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本来撤围的军队又围扰过来，孙美瑶等人一看吓得非同小可，就在十几名外侨中挑选了法国天主教神甫裴于松？雷狄，派他下山向官方接洽，并叫他对天宣誓，保证在三天之内回山。
哪知裴于松？雷狄竟一去不返。雷狄到底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雷狄主教是个养尊处优的人，被关了多日，饮食不对口胃，更兼天气炎热，蚊蝇交集，在下山途中腹泻不止，行不了一天，就在一座山神庙里病倒了。
离这所山神庙约十里的地方，就是抱犊崮设的哨所，随雷狄的两个人，只好一个人留在庙中监视，另一个人到哨所向小头目报信，请求给雷狄治病。
再说临城劫车案发生后，轰动了国内外，消息传到上海，驻沪各领事馆也大为震惊。法国驻沪领事甘世东得悉裴于松？雷狄被土匪掳去，急得寝食俱废，马上和法租界捕房总监华尔兹商讨此事。
为了尽快将雷狄主教营救出来，法捕房动员了所有的侦缉人员，四处打听、搜索，但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只得采取高价悬赏的办法：凡知道雷狄主教下落通风报信者，赏银洋三千元；凡能找到雷狄主教并能救出者，赏银洋一万元。
黄金荣对此事极感兴趣，认为这是升官发财的大好机会，于是千方百计寻找线索，甚至亲自到城隍庙烧香求签，祷祝城隍保佑，使他能获得线索，破案立功，并许愿将来青云直上后，一定整修城隍大殿，重塑城隍金身。
一天，黄金荣到郑家木桥聚宝楼喝茶，忽然有个巡捕带着一个外乡人十分沮丧地来见他。
“黄老板，这是我的亲戚，叫韩荣浦，是吴佩孚手下的副官，今天刚下火车，兜里的一百元大洋被人扒了，请老板帮助协查。”
黄金荣一听他是吴佩孚的副官，肯定他是从山东来的，很可能为绑架裴于松？雷狄案提供点线索，便叫韩荣浦坐下，仔细讲了丢失大洋的情况。
原来韩荣浦是从临城乘火车来上海购买东西的，他从拥挤的人丛中走到车站附近的旅馆登记住宿时，突然发现肚兜里的一百块钱不翼而飞。
韩荣浦有个姓尚的同乡在法租界当巡捕，于是他抱着一线希望去找同乡尚巡捕。尚巡捕替他报了失窃案后，又介绍他和黄金荣见面。
由于韩荣浦是吴佩孚的副官，熟悉行伍中的事，对孙美瑶匪首的情况略有所闻，便将听到的一些消息告诉黄金荣。
黄金荣一听有了线索，甚为高兴，立即付给韩荣浦一百五十块大洋，要他回到临城去详细打听雷狄主教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一有下落立即赶回上海报信，将再给五百元赏金。如果破案，更有重赏。
由于黄金荣慷慨解囊，打动了韩荣浦的心，他回到临城之后，几天时间就同孙美瑶的部下取得了联系，打听到雷狄主教被关押的地方。
黄金荣一听，激动得连脸上的麻点也兴奋得直跳，他想：这些天为雷狄主教绑架案，我黄某四处打探，巴不得能抢上头功，谁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竟把一个被偷走大洋的人送到我面前，真是额头角碰到天花板，我黄金荣要交好运罗！
黄金荣立即把知道的情况报告给总监华尔兹。华尔兹一听，立即命令黄金荣带领六个人前去营救，其中有一名翻译曹启民。一行七人到达峰县后，立即化装深入山区，侦查被掳雷狄主教的下落。
谁知事有凑巧，给黄金荣等人带队当向导的人名叫兴山，他曾和孙美瑶手下的一个喜子土匪相识。一个偶然的机会，兴山在深山中采药时无意中与喜子打个照面。
喜子连忙叫道：“兴山哥，你到这里干什么？要是被孙美瑶的手下人看到，不把你当成奸细打死才怪呢！”
兴山问道：“你在这里干啥？”
喜子说：“我正煮饭呢。”
“给谁煮饭？”
喜子答道：“俺不知道底细，据同班弟兄说，前面山岙里有座山神庙，庙里新近住了一个外国人，每日送两次饭，都是我们的头儿亲自送饭。兴山哥，你问这些干啥？你赶快躲开，要是被我们头儿碰见了，就没命了。”
兴山把自己知道的事对黄金荣一说，黄金荣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黄又问道：“那山神庙到底在什么地方？”
兴山答道：“这个地方原是偏僻的地方，人迹罕见，是土匪出没的老巢。这山神庙坐落在何处，俺也不知。”
于是，黄金荣就从村子里请了几个上年纪的老乡，啖以酒肉，盘问这座山神庙的所在。内有一个老者说：
“山神庙离这里约有五十里地，其间还得翻过两个山头才能进入川脚，尽是迂回曲折的羊肠小道。俺在年轻时曾上这山神庙去过一次，如今相隔已有几十年了。常听人说那边山里有土匪盘踞，要到这山神庙，恐怕困难。”
黄金荣又问道：“除了被土匪盘踞的路外，还有其他道路能进入山神庙吗？”
另一老者说：“只有绕道去后山，到了那里，再问当地老乡，就知道了。”
于是黄金荣谢过老乡，便和曹启民等人磋商一番，然后乘着明月，连夜绕道向后山进发。直到天将微明，一行七人才找到小山村。
黄金荣随便吃点干粮，就向当地老乡探问山神庙的路径。一个老乡说：“只听人说山前有个山神庙，俺们从没去过，更不知从哪条路才能到达。”
于是黄金荣对当地几个老乡说：“如能探得出这山神庙的道路，我出一百元大洋的赏金。”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两个壮年乡民应声而出道：“让俺先探，探不出着落，不领分文。”
黄金荣闻说大喜，遂叫向导兴山和两个乡民一同前往。三人饱餐一顿，并各带了干粮，认定方向，翻过几重丛林，绕过迂回险道，揣度已入山林深处。
从高崖上极目远望，山岙里隐约有一建筑物，三人不由喜出望外，精神顿时振奋，不顾步履艰险，迤逦向前走去。待至不远处眺望，一座年久失修的山神庙，历历在目。
黄金荣听了老乡们回来的报告，内心有说不出的兴奋，当即重赏了两个老乡，并请他们吃酒，又许愿若成功，再行重赏。
这两个老乡自然愿意拼力效劳，当下便与黄金荣商讨如何深入古庙的计策。到了第二天早晨，两个老乡做向导，一行八人，分作前后两队，随带武器干粮和抬人长棍，按留下的标志在离古庙不远处埋伏下来。
到了夜里两更时分，分成两队闯入破庙内。黄金荣一手擎着回光灯，一手握着勃朗宁手枪，走至廊屋门前，正欲推门，晃动的灯光，惊动了两个看押的人，问道：“谁呀？”
黄金荣等人一拥而人，把两个土匪捆绑起来。
黄金荣问道：“你们这里有几个人？外国人有几名？现在何处？要是如实说了，我饶你们两条命，还送些银两给你们回乡。”
那两个土匪浑身颤抖地说：“只有我们两人。离这不远有一哨所。外国人只有一个，要他到山下和官方谈话的，谁知病倒在这山神庙里。”
黄金荣和曹启民急忙走入隔壁屋内，用灯光一照，只见一个黄发披面的外国人僵卧在土炕上。这人见到灯光，又听到脚步声，惊慌得缩成一团，不断地用手在胸前划十字，像是在叫“上帝保佑”。
曹启民见到这个人，使用外语盘问他是哪国人，对方回答是法国人，名叫裴于松？雷狄。黄金荣一听，不由惊喜若狂，一齐把他扶起来，叫几个人抬着他走。
黄金荣等人把雷狄救出险境后，急忙备车将他护送至临城车站。在峄县等候的法国人脱司曼闻讯，也赶至临城车站，将雷狄主教护送至上海。
当黄金荣等人将要上车时，那同来的两个老乡和向导兴山，苦苦要求愿随他们前往上海，听候差遣，决无异心。征得雷狄同意，这三人也来到上海。
后来这三人，因效忠法国主子有功，一个名叫沈长赓的，做了麦兰捕房侦察队长；一个外号叫“山东码子”的，做了法租界花捐班稽查，并开了几家幺二堂子；兴山后来在十六铺巡捕房做捕头，这些都是后话。
再说那些土匪们因慑于政府调来飞机、军队等相逼，最后被迫妥协，全部编为一个招安旅。6月12日，被绑外国人全部释放。后来，孙美瑶只做了六个月的“山东新编旅”旅长，便于次年的12月19日在枣庄被诱杀。
此次黄金荣冒了生命危险深入虎穴，救出雷狄主教，赢得法租界一致的推崇。黄因他杰出的办案能力和对法国主子的忠心，被立即提升为法租界麦兰捕房的督察长，成为华人在法租界巡捕房职位最高的人物。
其实在黄金荣营救雷狄主教之前，他已经十分活跃，他维持治安的范围已远超出法租界，而在上海社会成为破案高手。1922年3月18日的《申报》报道黄金荣率员一夜连破两案。
17日晚上七时，督察员黄金荣带着探目徐阿东、任水扬、刘友法、张惠泉和李连生等巡查到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发现一行迹可疑者，即上前盘问，那人突然拔出一把勃朗宁手枪反抗，被巡捕们奋勇拿住，查该人姓名徐老三。
另一案件是黄金荣与巡捕徐阿东、韩帮达、杨振富、任水扬和王芝芳等经过周密侦察，发现一盗匪隐藏于华界的方板桥寿祥里六十九号，于是即报告该地警局，17日晚，法租界巡捕协同华界警员同往缉拿，匪徒发现后顶住大门，然后准备越屋而逃，被巡捕登屋逮捕，并押回法租界总巡捕房审讯。
一周之后，黄金荣又破大盗王小弟案。王小弟为当时著名盗贼，专事抢劫，遇反抗或者警捕即提枪拿刀拒捕，前后竟然伤毙三十余人，当时上海各界谈王色变，人人自危，王小弟遂成为当时上海治安的大患。
后黄金荣的眼线侦知王贼躲藏在公共租界六马路（北海路）的三江旅馆内。
24日，黄即与探员沈德福、韩邦达、杨振富、任水扬等会同公共租界的老闸捕房对其一网打尽，捕获王及其同伙四人。一时轰动上海全城。
8月21日，居住在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长安里的妇女某氏在公共租界被人勒死后，藏于木板箱内抛弃。后经黄金荣及探目韩达的侦察，认定凶手为王惠根，并查知其匿迹之所，遂于21日前往搜索逮捕。
黄金荣升为督察长后，治绩也很显著，他曾捕获大批盗匪。
当时，上海连连出现杀人越货的案件，法租界总巡费沃利要求黄金荣火速破案。黄金荣与正副督察员沈德福、杨振富率探员金九龄、许培春、何土根、陈阿毛、任水扬、潘瑞福、王如枕等到处侦察，终于查得这些歹徒隐匿在闸北与公共租界交界处，经与各方商洽，16日，黄金荣与各员前往缉拿，一时警员密布，将十多名盗匪全部逮捕归案。受到各方赞扬。
自从黄金荣升为督察长，法国人还派去八个安南巡捕保护黄金荣的安全。
黄金荣带着这八个安南巡捕进进出出，权势如日中天。可以说，这是黄金荣的巡捕生涯达到了最辉煌的时刻。而这一时期，除了在巡捕房的辉煌之外，他在所涉足的各个领域都创造了不小的“业绩”，黄金荣走向了人生的高潮。
立贩毒机关
中国近代鸦片泛滥。在整个19世纪的一百年里，中国进口最多的商品，既不是棉纱、棉布，也不是机器、钢材，而是鸦片。
自19世纪50年代起，上海便是毒品交易中心。上海的烟土业主要由广东帮商人垄断，但流氓帮会一直与毒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世纪70年代的上海，烟毒弥漫，鸦片泛滥。
当时外国运往中国的鸦片，大多经上海流入内地，而四川、广东、云南等地的鸦片商，也将当地生产的鸦片大量运往上海，这样，上海成了全国鸦片的主要集散地，贩运鸦片活动十分猖獗，一些烟土行因此发了大财。
但烟土行的老板也有他们的苦恼，这就是鸦片在运抵上海进入烟土行前，经常遭人暗偷明抢，损失惨重。
运往上海的鸦片，大多走水路，由于黄浦江水浅，吨位大的轮船不能直接靠码台，只能停在江心将货用小船驳运上岸。这些小船经常莫名其妙地翻沉，大批鸦片沉入江中。
虽然政府已下令禁烟，但仍是屡禁不止，烟店公然开张，四处可见堆放在码头上的鸦片，也时常成箱成箱地不翼而飞。鸦片从码头运往烟土行途中，也经常被人持械拦截，抢夺一空。
这些偷抢鸦片的，是在码头一带活动的流氓，其中有一批水性很好的“水老虫”。黄浦江上驳运鸦片的小船就是常常被他们掀翻，然后潜入江底捞起鸦片偷走。
大小“八股党”是当时较为有实力的两个集团。
辛亥革命前后，以沈杏山为首的帮会集团控制着公共租界的原英租界的地盘，他纠集了季云卿、杨再田、鲍海筹、郭海珊、余炳文、谢葆生、戴步祥等人形成一个帮会流氓集团，号称“八股党”，其主要活动是从事利润最丰的鸦片走私。
最初他们做的是无本生意，即抢劫鸦片。后来与控制鸦片贸易的潮帮土商谈妥，“八股党”收取保护费，为潮帮土商包接包运鸦片。
为此，“八股党”与公共租界巡捕房合作，华人探长谭绍良、尤阿根和陆连奎等均是其心腹弟兄，同时他们还以财物贿赂上海两大缉私武装——水警营和缉私营，然后通过该两营又打通了军队的关节，军队得了贿赂，派出士兵化装在沿途严加保护。
同时，“八股党”又在巡捕房内的成员和眼线的配合下，与公共租界警务处合伙，租界上下从“八股党”处拿定额津贴，而对其承运的鸦片予以特别关照。就这样，沈杏山的“八股党”依靠强有力的流氓及其背后的势力，从吴淞口外承接鸦片运入公共租界，交给潮帮土商，然后将部分鸦片再运出租界转入内地。
由于“八股党”的凶悍、高效率和出道早，其承运的鸦片远远超过了法租界的黄金荣集团，几乎垄断了整个上海的鸦片承运业，公共租界的土行烟馆也因此而日益繁荣。
对于沈杏山集团的异军突起，黄金荣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责成年轻而能干的后起之秀杜月笙负责争夺鸦片的承运权。由于鸦片业的无与伦比的高利润，这场两个流氓集团之间的争斗，不仅是为了争夺鸦片的提运权，更重要的是争夺今后对整个上海的控制权。
杜月笙针锋相对，从十六铺、郑家木桥等地召来了顾嘉棠、高鑫宝、叶焯山、芮庆荣、杨启棠、黄家丰、姚志生、侯泉根等八人，组成“小八股党”。
这八人后来成为上海流氓帮会的骨干。顾嘉棠，上海人，出生在赵家桥（今常德路），小名泉根。早年在北新泾种花，人称“花园泉根”，会拳术，与叶焯山、高鑫宝、芮庆荣并称“四大金刚”。发迹后在静安寺一带购置房地产，有“沪西半边天”之称。
高鑫宝，上海人，出生在马立斯一带（今延安中路成都南路），幼时随父在球场上为外国人拾网球，能说英语，曾在怡和洋行当服务生，后在一家美资飞星车行当司机，与人组织“斧头党”；拜青帮王德霖为老头子。发迹后在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开设丽都舞厅（其址今为上海市政协内丽都俱乐部），人称“丽都之狼”。
叶焯山，又作叶焯三，或叶竹三。广东潮州人，生在上海，小名阿根。两臂有青龙纹身，擅长枪术。
芮庆荣，上海漕河泾人。小名阿荣，绰号“火老鸦”，早年打铁为生，生性暴烈残忍，青帮师父为季荣卿。在孙传芳统治上海时，芮曾任李宝章的“大刀队”队长。杨、黄、姚、侯四人早年都曾做过工，因不务正业而沦为黑社会人物。
他们均身怀异技，如芮庆荣膂力超群；杨启棠心狠手辣；高鑫宝机敏过人，并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叶焯山的驾驶技术极佳，论枪法则能击落空中的铜钱。他们又各自拥有成百上千的徒众，虽然平时散居于上海各处，但只要一声令下，即可组成一支人数可观的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