同加固守备工事，紧缩包围圈，不让敌军突出一兵一卒。
另一方面，他又调动武装纠察队堵截自吴淞方面乘火车回援北站的一个团的敌军，拆去铁轨，颠覆列车，突然伏击，予以全歼。
随即，周恩来又集中除租界隔绝地区以外的各区武装纠察队员，向北站发动总攻，于次日下午六时许，在不依赖外力援助的情况下，完全依靠上海的工人武装力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淞沪镇守使李宝章逃窜，下落不明。
那支由张宗昌、毕庶澄精心训练的直鲁军精锐之师的第八军，被上海武装起义的工人彻底打垮，全军覆灭。
那第八军的军长毕庶澄此时到底在何处呢？原来在黄金荣等人的布置下，他正躺在女人的温柔乡里呢……
毕庶澄是1927年2月24日率第八军进入上海的，他到上海的第三天，黄金荣让杜月笙、张啸林去拜见毕庶澄。
之后，杜月笙宴请毕庶澄，并将其带到寓春楼逍遥，暗中嘱咐妓女“老六”好好招待。
毕庶澄在老六的温柔怀抱里乐不思蜀，第八军官员一连两天看不到司令官的影子。
司令部里军情文书堆积如山，驻沪海军司令杨树庄便亲自到富春楼去请求汇报工作，向毕庶澄报告接到张宗昌急电，要他率领上海的舰队南下讨伐国民军。
但沉浸在女人窝里的毕庶澄有些不耐烦了：“大帅来电，那就照办吧。”
“不过，司令要考虑到，我的舰队一走，这吴淞口的防备就空虚了……”杨树庄劝他慎重行事。
“那就不去吧。我给大帅发个回电行了吧，还有什么事情？”
毕庶澄赶走杨树庄后，哪里想到，这位驻沪海军司令，回到军舰上的第七天，便投降了北伐军。
毕庶澄刚搂女人上床，又有部下来报告：“报告司令，北伐军已攻占杭州、宜兴、常州，张大帅要您速率本部北上，一是解孙传芳被困南京的围，另外也好使第八军能够机动些，不至于在上海被擒。”
“哪有那么严重，”毕庶澄在内室的床上，一边给女人脱衣服，一边回答道：“叫老子去救孙传芳那‘笑面虎’，我才不那么傻呢，去，按兵不动，大家该找什么乐就找什么乐。看不到我这正忙着吗。”
“那大帅已来三封电报了。”
“不理他，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怕个卵蛋！”
那部下见司令如此之“忙”，也不敢多话，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在这节骨眼上，黄金荣在杜月笙的陪同下来到毕庶澄的住处，他告诉毕处境不佳：沪宁铁路已被从常州拦腰切断，运兵北上南京，不可能；杨树庄舰队已易帜投降北伐军，从海上撤退去了山东；北伐军进逼上海外围，要死守上海也不容易。
“那怎么办？”毕庶澄听了，这才从女人软绵绵的怀抱回到现实，急得满头大汗。
“路子还是有的。”黄金荣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
“什么路子？”毕庶澄已是病急乱投医了。
“我为司令想了万全之策，美人江山两不误。”杜月笙显得胸有成竹，吊着对方的胃口。
“依你怎么办？”
杜月笙不慌不忙地走到桌前，右手食指蘸着茶水，在桌面上写了两个字：易帜。
毕庶澄看了，背着手站在窗前，许久，长叹一声：“也只好走这一步棋了。一切拜托黄老板和杜先生联系。”
过了一天，来了回音：“只要毕军长能过来，不与北伐军为敌，呈请总司令批准后，可委为国民革命军军长，第八军就地改编。”
毕庶澄喜出望外，保住军长头衔，又有美人相伴。于是把第八军的防务计划，作战阵势等机密全数交出，以示“易帜”的真心。
做完这些后，毕庶澄抽了点烟，又开始与美人在床上翻滚腾挪起来。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枪声响起后，毕庶澄刚刚睡醒，妓院老板已为他准备好酒菜。刚起床，卫兵来报，说有些工人不上班，想罢工闹事。
“闹事，你们手上的枪是干什么的？不能打？去，传我的命令，谁闹事就打死谁。”
“是！”卫兵回答后便奔向司令部。只可惜，这个卫兵还没到司令部向有关长官传达命令，司令部已被武装起义的工人给端掉了，而此时，毕庶澄和一个妓女“战”得正酣呢！
第二天天大亮后，又一个卫兵来到妓院，他大声叫道：“毕司令，不好了，我们的很多兄弟都被打散了！”
此时，毕庶澄正与一位妓女难分难解，哪有心思，不由地骂道：“妈个巴子，就不能让老子安心地干一次。你们给我稳住，等我这里的事干完了再说。”
22日晚，起义军占领全城。
此时，一队卫兵闯了进来，他们架上毕庶澄就往外跑。
“妈的，干什么？老子裤头还没穿呢！”毕庶澄大叫。
“司令，顾不得许多了，裤头在路上穿吧，现在已来不及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
“司令，全城已经没有一块地给我们立足了，武装起义工人已全盘占领了上海。如不趁着现在的混乱逃出上海，再想跑就来不及了。”卫兵们边走边回答。
借着夜色和混乱的掩护，这队人从真如镇逃出上海，前往无锡乡下。
毕庶澄还是没逃过这条命。张宗昌知道此事后，立即派人把毕诱骗到济南，就地枪决。
张宗昌的部队就这样在上海彻底瓦解了，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胜利，使北伐军顺利进入上海城……
荷枪实弹的万国商团经骑队通过南京路上海滩拜见蒋司令
帝国主义者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威胁下，更深刻地懂得，要维护在中国的统治，必须制止和扼杀革命力量的发展，培植反动势力。因此，他们加紧干涉中国的革命，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
在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受到革命力量沉重打击的英帝国主义，充当了干涉中国革命的急先锋。1926年10月，英国首相包尔温狂言：“准备采用任何必要办法，以保护国人之生命与财产。”
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主要有如下表现：
早在1925年底至1926年初，英、日、美等帝国主义者就策动张作霖和吴佩孚“和解”，以“联合反赤”的名义，共同对付北方国民军和南方革命政府，镇压革命运动。
1926年8、9月间，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重大胜利，吴佩孚的统治摇摇欲坠时，各帝国主义又促成吴佩孚和孙传芳的联合，南北夹攻北伐军。
同年11月，吴佩孚的主力被消灭，孙传芳受到沉重打击，北伐军向长江下游进军，各帝国主义更加焦急，他们又撮合张作霖、孙传芳和吴佩孚的大联合，拼凑“安国军”，共同抵挡北伐军。
同时，帝国主义给北洋军阀提供了大量贷款和军火援助。
1926年9月，英国运了大批钢盔到中国，其中，以三万具送给张作霖；11月，英国商人给北京政府借款五百万英镑；12月，张宗昌从德国购进机枪五千支，子弹四百万发，手枪三百支，手榴弹十五万颗，无烟药三万斤。
帝国主义者应北洋军阀的要求，在租界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志士，将其引渡给军阀当局，甚至允许反动军警进入租界搜捕。
1926年11月23日，天津英租界据天津反动当局的请求，在租界查封了国民党天津特别市党部，逮捕了江镇寰等十三人。26日，将他们引渡给天津警察厅。
1927年4月，北京警厅会同宪兵，得到帝国主义公使团的允许，进入使馆区，包围苏联使馆，逮捕了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六十余人。
据1927年4月9日《申报》载，这一行动是“辛丑和约国开会决定准华兵搜查俄使署……当华兵入界搜查时，各使署卫兵皆退让于旁”。
作为干涉中国革命急先锋的英帝国主义，极力推行“炮舰政策”，依恃其武力，到处寻衅，制造流血惨案。
1926年9月2日，英舰斯克拉勃号在汉口上游五十英里的地方，向我北伐军开火，历时两个小时以上。4日，英舰两艘自白鹅潭驶进广州西堤，占领省港码头，派兵登岸追逐行人，拘捕纠察队员，拆毁纠察队饭堂，扰乱北伐军后方。
9月5日，英帝国主义又在四川制造惨案。他们根据不平等条约，攫取内河航行权，其舰船在中国江河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自1926年6月以来，英国兵舰在四川各地不断滋事，多次撞沉中国船只，淹死军民无数。
8月29日，英轮万龙号在四川云阳地区河面，故意开足马力，撞沉乘载川军的木船十余艘，淹死官兵五十八人，群众数十人，引起军民的无比愤慨。
当天，肇事英轮万龙号抵达四川万县时，川军杨森部登轮查询肇事情形，英水兵收缴了川军的枪支，并开枪打伤两名士兵后溯江而上。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杨森扣留了英商太古公司所属的“万通”和“万流”两轮，以进一步交涉。
英帝国主义者有意扩大事端，9月4日，向杨森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四小时内释放被扣英轮。5日，英帝国主义调遣兵舰，炮轰万县达三小时之久，死伤军民数千，毁商店及民房数百家，损失达数千万元。这就是有名的“万县惨案”。
1927年初，北伐军向长江中下游进军，矛头直指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中心上海。这时，各帝国主义大量增兵，酝酿“联合保卫上海”的行动。
1月中旬，英驻威海卫第二舰队及鱼雷快艇共二十七艘开赴上海，并溯长江而上。同时，英国从其本土和印度调集十二万名远征队到上海。
1月11日，美国政府命令其亚细亚舰队司令维廉率全部军舰自马尼拉到上海，又从菲律宾调遣来一个旅团。美陆军参谋长萨马莱制定了一项干涉中国革命的庞大军事计划。
一队万国商团美国队的士兵行进在南京路上2月5日，英国向美国提出了“联合保卫上海”的请求。美国即向中国政府提出划淞沪为中立区的建议，企图阻止北伐军进占上海。
日本帝国主义也于1月间将佐世保二十四舰队编人第一外遣舰队，派往中国，参与“联合保卫上海”的行动。
一时间，上海租界大兵云集，计有英兵十五万余名，尚有四千名机动；美兵计六千余名；法兵六千名；日兵五千名，两千名上陆驻防，并即有大队继到。连意、葡、西、荷水兵在内共计将达四万名。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
当晚，英、美、法、日、意等帝国主义者借口侨民及领事馆“受暴民侵害”，命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各国军舰向南京开炮，杀死杀伤中国军民二千多人，毁坏民房无数，史称“南京惨案”。
惨案发生后，驻南京的五国领事，贼喊捉贼，反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和通牒，并请求本国政府继续向中国增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