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恐怕很难办到，”’黄金荣搔搔头说：“外国人的章程上都一条一条的。再说，捕房里的人不许兼营他业。”
“章程，章程还不是人定的？”林桂生十分不以为然，“他们不答应你的条件，你就说你不能回上海。”
第二天，黄金荣装着愁眉苦脸，无精打采的样子，去给两位探长代表回话。
两位探长代表说：
“这章程轻易改不了。”
“那我也只好不回上海了。”
两位代表愣了半天，最后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先回上海，请示上司后，再答复你。”
几天后，法租界当局终于答应黄金荣所提出的条件：
（一）破格晋级；
（二）额外加薪；
（三）今后黄金荣在上海法租界办案，法国人不得与闻；
（四）特准黄金荣以捕房华探的身份，在法租界开设戏院，用以安置黄金荣在苏州组成的班底；
（五）在黄金荣回到上海以前所发生的盗窃案，只追赃，不抓人，而且只须追回新近发生的几件重大盗案的部分重要赃物；
（六）保证黄金荣的华探为终身职，除非黄金荣自愿不干，法租界当局决不斥退。
黄金荣从苏州回到上海法租界捕房后，在手下门生们的帮助下，将新近发生的重大盗窃案，全部侦破并追回赃物。
法国人终于认清了这个事实，法租界里的治安，唯有黄金荣在，方才可以维持。
而黄金荣这一举足轻重的作用又说明，千百年来，登峰造极的“中国第一帮主”已经出现，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不能无视他的存在。
巧破宋教仁案
宋教仁，字遁初，别号渔父，湖南桃源人，前清光绪年间，即以文学知名。当时张之洞督鄂，他被选拔到武昌普通学校入学。在校与吴昆、田桐等一齐宣传革命思想，反对清朝政府的无能。
后来被校长纪湘澜开除出校，于是他与同学吴昆等人到日本留学，时值孙中山游日本，约宋教仁、黄兴、汪精卫、胡瑛、张继等，组织留学生同盟会，并主办《民报》及《二十世纪之新支那》等革命报纸，极力鼓吹革命思想。
由于在日本宣传革命，功效甚微，于是偕白逾桓、吴昆等人回国，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当时清廷侦探林立，不久便为清吏发觉，白逾桓被捕，宋教仁等人逃往上海。
在上海，他置身于新闻事业中，主撰《民主报》，署名渔父，以其雄辩之才，指摘时政，日数千言，为社会大众所欢迎。
后来武昌起义，南京光复，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命他为法制院院长。不久，南北议和成功，宋教仁偕蔡元培、王宠惠等人北上，继任农林总长。
由于袁世凯组阁政府，宋教仁与蔡元培等人联名辞职，便遍游各地，痛论临时政府之腐败，抵制当局的帝制政策。
1913年3月20日，晚上十点多钟，宋教仁先生在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先生的陪同下，从寓所抵达北火车站，他要搭乘十点四十五分的特别快车到南京，然后转乘津京路车由天津到北平，出席国会。
当宋教仁等人缓缓走向检票处时，有一个头戴鸭舌帽的男子正紧随他们身后。
十点四十分，距离开车还有五分钟，廖仲恺担心地提醒道：“遁初兄，你的演讲，有人很恼火。上海已有传说，有人图谋行刺，望兄倍加珍重，千万有所戒备。”
宋教仁听后，坦然一笑道：
“光天化日之下，为政治竞争，谁敢行此种卑鄙残忍手段？行刺怕是一种讹传吧。就算真是那样，我也不能因此而卸去责任。诸位就到这儿吧，咱们后会有期……”
就在宋教仁的“后会有期”这句话刚说出口，躲在办公室与售票房附近的戴鸭舌帽的家伙，掏出手枪，向着宋教仁的肚子“砰”就是一枪。
宋教仁双手痛苦地捂着肚子，踉跄地跌倒在地。当于右任扶住宋教仁时，宋悲愤地向黄兴叫道：“我中弹了！”
望平街派报行，每日清晨向报贩发放报纸，申报等即在此顿时，北站人声鼎沸，秩序大乱，有很多人看到那名凶手，他身材矮小，动作敏捷，穿一身黑色军服，下手后立刻趴在地上向左右连开二枪，用以吓阻追捕。
然后，他急速站起，混在人群之中，穿过大半个候车厅，一路往铁路公司方向低头猛冲，拼命奔逃。
宋教仁被人送至老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急救，终因伤势过重于22日死去。
宋教仁惨遭暗杀，震惊全国。
宋案发生后，坐镇北京的袁世凯，先发制人，制造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陈其美和黄兴是主凶的谣言，企图嫁祸于人。正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即致电国民党本部和上海交通部，命令“党人合力查究”宋案真相。
陈其美与宋教仁既是战友，又是朋友。宋教仁的遇害，对陈其美震动很大，他正为遽失良友而伤心。
现在，他突然又受到恶意中伤，当然忧急愤慨。于是，陈其美迅速采取行动，联络有关方面的同志和朋友，请他们全力以赴，以最快的速度侦破宋教仁被刺的血案。
黄兴、陈其美发布公告称：“此案发生虽在内地（指中国地界），难保该凶手不藏匿租界，应请执事严饬得力探捕，加意侦缉。如能拿获正凶，澈清全案，准备赏银一万元，以为酬劳。”沪宁铁路当局也出赏格五千元，陈其美尤其高呼：“不甘心，这件事真不甘心。”
此时，黄金荣与陈其美也早有接触，平时也时常来往。黄金荣是法租界捕房包打探的头目，同时在上海又有广泛的交际和雄厚的实力，所以，陈其美也嘱托黄金荣追查刺客。
23日上海民众为宋教仁出殡，送行者三千多人，沿途街道的两边站满了悲伤的市民。黄金荣带领手下人全部出动，随行保护，一直到晚上六时。黄金荣后来回忆说：“当时还有这样一个插曲，大出殡必须经过法租界，而送殡行列中便有陆军混成旅和海军队的全体官兵，租界当局规定中国军队不许进入，因而形成僵局。”
黄金荣曾去对租界头脑据理力争，方才允许破例，只是不能携带军械。宋教仁遗体一直送至闸北，入葬宋公园（今称闸北公园），至今宋教仁墓仍完好无损，为上海史迹之一。
23日的深夜，黄金荣已经睡了，忽然有人进来喊醒他，报告英租界巡捕房打电话给法捕房，说是与迎春坊发生的血案有关。英捕房要求法捕房明天早晨派人去搜查他的家里，希望能找到一些证据。
黄金荣得报，立即率领五六名巡捕，在夜幕中赶往应桂馨的住处——法租界文元坊。应宅的客厅里正有几名男女，见巡捕们一拥而入，个个惊慌失措，神色仓皇。
黄金荣见状，高喝一声：“不许动！”
只见一个身材矮小的男子，扭头就往后面逃跑，黄金荣立即拔腿追赶。
应家客厅后面，有一条长长的走廊通往厨房，厨房之后，又是一个小小的天井，连接着高逾丈许的后墙。
这一路没有一线灯光，黄金荣凭听觉感到那人穿过厨房，准备翻墙逃跑。黄金荣暗中做了准备，待那人纵身扳上墙头之时，黄金荣一个箭步窜上去，几乎捉到了他那两只悬空的脚。
那人身手异常矫捷，一个引体向上，左脚一跨，便越墙跳到墙外的地上。
黄金荣身体微胖，连跳三次才爬上围墙。借着微弱的天光，他看见那人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黄金荣情急生智，站在墙头上纵身向下一扑，恰巧扑在那人的身上，两人同时高呼一声“哎哟！”
那人虽被黄金荣按在地上，仍做困兽之斗，幸亏黄金荣的助手赶到，齐力把那人制服，押回应家客厅。
灯光下，黄金荣一眼看去，顿时想起一张熟悉的面孔，冷笑一声：“你叫武士英！”
那人身体震了一震，却仍想竭力掩饰：“我不是武士英，我叫吴福铭，真的，我名字叫吴福铭！”
黄金荣把脸一沉，喝道：“瞎讲！你明明是武士英，还想抵赖。别忘记啦，今年2月，你代别人销卖三支肉桂，偷拿了两支还嫌不够，又把另一支卖得的一百多块钱吞没了。法捕房里，你不是坐过一个月监牢吗？”
至此，武士英无话可说，只得默默地低下头去。
解到捕房，黄金荣直截了当地审问道：“是谁指使你刺杀宋教仁的？”
“应桂馨。”武士英招供道：“应桂馨给了我一千块钱，一张照片，一支手枪和六颗子弹，并且拨了四个人相助，其中一个叫叶玉如，一个叫杨什么仁，另外两个则忘记了名字。应桂馨要我带这四个人到北火车站，依计行事，刺杀照片上的人。我根本不知道，要去刺杀的那个人是谁。”
天快亮了，黄金荣命武士英在口供上签了字，然后押入囚室。
黄金荣认得应桂馨，并且一向对他很注意。应桂馨的被捕，是由于一位国民党员找到专门贩卖古董字画的河南商人王阿法，陪同他到英捕房去报案。
据王阿法说：一个星期以前，他到应桂馨家去卖画，应桂馨曾经拿出一张照片给他看，就是要他去“办”这个人，事成愿意给一千元酬金。
王阿法回答说：“我没有办人的能力。”
“那就算了。”应桂馨迅速收起照片。
宋教仁被刺后，王阿法看到报上的照片，才知道应桂馨要“办”的就是宋教仁，并愿意为此案到公堂作证。
3月24日下午四点时，黄金荣邀同法捕房的蓝总巡捕，总翻译曹振声，四名华捕，三名西捕，一同到新北门外徐家汇路文元坊北弄2号应桂馨的家里正式搜查。
这幢三层建筑的门口挂着“江苏巡查长公署”和“共进会”两块牌子。他先将应宅团团围住，敲开门后命令任何人不准走动，等候查验。随即开始搜查。
不料搜查的结果，找到了武士英行刺时使用的六响手枪，以及枪中存余的三颗子弹。黄金荣立刻派人持枪去查对，枪中所存子弹，和宋教仁开刀取出的弹头一模一样。
但是除此之外，并未找到更进一步的证据。
黄金荣不甘心就此放手。这时随同搜查的死党、上海交际处长周南陔心生一计，他向黄金荣耳语几句后，便沿路走进软禁女眷的厢房。只见厢房里应桂馨的大小老婆早已缩成一团。
周南陔入内后，低声说道：“我是应大哥的知心朋友，在捕房做事，刚才在捕房里已与应大哥接过头，大哥让我告诉你们，不要着急，很快就会出来的。只是有些秘密文件，不可落到他们手中，他要你们立即给我转移出去。”
看到女人们还有些疑虑，周又机密地说：“快点，快点，如果让巡捕房搜去，大哥的命就保不住了。”这时一个小妾站起来说：“阿拉是晓得的，就在这里。”只见她走到墙角，拉开活动地板，取出一只小箱子。
搜查应家时，黄金荣和蓝总巡捕商量，宋教仁被刺案全国瞩目，关系重大，所有在应家的男女人等应该一律带回巡捕房，分别侦讯，再决定羁押还是释放，免得会有人犯漏网。
蓝总巡捕答应了，在重要证据运走以后，再将应家上下人等集中起来，竟有二十六人之多。
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英国领事鉴于应桂馨生性狡猾，必须将羁押在法捕华人巡捕房的武士英提出来，和他当面对质，法国领事表示同意。
黄金荣说这个犯人太要紧了，说不定袁世凯、赵秉钧都会派人来伺机将他刺死加以灭口。所以，那一天法租界为“武士英起解”，便衣密布，如临大敌。
黄金荣和四名西捕荷枪实弹，坐在汽车上，负责押送。
武士英见了应桂馨有点畏惧，他企图推翻被捕后在黄金荣面前所做的供词，一会儿说他只跟应桂馨见过一面，一会儿又虚构出一个叫“陈玉生”的人来，说是陈玉生指导他如何行刺宋教仁的。
主控律师一一加以驳斥。而后，法捕房方面请求公开黄金荣他们搜查应宅时所获的证据，那里面赫然有赵秉钧和洪述祖往来的密电码，以及洪述祖指使应桂馨行刺的电报与信件，证据确凿，应桂馨和他所聘请的四名外国律师，至此已无法再做狡辩。于是，宋教仁被刺案真相大白。
应桂馨在会审堂上俯首认罪，他说：
“确是因为袁世凯畏惧宋教仁北上出席国会，深恐对他有所不利，所以由国务总理赵秉钧，授命洪述祖指使本人，贿买凶手行刺是实。”
4月25日，上海地方法院宣布正式开庭，审理应桂馨、武士英行凶杀人案。就在头一天晚上，拘押在中国监狱的武士英，竟会突然地吃红头硫磺火药“自杀”，事后查悉，那些致命的火柴头，是有人逼他吃下去的。
黄金荣闻知此事，无限懊恨，十分感慨，那么多人花费多少心血所得到的收获，在一夜之间付之东流。
7月25日，应桂馨公然逃狱。事先，他用大量的金钱贿买“典狱者”，同时，指使他一批手下，里应外合，居然越狱成功，让他逃了出来。
应桂馨越狱后直接逃往青岛，住在租界里面，隐名埋姓，平时很少露面。
一天，应桂馨从北平乘快车回天津，结果被袁世凯的特务发现行踪。当他坐在头等车厢时，忽然从门外闪进来一条大汉，手一扬，砰的一枪，打死了应桂馨。
距离应桂馨之死不到一个月，赵秉钩在天津督军衙门宴客，当场中毒死亡。这是袁世凯派人暗中下的毒。
袁世凯杀死了赵秉钧，还假惺惺地送他块匾，上面写道：“凄怀良佐。”
几个帮凶虽然死了，但真正的元凶袁世凯还窃据着大总统的宝座，继续干着祸国殃民的坏事。
袁世凯为什么对宋教仁有那样的深仇大恨呢？
原来国民党在参众两院第一次选举中获得大多数席位，宋教仁更是声望日隆，他入主内阁总理已成定局。
想做皇帝的袁世凯对此惶惶不安，如坐针毡，他曾以高官厚禄来收买宋教仁，还送上一本支票簿，结果均遭到拒绝。
袁世凯在收买宋教仁不成的情况下，便决定暗杀宋教仁。
为此，他秘密召集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商定了行动方案。洪述祖领命来到上海滩，把刺杀宋教仁的具体任务交给了在地痞流氓中很有势力的人物——江苏驻沪巡查长应桂馨。
在得到袁世凯“事成之后，奖给现金五十万元，授予二等功勋”的许诺后，应桂馨这个亡命之徒费尽心机，物色杀手。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勾搭上了武士英——一个曾做过清军管带，辛亥革命后被遣散，以盗墓为生的无业游民。
刺客找到后，整个暗杀计划一直由袁世凯通过洪述祖来指挥，如当年2月4日洪述祖致电应桂馨：“2日来电面呈总统，阅后颇喜，说弟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
宋教仁到上海，洪述祖派出了暗探一路跟踪。当应桂馨告知一切准备就绪后，袁世凯即急电召宋赴京，设下圈套，暗中命应桂馨伺机下手。
于是，上海北火车站，发生了震撼全国的民国第一政治大血案。
“宋案”中的武士英、应桂馨、赵秉钧相继被袁世凯害死后，另一人物洪述祖成了关键人物。沪军都督陈其美和黄兴等人，希望黄金荣将洪述祖拿获。
洪述祖原是内政部秘书，是赵秉钧直接使用的，就是他亲自出面去找应桂馨帮忙刺杀宋教仁的。在刺宋的凶手中，死得最有“戏剧性”的人物，就数洪述祖了。
“宋案”发生后，黄金荣等人在应桂馨家中搜出了应桂馨与洪述祖往来的密电本和函电稿。上海的《民主》、《民权》等报都把袁、赵二人的照片登了出来，并在下面标着“袁犯世凯”、“赵犯秉钧”的字样。
洪述祖一看，知道大事不妙，于是在宋案发生后的第六天傍晚，悄悄逃离了北京，回到天津家中。他仍感到不安全，又乘火车逃到德租界青岛。
果然，江苏都督程德全致电国务院，要求拘留洪述祖，但洪述祖早已逃之夭夭了。袁世凯心里欢喜，可表面上却“大张旗鼓”地命令警察总监王治馨将洪述祖捉拿归案。警探自然扑空。
洪述祖为了永远不再有拘捕之祸，他剃去胡须，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王兰亭，还向德国胶州总督递交要加入德国籍的申请书。没想到总督下令扣押了他，并准备把他作为杀人犯引渡给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