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开广西省三代表白崇禧、夏威和赵恒惕（湖南督军）代表叶琪欢迎会，蒋与会致词，这是蒋、白第一次见面。据李宗仁回忆，白等到广州后，见广东统一后气象一新，认为如两广统一，则不难问鼎中原。白即据李宗仁意见，提出两广统一方案，同意将广西军、民、财、教等大政置中央政府统理之下，划一办理。中央也设特别委员会专门办理两广统一之事。2月19日，白电告李宗仁会谈情况。但终因财政和军队改编之事，中央难以明确表态，例如财政统一，中央需对广东进行贴补，中央既难予慨允，又不好不同意，故难于开口。结果自不得要领而返。
3月间，白崇禧再至广东，才解决统一问题。广西改编为一个军，放弃两个军的要求。李宗仁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参谋长为白崇禧。全军共二十一个团和若干炮、工兵营。但编制与广东苏式“三三制”稍有不同，一个军分成两个路，而不是若干师。
2月7日，蒋和季山嘉谈政局、军队组织问题。话不投机，季氏语多讽刺，认为中国军人尽是贪劣之徒。蒋很不高兴。8日，蒋表示不就任军事总监职。9日呈请辞去军委会委员和广州卫戍司令职，愿专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和校长两职。11日，蒋决心于“处境困厄”中，“积极进行，冲破难关”，否则，“不能再谈革命”。
这个思想动态很重要，他说明蒋要先发制人。所谓“积极进行，冲破难关”，就是主动发动一种事件，以“冲破难关”。对此只能作如此理解，不可能有别的理解。并且“思索半日，仍主固执道义，贯彻初衷”，毫不动摇。但在公开场合，却又说：“苏俄同事疑忌我，侮弄我，或非其本怀，然亦何为而然，惟有以诚格之。”苏俄顾问为什么与他为难，他未说清楚。照常理，如苏俄已开始疑忌他，则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之职当不会送到他的名下。既然那样信任并委以重任，则私下又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又难以令人相信。这一切，又都是蒋氏一面之词，又是他和俄顾问一、二人之间的事，有谁为证呢？而蒋要主动发动事变之心迹，却已处处表露出来。
当时鲍罗廷作为政治顾问总负责人，威望、影响在广东是很大的。据苏联C·A·达林回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员，曾三次来华）：“鲍逻廷的住处，真是一个司令部。广州政府的部长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和中国共产党人，都经常到这里来。”“鲍罗廷到广州已经三年了。他在这里作了大量工作，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王凡西在回忆录中也说，在广州“鲍罗廷的声望超过了列宁”。如果苏联顾问们对蒋有疑忌，凭鲍罗廷当时的影响与威望，蒋是不能当选为中央执委和常委的，并可以找借口罢免他军职的（台北黎东方的蒋传也这样认为，见第一章之末）。李宗仁在自己回忆录中也说鲍罗廷威望极高，人们以在鲍公馆一坐为荣。所以说苏顾问主动和蒋为难，又要逮捕蒋介石，是无法令人相信的。
苏联顾问于22日主张北伐从缓。陈独秀办的《向导》周刊，也说北伐时机尚未成熟。23日，李济深任军委会总参谋长。
26日蒋免去拥护汪精卫的第二师师长王懋功职务，并解送上海，使远离广东，这是先剪除汪精卫的手臂，而后发动政变。
3月3日蒋看《革命心理》一书。读后认为“革命心理皆由神秘势力与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实极微弱条件”。又认为法国雅各宾党是“残暴专横造成势力，故不可恃耳”。3月5日，蒋看完《革命心理》一书，认为“恐怖与憎恶二者，乃为暴动之动力。感情与神秘之势力，在革命心理学中占一重要地位。而宗教式的信仰，亦为革命心理惟一之要素耳。顺应时势，迎合众心，为革命领袖惟一之要件，吾何能之。”
又说：“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处境也。总理与诸先烈在天有灵，其必怜而呵护之，不使我于绝地乎？”6日又看《政治社会史》，自言“自觉历史观念太深，感情作用太多，政治兴趣淡漠，此其所以革命不成也。”15日（3月），蒋认为：“四面皆敌，肘腋生患，陷于重围核心，只有奋斗、决战，死中求生耳。”17日，又对官佐学讲演，特别提出做革命党人要做事极端化，不要站在中间；要极端不要消极。这一切的言论和思想活动，实则都是发动政变前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尤其又于15日提出决战求生的问题，更说明预谋在前，而决不会是共产党突然作乱。其中特别是“恐怖与憎恶是暴动之动力”论，更是“夫子自道”。苏顾问和中共当时并无恐怖可言，也无憎恶之意，倒是蒋自己于这些天来时时疑忌，又表示出孤臣孽子的不安，正是恐怖与憎恶的突出表现。
当然，蒋打击苏联顾问和限制中共的作法，也有群众基础，就是他所说的“顺应众心”。李宗仁说：“那时白崇禧时常往来粤桂间，对蒋校长和黄埔军校的革命作风颇多好评，更增加我对蒋氏的钦佩。到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时，我也不知党中内争底蕴，只觉当时广州有崇俄的风气，一般党人对俄国顾问敬若神明，蒋氏竟敢公然将俄顾问逮捕，遣送出境。这种行为虽按近越权乱纪，但和阿谀外国顾问风气相对照，自获得我们乃至多数国人的同情心。”这可以做为一般国人心情说明。但蒋氏此举，不是为民族主义而实是以夺中枢大权为主。
就是在这种长期准备下，蒋介石制造了“三·二○事件”。
“三·二○”事件
廖仲恺被刺后，蒋利用时机赶走胡汉民、许崇智老上司和元老实权派，抓住了实际的广东军权。“三·二○”事件，又赶走汪精卫和限制俄顾问与中共党人权限。完全夺得了全部的中枢大权。至此，蒋之上，已无一人。这就是“三·二○”事件的真正历史位置。
同年3月20日有名的“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对中共发动进攻的第一个战役。这个事件，现在国共两党各执一词，说法完全相反。国民党人至今仍说这是俄人季山嘉和中共党人要发动政变逮捕蒋介石而预谋的事件，被蒋识破，先下手为强，故错在苏联和中共方面。而此实则是蒋介石发动的反共政变，中共只是受害者。李宗仁是国民党人，也一直是反共的（直到回国前夕，才转变）。但他也说“三·二○”事件，是蒋介石嫁祸于人。这是比较公正的。实际上，蒋介石对此是欲盖弥彰，破绽百出的。
蒋自己说汪精卫于19日一连问他四次是否回黄埔，因而他觉察其事。实际上李之龙是奉蒋口头命令开军舰到黄埔的。但蒋事后却说这是李的诬指。这事看来空口无凭。据当时蒋的卫士连长宓熙回忆，事件前有如下情况发生：
在廖仲恺被刺后，蒋介石又回到长洲要塞司令部，住在楼上。要塞司令林振雄住在楼下。有一天（大约是1926年3月10日），黄埔军校附近江岸担任警戒的卫兵，发现有一穿老百姓服装的人，沿岸走来问蒋校长住在哪里？卫兵即带去见卫兵长胡公冕。胡问：“是谁叫你来的？”答：“是中山舰副舰长吴鸣皋，要我把这封信当面交给蒋校长。”于是坍公冕带送信的人来到长洲要塞司令部，先报告林振雄。林说：“蒋校长已经休息了，你等在这里吧。”送信的人说：“不能，有要紧的事，要蒋校长马上回信，我要赶回去的，不能久等。”于是林振雄、胡公冕一同上楼，叫醒随从副官江志航（蒋当了党军司令后，有两个随从副官同我住在一个房间），我也觉醒了，听说有重要的信需要马上回信之后，遂决定要江志航叫醒蒋介石（因为江系蒋的亲信）。于是江去叩门，陈洁如问：“什么事？”江即说明情况，陈即叫醒了蒋介石。蒋起身下楼，对送信人说，“我是蒋介石。”接过来信，拆开略微一看，即返回楼上写了回信，下来当面交给送信人，也嘱咐要面交吴副舰长。并叫准备饭给他吃过了再走，又叫江志航给他五十块钱。这是怎么回事？信的内容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这是事发之前十天发生的蒋和中山舰副舰长吴鸣皋之间的一件密事。但蒋在说明这次事件时，却从未提起过。为什么？如果是他探得暴动阴谋，为什么事后不宣？这说明蒋的这件密事，是他自己在部署密谋步骤，而绝不是探知密谋。此外又有可以明显看出蒋破绽的地方，是他的自辩。
他说中山舰开去黄埔后，李又请示他是否开回来，他问李，中山舰什么时候开去的？他回答昨晚上，他就回答说：
“我没有叫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作什么呢？”（19日下午6时又开回黄埔）又说：“中山舰回省城之后，应该没有事情，就要熄火；但他升火升了一夜晚，形同戒严”。
前面又说某人一连四次问他是否回黄埔：
“有一个同志——他的名字不能宣布——初见面时，就问我‘今天你去不去黄埔？’我说我今天要回去的。后来离别了他之后，到了九点至十点钟模样，那同志又打电话来问我：‘黄埔什么时候去？’如此一连打了三次，打了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去？’……直到第三次来问我的时候，我觉得有些稀奇。……我后来答复他说：‘我今天去不去还不一定。’他晓得我是不去黄埔了。”
这种说法，显然漏洞百出。这个同志不管是谁，也太愚笨了，怎么可以不说理由，一连打电话问呢？这不是告诉他今天将有不测之事发生吗这是一。其次，中山舰既要发事，为什么还要问蒋是否回广州呢？而回广州后，又生火一夜不熄，也不行动，等待束手就擒，也太不合发事常态了。再者，如要得蒋夜宿何地的情报，也不会通过问的方式，而是要通过内线访察准确后，再秘密行动，哪有这样的事前无部署、事后又向蒋报告和请求，故意使蒋觉察？这根本是违反常识的诡辩，决非实情。再者，苏联和中共如果要挤掉他，便不选他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常委，不会笨得把他抬到最高位后，再用政变办法推倒他。而蒋欲排除中共于中央核心，进一步夺取大权，则非经政变不可。因此，中共与苏俄顾问搞政变之说，根本违背逻辑。
再退一步说，如欲捕蒋，亦可在开会时下手，何需用军舰来回地闯而又不行动呢？所以是蒋介石在搞政变而决非苏顾问和中共党人欲捕蒋。而且蒋在“3月20日事件”后，仍于1926年6月7日，大唱高调，说什么“第三国际是领导世界革命的总机关”，并“主张受第三国际的指导”，则知事件以前，蒋决不会对汪公开说出不满俄人和第三国际的话。他在1956年写《苏俄在中国》时，所说“即与第三国际联系，必须定一限度，不可丧失自主地位”，和“我们的秘密谈话，季山嘉很快就知道了。至此我才知道汪、共勾结已深，……”，这些话显系事后附会，在他这样“左”的时候，绝不会对汪表示不信任俄顾问，更不会说出口来。因此，3月20日事件是蒋介石发动的反共政变，是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以其实际军权，对中共党人与国民党左派突然袭击，从而夺取军权和政权。这个目的他完全达到了。
“事件”发生后，蒋不经请示中央和汪精卫，就擅自逮捕李之龙，包围俄顾问寓所和其他中共党人。
3月21日上午，蒋向汪精卫写信解释，但他反复思考，不知写什么好，落不下笔来，遂搁笔作罢。傍晚，就到汪处探病，汪“怒犹未息也”。
此足见汪无内疚故怒气不消。而蒋则又是写信又是探病，足见其心有不安。23日，蒋又假意地自请处分。而张静江则于25日称赞蒋介石是个“天才”！这种称道中，也表露出“三·二○”事件的真实消息。“孙文主义学会”说蒋“功在党国”。
蒋的“三·二○”事件，并未敢进行到底，因为他还离不开苏联的帮助和中共的支持。31日，蒋发烧生了病。4月2日邓演达对蒋说：三月二十日事件，“近于反革命行动”。蒋则说：“他人为之，为反革命，而以总理与余为之则无论何人应认为革命。”
4月14日，蒋解除俄顾问十人聘约。23日，周恩来离开第一军，转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工作。同时有二百多名军队干部（中共党员）也被迫离开第一军。汪精卫则于20日离开国民政府，由谭延闯代理主席。5月，汪赴法国居住。
蒋于4月3日，开始处理党务问题。他在“训勉”广州同志电文中警告说：“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动者，……必视其力之所能及，扫除而廓清之。”咄咄逼人。同日下午，与谭延闿、宋子文等人会商对粤局的处理。提出“整军肃党，准期北伐”。但共产党人只是“在革命战线上，仍为联合之友军”，而在军队中则不许共产党人当干部。他说：“我军既以三民主义为主义，惟有以信仰三民主义者为干部，而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分子，应暂退出，以求各军精神之团结。”从此，再不言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或相互为用的事了，开始向右靠拢，但仍不能完全露出右的面孔，还要保持与中共合作局面和反西山会议派态度。4月16日，青年军人联合会自动解散；蒋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军事最高统帅。4月20日，第一军中共党代表即退出一军。同日，孙文主义学会也解散，蒋借此以示公正不倚。4月24日，鲍罗廷回到广州。这时，蒋介石的军人政治局面已经形成，他又是广州卫戍司令。而其他二、三、四、五军，亦均为蒋所掌握，且均不如第一军强大和精锐。因此，鲍罗廷回广州后，只能是与蒋订城下之盟。于是鲍完全答应了蒋的要求。5月15日，蒋主持二届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19日推张人杰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6月1日蒋又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副部长为陈果夫）。5月17日，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所提的《整理党务案》，共八条：
“一，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及批评。
“二，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
“三，中央党部各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
“四，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的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的名义召集党务会议。
“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
“六，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于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所发一切训令及策略，应先交国共联席会议通过。
“七，国民党党员未经准许脱党以前，不得入其他党籍；如既脱党籍而入共产党者，以后不得再入国民党。
“八，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并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同日蒋又提出，每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当推选主席一人，任期至下届全国代表大会召集为止。此案，于18日通过，以后成为定制。这进一步加强了党中央的个人独裁制。以前是每次开会时，临时推举主席，仍为少数人的集体领导，仍有民主体制存在。此后就大大不同了，从集体领导转向了个人独裁制。
经过这一提案，国民党中央完全由国民党控制起来；然后又把中共党人在国民党各部门中名单交上，则为以后清党准备了条件。中共接受了这八条，据说，这是斯大林的意见。
汪被挤走后，蒋已成为中枢人物，但要得到中央承认，要取得北伐成功，仍离不开苏联和中共的支持，故未敢将政变进行到底，仍表示联俄容共，反对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