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也看出蒋的这种内心，称之为权术：“汪氏既除，蒋氏表示左倾，……蒋氏如此亦左亦右的手法，并非由于政治观点的改变，事实上只是其个人的权术，以虚虚实实的姿态排除异己，以达其个人独裁目的。”此时蒋仍然表示联俄容共政策不变，以取得中共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攫取中枢大权。他说：“二年来本党联苏俄，容纳共产党，对革命势力之增厚，革命方法之进步，唤起民众及反对帝国主义之影响，实非浅鲜，由此观之，应认共产党为革命势力之一种，苏俄有助于中国革命。”
6月5日，蒋被委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至此，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中央、国民革命军之中枢大权，已全为蒋介石一人独揽，达到了他为反共所必备的独裁地位。可知“三月二十日事件”是蒋介石一生历史的关键之关键。李宗仁对此有极其中肯的评价，他说：“至于中山舰事变内幕的情形如何，固不得而知，而蒋氏发动政变，以打击共产党始，以排挤汪兆铭终，则为不易史实。”结果蒋氏一箭双雕，而黄埔军校和党军，则为蒋之起家“老本”。蒋为此十分地感戴孙中山，尊孙中山为国父，还未忘本。蒋确也视孙中山如慈父，只是对慈父如其对慈母一样，动辄任性自为，不服管教，但也决不对慈父隐瞒政见，而是直抒己见，甚至顶撞。
而孙中山一逝，蒋则马上掩饰真心，大说假话，骗取中共和国人信赖后，以夺取中枢大权。在北伐前和北伐初期，他仍以说假话（前面见1926年6月7日讲话）笼络中共党人为其用。当1926年4月10日，共产党退出军队时，他就是如此说的：“共产分子，为免除本军内部之纠纷，均愿以一律自动的退出，并期于他种工作上共同奋斗，其态度之光明磊落，实足为吾同学将士所钦佩。”他要共产党员退出其第一军，就是要他自己独掌本军军权，为反共进行军事准备，但却美其名曰避免纠纷，并赞扬中共党人的风格，期其在他种工作上共同奋斗，以拖延时间和利用之，待机而动。但当中共还可以利用时，他就利用之，等无法利用时，他再采取断然的暴力手段，予以镇压。
同时，蒋在北伐之前，也未忘掉他的“大学之道”的宣传。他于1925年12月5日在给军校第三期同学录写序时，特别讲明了革命之道就是格致诚正的“大学之道”。就是服从之道和对上司的正心诚意。接下去又说此即国民党共产与非共产者之共同命脉：“此一线未绝之命脉，所遗者何？乃总理一线相传之国民党内共产与非共产二者凝聚而成之血统也。”他把“大学之道”列为“革命之道”，当然他所欲行者决不是行革命之道，而是维护封建政治的自立自强之道。此处他未提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也未提反封建与民主之事，只是讲内心的封建哲学和政治学的修养问题。至于民主主义治政，他从来不提。
与此相辅相成者，则大力宣传一个主义一个党的专政论。他对法国和俄国革命史甚感兴趣。6月9日，蒋读《法国革命史》，并记有笔记曰：“俄国革命的方法，非其新发明，十有八九皆取法于法国。其经验实可宝贵。”他对专政和暴力的革命方法，十分感兴趣，不是出于阶级革命论，而是欣赏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论。他认为俄国人是学习法国人的。而他再学习俄国的革命专政方法。6月28日，读完《俄国革命史》。他对俄国革命的经验更感兴趣。他于1926年5月27日讲话中说：“俄国革命便因党的组织统一，指挥集中，有惟一的领袖指导，遂收大效。做共产党员必须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惟一指挥者。……我们更须知道革命是非专政不行的，一定要一个主义，一个党来专政的。想到一年以前，军队里和学校里，并没有分裂的现象发生，为什么到现在才有呢？一则是因为各方的谣言，一则实在CP的进行太急，当时若能注意于此，听我的指挥，从中调剂，决不会发生这种事实。”所以蒋学法、俄革命史，是为其个人独裁找借鉴和方法的。凡是个人独裁的学说，不管是什么主义，他都学，以后又曾学希特勒。这又与封建专制主义一脉相通。总之，要听他的指挥，他就代表主义和党。他这时再也不讲他1924年标榜针对孙中山的，只服从主义而不服从个人之论。蒋在表演野心家以民主、革命上台后，又马上变脸，高唱领袖独裁万岁方面，真是淋漓尽致，活灵活现，暴露无余。
提北伐建议，升国民政府委员
1926年3月12日发生了日本侵华军制造的“大沽事件”，国民军受到威胁，冯玉祥即命封锁大沽口。旋八国公使团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北京学生即举行示威，反对北京段祺瑞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在东城铁狮子胡同段氏执政府门前为段镇压。执政府卫队开枪打死学生四、五十人，造成“三？一八”惨案，激起了国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怒潮。随后，奉军和再起于武汉的吴佩孚直军联合，压迫京津地区的国民军，迫其退出。4月15日，国民军退出北京，扼守南口，奉军进驻北京。组织奉直联合政府。段祺瑞下台。先由原外长胡惟德兼代国务总理。5月13日，由颅惠庆组阁。同时，奉、直联军进攻南口，发生南口大战。6月22日，颜阁改组，海长杜锡硅兼国务总理。28日张怍霖、吴佩孚入京会谈。吴旋至前线，率军进攻怀来，以拊南口国民军之背。
江浙地区孙传芳五省联军占领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五省地盘，为后起直军，又称“新直军”，声势正盛。孙并建立士官学校，自兼校长，招收高中毕业生入学，共办三期，培养二千余名官佐，实怀有“大志”。但孙和吴佩孚并不一心，更不拥戴吴统一中国之梦想，而是自己欲成一统。四川、云、贵军阀，局处出西南，暂时无与中原之事。
同年（1926年）1月4日晚7时，蒋在国民政府晚间公宴上提出北伐建议。他建议北伐军北上武汉为第一目标。同时东联孙传芳，使其暂时中立。北联湘、赣军，阻吴南下。然后兴师北伐。并认为本年内即可以统一中国。他说：“果能永远亲爱团结，则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又说：“深信我们中国国民党必能统一中国，而且在本年内就可以统一。”在这个讲话中，他提出“收复北京，奉迎总理灵榇至南京紫金山安葬”，以鼓动人心、军心。此次讲话中蒋不再说什么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相同的话了，而是说：“统一中国的只有本党。……中国自然以三民主义为惟一的主义”了。蒋正一步步地准备弃去联俄容共政策。3月20日事件之后，又于4月3日向在上海召开西山会议，第二次会议的全体代表致电，暗表反共决心。云：“中正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倚，惟革命是从，凡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动，或障碍革命之进行者，必视其力之所及，扫除而廓清之，巩固党国而慰我总理与已死诸同志在天之灵。耿耿此心，惟共鉴之。”同日又向中央提出北伐建议，主张于六、七月之交开始北伐。其理由是乘国奉直大战未结束时，举兵北伐；如果国民军失败，奉军占领京津地区稳固以后，吴、孙势力必在英帝国主义操纵下互相联结，共同盘据华东与华中；继则英、日、法必助唐继尧于云南壮大，牵制广东，如此而再举兵北伐，就至为困难。因此，北伐之期不可再行延缓。他说：“总之，列强在华，对于北方国民军处置既毕之后，其必转移视线，注全力于两广革命根据地无疑；且其期限，不出于三月至半年之内。”
他的具体策略是：
一，联络北方国民军，使其退守西北，保存固有实力。
二，联络苏俄，以增进革命势力。
三，联络川黔，牵制滇、鄂两军。四，联合湘、赣，结成攻守同盟，并共同出兵，牵制吴佩孚军队，力阻其南下。
五，联络孙传芳，使其中立，不为吴氏所用。
六，决定于三个月内完成北伐准备工作。于国民军未被消灭之时，进行北伐，“一举而占而武汉，则革命前途尚有可为”。
同时，又提出，共产党人不许在国民党内组织小团体，不许共产党员运动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否则，一经查出即处以严律。凡信仰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必须退出军队。共产党员必须尽忠于三民主义。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人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这说明蒋已步步为营，一步紧似一步地将中共党人从军队和中央部门挤出，为他控制军队和中央作准备。对此，蒋真是有条不紊，又咄咄逼人，而中共则步步退却。
关于苏联顾问，蒋予以限制，规定苏联顾问不得任行政官职，只能以顾问资格辅助中国革命，不能处于支配地位，要由中国革命政府自己处于主动地位。这一提议和规定，颇得国民党人支持和赞扬。李宗仁对这一措施，就深为赞许。他说他一到广州，就对苏联顾问的权力和影响之大，深感不快。
李宗仁于同年5月10日抵达广州时（蒋介石已为军委会主席，但仍不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然因汪已出走，他正是当时“广州的中心人物”），蒋认为马上北伐是很困难的。他对李说：“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李宗仁说：“蒋氏说时，似有无限感慨，但是他这回答，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泼了我一头冷水。……经过这一段的观察和谈话，我才知道广州方面对北伐毫无准备。所谓北伐，在广州连影子也看不到。而我军却早已入湘，在衡阳一带，打得炮火连天。……而中央方面对我的请求的反应，却太使我伤心了。”这说明蒋虽屡次提出北伐建议，但于5月上旬，或11日，开二届二中全会之前，仍是无意北伐，也并未做北伐准备。这原因当然是内争未结束，蒋尚未完全取得中枢大权。
这时李宗仁谈了他对蒋的印象。他说：“我对他的印象是严肃、劲气内敛和狠。其后我在广州珠江颐养园和白崇禧聊天，白氏问对蒋先生的印象。我说：‘古人有句话，叫做，“共患难易，共安乐难”，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白氏对我这评语也有同感。”
关于苏联顾问对北伐的态度，《秘录》和黎东方的《序传》等均谓其坚决反对北伐，并说其用意是恶的，目的一则是使“蒋公的军事力量被限制在广东”；“二则是希望中共的党多有一点时间在广东以外，尤其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各省，完全掌握中国国民党党部，与民众团体，以及若干渗透到军阀部队内部秘密工作的单位。”
苏联颐问对北伐的意见，据中共党人回忆，一致不同意马上北伐，认为应多准备些时间，加仑将军认为只能打到武汉。鲍罗廷则认为应沿京广线北进，接应冯玉祥，建立西北、西南广大根据地，然后再和帝国主义各国相周旋，因而不赞成蒋介石向长江下游地区发展。
而蒋介石以后所以向长江下游发展，自然是要脱离苏联，加紧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联系，从而进行反苏反共活动，建立他蒋氏的南京国民政府。张国焘在回忆鲍罗廷时，认为蒋在广州开始北伐前，就已暗中和英国、日本接触。他说：“北伐应循粤汉、京汉线北进，抑或向沿海东南各省同时发展，是鲍罗廷与蒋氏间的主要冲突。当时蒋氏似已秘密委托他在广州和上海的朋友们，设法与英、日列强接触，鲍罗廷对此已微有所闻。但蒋氏讳莫如深，蒋氏不重视鲍罗廷所谓避免过早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的意见，似也露出了他的外交政策将有转向的迹象。”
蒋介石向长江下游发展的目的，就是如张氏之言，其转向虽发生在南昌，但在广州时，当已有暗中活动。
李宗仁就自己在广州的观感则有如下感想和意见：“我和蒋先生谈后，便连日分访中央各要人，酬酢几无虚日。惟其对中央党派暗讧余波未息，更无人对北伐发生兴趣。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后，国共两党裂痕亦渐暴露。俄顾问对北伐的态度极为谨慎，既不赞成，也不公然反对。中国共产党虽未公开反对北伐，但陈独秀所办的机关报《向导》周刊社论却说北伐时机未成熟。所以我在广州，颇有吾道甚孤之感。”如此看来，苏联顾问和中共并未像上面说的那样公开而坚决地反对“蒋的北伐”；但蒋也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一直坚决主张早日北伐。当时代理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的张静江，在李宗仁向他陈述北伐重要性时，也表示应从长计议，和蒋的态度完全一致。至于谭延闾和程潜，则明白地表示反对北伐；并对唐生智仍是余怒未息，更反对援唐之说。谭说：“你要唐生智加入革命，他恐怕靠不住吧！”程潜则说：“你想唐生智那小子他能加入革命吗？……且让吴佩孚把他打败了，我们好去收编他的部队，然后我们再定计北伐不迟。”李宗仁对他们俩劝说了半天，两人仍然对北伐“不表示兴趣”。此知其他国民党要人中，也有人不赞成北伐，不独苏联顾问、陈独秀对北伐无兴趣。
李对鲍罗廷访问后，知鲍逻廷表示北伐需从长考虑，和张静江等是一个意见。但李认为苏联顾问鲍罗廷和陈独秀反对北伐应为两种估计：从善意看，是怕国民革命军力量小，敌不过北伐军；从恶意看，则是怕中国国民党力量壮大太快，对己不利，而自己力量尚未壮大起来。
其实，蒋于1924年就因自己尚未掌握中枢大权，就坚决反对孙中山北伐。现在蒋虽升任军委会主席，但仍未出任国民革命总司令，总之军事指挥大权尚未在握，也不赞成马上北伐。因此，在1926年5月中旬，广州国民党中央和军中长官们，均对北伐没有兴趣。
在此情况下，独有李济深热情支持北伐，使李宗仁真是感激涕零。李宗仁各处碰壁后，又对老乡李济深深谈北伐之事。某晚他半正经半玩笑地向李济深建议说：“你的第四军可否自告奋勇，抽掉两个师先行北上，待稳定湘南、湘东防线之后，……催促中央决定北伐大计。”李济深听完李宗仁的话以后，便“脱口而出，连声说赞成此一办法”。次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李宗仁列席参加，以三大理由，陈述立即北伐之大计。其三理由如下：
（一）国民军与奉、直联军大战和孙传芳独树江浙不附吴佩孚之机可乘。否则吴佩孚坐大，巩固三湘之后，孙传芳必和吴一致行动，北伐时机将一去不返。
（二）两广统一之余威可用；否则一旦偷安苟情，则士气低落，无以为用。
（三）第七军已策动唐生智附义，对赵恒惕部将叶开鑫作战，但唐尚不坚定，一面求桂军援湘，一面又派人向吴佩孚说情，求得凉解。而吴必助叶攻唐，以击两广。如不马上北伐，待唐氏一败，两广危殆，更无法取道湖南北伐。
然后又陈述当时第七军已在湖南节节胜利，长沙在望，如果中央不挥师北伐，则第七军孤军深入，实难持久，一旦败北，“粤、桂边境定受威胁，而云南唐继尧和福建周荫人也必伺隙蠢动谋我。若两广四面受敌，前途将不堪设想了。”因此，李宗仁最后坚定地说：“故请中央速定大计，克日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