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百多万的军费，要拿出三分之一来行贿，钱从何来？迫不得已，就只有浮报名额，中饱开支，吃空缺，揩油！新军一营，按照袁世凯定的营制，864名兵，该设282名长夫（饷三两）、22名伙夫（饷三两五）、96名护勇（工食钱五两五）、12名书识（薪水七两）、24名号兵（饷五两五）、文案委员12人（薪水二十二两），加它一加，杂兵达448人之多，超过了兵丁之半。要这些杂兵，其作用正在于“有名无实，侵吞缺饷”，于是，北洋军中有个惯例：不设夫役，倘有必要，临时拉老百姓的差，早先军队拉夫的恶劣风气，便是这样开的。至于采办军械配备的上下其手、贪污舞弊，那更成了公开的秘密。
第二桩大弊病，是出自袁世凯的野心。民国五年袁世凯阴谋窃国，洪宪称帝，他的准备工作，早就从小站练兵的时期开了头。正因为他的野心太大，所以袁世凯用人就必须采取小圈圈主义，他的高级将领，不是一手提拔的门生，如王、段、冯，便是家里的马弁奴才，譬如吴凤陵是他奶妈的儿子，往后做到湖北督军的王占元还是冯国璋的挑水夫，再呢就是行伍出身，乖顺听话，昏庸无能，易于驾驭的干部，如曹锟、张怀芝、段芝贵等。
用这样的干部，好处只有一个，无论如何靠得住。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横征暴敛，鱼肉人民，一手拿把大刀，一手拎只钱袋，骑在老百姓头上，十恶不赦，横行无忌。但是他们一到袁世凯的跟前，立刻便俯首帖耳，逆来顺受，被他们的主子呼来叱去，连只狗都不如，此即所谓北洋马弁将领。
像吴佩孚这样的人，一脸孔的道貌岸然，满肚皮的仁义道德，开口便要引经据典，行事尤且严明方正，再加上他那一脑子的国家民族思想，抗夷御侮主张，叫他处在那些当差的、挑水的、卖布的、推车的杂七杂八队伍里面，当然是难免扦格不入，双方都看不顺眼。这才是吴佩孚在北洋系中，蹭蹬十多年，大器晚成，一直要到民国七八年，方始崭露头角的最大原因。
二
进北洋第三镇，头一位上司，便是日后的死敌段祺瑞。段祺瑞的肖像，曾经出现在银元上面，大陆上人习于喊镌袁世凯像的银元“袁大头”，镌段像的则称之为“小头”。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跟李鸿章同乡，生于逊清同治四年（1865年），比吴佩孚大九岁。
他爸爸叫段从周，起先在清军里当哨官（排长），后来升到了管带（营长），手里积了几个钱，家道倒还过得去。段祺瑞七岁启蒙，他不爱读书，成天只是捻枪舞棒，玩官兵捉强盗，或者行兵布阵打仗的游戏。光绪十年（1884年），段祺瑞19岁，上天津考取了李鸿章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学炮科，三年后毕业，被派到旅顺监修炮台；光绪十四年，李鸿章送他和满人荫昌出国，进德国军校，同时在克虏伯枪炮厂实习造炮。光绪十六年归来，当过北洋军械局委员，讲武堂教习，旋又加入袁世凯的武卫右军，荣任炮营管带。他和王士珍、冯国璋，一直是同学、同事。
小站练兵，他升任参谋处总办，当时，军旅之编组与训练，他负的责任较多，也就因为这一层关系，往后北洋系的人物，不是他的学生，便是他的部下。袁世凯对他特别器重，非常信任，段祺瑞因而成了北洋系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二号领袖。
吴佩孚和段祺瑞第一次见面，双方印象不佳。段祺瑞个性倔强，好大喜功，而且刚愎自用，区区一名上尉，根本不会看在眼里。吴佩孚更是心高气傲，不喜钻营，段祺瑞叫他仍支原饷，等着候差，他也就不声不响，每天准时上班，准时退公。候差员没事可干，吴佩孚正好利用机会，埋头读书，中外兵法，他都潜心研究。日俄战争时期，他在做情报工作，当时所见所闻的日军作战方略，战事经过，他曾每天摘记于小日记簿中，这时他便拿出来加以整理，并且用以与我国战术，详予比较，一概做了详细的札记。
段祺瑞叫他闲着候差，他偏忙着学习，当时第三镇里，都认为吴佩孚是一怪，他没事干，尽上班，见人不理不睬，只顾忙他自己的。于是段祺瑞也开始暗暗地在注意他，而且越来越觉得这个人志行纯正，刻苦向学，尤其是那份持之以恒的敬事精神，非常难得。这年十月，第三镇扩充编制，出了一个统带的缺，段祺瑞便将吴佩孚升了一级，派他去当少校营长，当时他的职衔是步兵第十一标第一营三等中级官统带。
谢委以后，欢天喜地去接事，当了统带，每个月可支一百五十两银子的薪水，三百两银子的公费。这个待遇，太优厚了，省吃俭用点儿，都够在蓬莱老家买一幢挺像样的房子啦。
除此以外，又有一喜，那便是一到营里，就结识了一位好朋友。此人姓张名福来，字子衡，就在吴佩孚的营里当队官。张福来是行伍出身的，对于吴佩孚一肚子的学问，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吴佩孚惟命是听，必恭必敬，吴佩孚也以张福来为得力的助手，忠实的干部，旋不久，他们便换过兰帖，拜了把子，两人结为异姓兄弟。
徐世昌，字菊人，号东海，直隶天津人氏，生于咸丰五年（1855年），世家出身。他高祖、曾祖、祖父都曾做过知县、通判，因为父亲死得早，家道中落，他为生计所迫，跑到河南项城县衙门去当书吏。那时候袁世凯正在家里当大少爷，花天酒地，又好交游，徐世昌和袁世凯很谈得来，袁世凯也识得徐世昌是人才，光绪十一年（1885年），他送徐世昌一笔旅费，让他晋京赴考。果然便在光绪丙戌这一科，他中了进士。
袁世凯不曾出道以前，徐世昌尽在翰林院打转，最高职位，做到国史馆武英殿协修官。袁世凯小站练兵，他才当了营务处总办、练兵处提调、兵部侍郎、政务大臣、会办练兵大臣、署兵部尚书。光绪三十一年八月，清廷派六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被革命党员吴樾甩了一个炸弹，徐世昌便是六大臣其中之一。
那一枚炸弹，吓得徐世昌不敢出洋，不久，又授巡警部尚书，补军机大臣，方略馆副总裁，经筵讲官。光绪三十三年，清廷改制东三省，将原来的最高军政长官盛京将军改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便去做了第一任总督兼管将军事务。
东三省的驻军，曩昔只有旗兵，旗人当兵是世袭制，多年承平，当兵的只晓得吃粮拿饷。到了咸同年间，旗营等于名存实亡，因此闹得遍地盗匪，民不聊生，尤有俄国日本，强邻环伺，乘虚而入。清廷不得已，调左宝贵一军驻扎盛京（即奉天，亦即沈阳），嗣后统兵大将，或为满人或为汉人，但是兵士俱为山东登州、蓬莱、青岛三府的健儿。山东人出关谋生的特别多，足迹且远至朝鲜，与此大有关联。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赵尔巽在任，由朱庆澜领军，日俄战亟，马玉岜的武卫前军进驻榆关（也就是山海关），分兵锦州，严加防范。在这时候，赵尔巽收降胡匪张作霖，积功升到都司，他的部下扩编为防营，也有相当的力量。不过，徐世昌接任东三省总督后，始终认为东北境内，没有一支正规部队，实不足言抵御外侮，卫戍地方，因此，他取得袁世凯的同意和支持，奏报清廷，请将驻扎保定的北洋第三镇，全部开到东三省，划长春为驻防地。
清廷允准所奏，第三镇开拔在即，吴佩孚、张福来正在整理行装，忽然听到消息，袁中堂可以让第三镇出关戍守，只是他要留下依为肱股的段祺瑞。因为当年秋天，按照编练新军的预定计划，北洋新军要在直隶省河间府举行秋操，亦即时今之大演习。新军秋操分南、北两军对阵，段祺瑞早经袁世凯内定为北军总司令。
果不其然，未几，命令下来，段祺瑞调任新成立的北洋第六镇统制官。这一个北洋第六镇，可以说是仓促编成的，它以第三镇的一部，加上武卫右军和自强军编余部队，扩编而成。新设的第六镇，便驻扎在近畿的南苑。
北洋第三镇的官兵，都在议论纷纭，袁中堂会派谁来接任第三镇的统制官？其结果，清廷派的是凤山。
凤山，字禹门，汉军镶白旗人——也就是说，他的祖先，曾在明朝末年，投降满清，被编入右翼镶白旗军，因此凤山本来姓刘。他是“翻译举人”出身，袭佐领，充任骁骑营翼长、印务章京、参领，总办东门巡捕分局，副都统、京旗兵统领、西安将军，在满人之中，他可以说是久历戎行，比较知兵的一个。袁世凯小站练兵，当直隶督练公所成立以后，凤山便由清廷直接任命，督练近畿陆军。袁世凯和徐世昌关系密切，尽人皆知，第三镇既是袁世凯的嫡系部队，远戍关外，在徐世昌的节制之下，当然容易发展。大概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清廷对于袁世凯掌握重兵，已经有点猜忌，趁袁世凯奏调段祺瑞为第六镇统制，干脆派这满人中的一员悍将凤山，把袁世凯的基本队伍接收过来。
凤山率领第三镇一万余名官兵，浩浩荡荡，开出榆关，第三镇的驻防地是吉林长春，吴佩孚所属的第十一标第一营，扎在南岭黑嘴子。当时，和他一起在守田小组从事情报工作，同生死，共患难的孟恩远，已经贵为吉林翼长，吉林省军一概归他指挥。孟恩远开府永吉，和长春相距只有两百多里，火车往来方便得很。但是吴佩孚从来不会想到，哪天跑一趟吉林，看看老朋友，说不定孟恩远能给他较好的安置。那一年他三十三岁了，纵然只是一名统带，吴佩孚愿意自己努力奋斗，一步步地爬上去。
东北三省自从日俄之战过后，遍地灾黎，民生凋敝。胆大些的便铤而走险，加入胡匪。所谓胡匪大都是明火执仗，公然行劫，他们喊的是“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口号，可是富户都变成穷人了，为了生活，他们便见着什么抢什么。徐世昌决心肃清全境匪患，因而才奏调大军，并且责成张作霖、马龙潭、吴俊升、冯麟阁等编组防营，不过由于张作霖等部熟悉地理和胡匪内部情形，而且这几个防营尤其骠悍善战，清剿任务多半落在他们的身上，第三镇在长春驻扎，除了下操巡查，简直就没事可干。
统制官凤山在长春住了一段时期，深感这样的戎马生涯，等于投闲置散，他越来越不耐烦，一再地奏请调回关内，清廷后来终于应允了他的要求。这里头有两层原因：一是当初调凤山任第三镇统制时，袁世凯表现得十分恭顺与坦然，使清廷渐渐地又疏于防范；其二则为革命党人纷纷在华南、华东和华中、西南各地举事，清廷需要凤山这一类的悍将去压制革命党。
这位北洋第三镇第二任统制官很倒霉，同时他也是北洋第三镇历任统制（或后来的师长）中，惟一没有发迹的一个。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清廷派凤山为广州将军，他从北京动身赴任的时候，辛亥革命已经爆发，武昌首义一举成功，亲戚朋友都来劝他，说是广东是革命党的策源地，你何必赶在这要紧关头跑去冒险？凤山不听，兼程南下，九月初他抵达粤境，两广总督以次的满清官吏，因为骇怕革命党，吓得不敢出门接他。四日正午，凤山到了广州天字码头，坐了蓝呢官轿，一路鸣锣开道地进城。途经昌华大街成记号，那儿正好是革命党人的机关，革命党健儿李沛基，当年才17岁，他在楼上等好，凤山的官轿一到，他便将一枚十五磅重的炸弹推下去，轰然一声，震惊百里，凤山和他的随从轿役好几十人，同时被炸得血肉横飞，当场毙命。
清廷派来接替凤山职务的，居然又是袁世凯夹袋里的人物，这位北洋第三镇第三任统制官，一生庸碌，却有洪福，他从卖布而当兵，继而升官发财，由第三镇统制官的位置，一路爬到民国第八任大总统。
那是曹锟。
吴佩孚的一生，跟曹锟实有极大的关联。曹锟一直是吴佩孚的老长官，顶头上司，吴佩孚曾受知于曹锟，也曾受累于曹锟，自民国元年起，一直到民国二十七年曹锟病逝于天津，北洋军阀中出类拔萃的两位大帅，真可以称为“生死刎颈之交”。
曹锟是天津人，生于逊清同治九年（1870年），比吴佩孚大四岁，他行三，因此号仲珊。小时候，家境比吴佩孚还要贫寒，他自幼少读诗书，庸庸碌碌，街坊喊他“曹三傻子”，他也不以为忤。
长大了点，无以为生，只好去卖布，肩挑手提，走遍大街小巷，博取蝇头小利。曹锟做小生意非比寻常，他往往大而化之，不计较价钱，也不索讨欠账，人说这五十文的布你就三十文卖给我吧，曹锟便道好嘛，随您的便；人说曹三傻子我欠你的布钱，得等些时再还你，他也坦然笑道，没关系，反正我去批布也是欠着。其实，曹三傻子的混沌糊涂，正是他的聪明之处。满清末年，国难频仍，可是世道人心，毕竟还不太浇薄。占了曹三傻子几回便宜，反躬自省却又何必？明儿不如还了他吧。就这么，曹锟卖布的生意不但不垮，反比别人更多些主顾。
曹锟喜欢喝酒又喜欢吃肉，他很看重朋友，以为朋友之间无须讲究客气。自己家里太穷，卖布赚来的钱有限，他买不起肉更喝不起酒，于是他便想了个办法，一到中午晚上，大小饭馆上座的时刻，他便逡巡于酒楼饭肆的门口，一遇上相熟的人往里头走，他赶紧跟着进去，不声不响，往相熟的身畔一坐。于是，大鱼大肉，有饭有酒，吃得酒足饭饱，然后一抹嘴巴，扬长去了。
一回两回，几次三番，曹三傻子专爱白吃的名声不胫而走，但凡认识曹三傻子的，每逢要进酒楼饭铺，都得东张西望，直到看清楚了并无曹三的影踪，方始放心大胆进门。
他还有第三桩毛病，好肉好酒之外兼又好色。少年时期曹锟的酒量不大，却又贪杯，于是每饮必醉，一醉便疯疯癫癫，色胆包天。路上遇见少妇长女，也不管认不认识，是哪家的女眷，迎上去便胡言乱语，追逐调戏，女人吓得又叫又逃。惊动了家人街坊出来，见他是喝醉了的，懒得跟他计较，骂他几句，打他两拳也就罢了。曹锟的胆子因而越来越大，渐渐地，把这种无聊胡闹的行为，变本加厉，终于有那么一天，使他自己吃了大亏。
那一天曹锟上店里批布，挑了一二十匹，总成一个包袱。他背着包袱去吃饭，因为身上还有几文余钱，自己一向又过了今天不顾明天，他决心上次小馆，要一个菜，喝他几杯。
这一喝果然又醉，背着一大包布，踉踉跄跄地走上大街。路上经过一家店面，门里有一个少年女子，在他醉眼惺忪中美若天仙。于是他的老毛病又犯了，跑过去想跟那女的搭讪，也不知道是女的佻达，还是曹锟会错了意，看走了眼，他说是那女的向他一笑，笑得他胆子更壮，因而不顾一切的直往里闯。
这一闯闯出了大祸，女的跑了，她家里的男子一拥而出，不由分说，要把曹锟捆起来送官究办。这时候曹锟的酒意给吓醒了，他自知理屈，又怕见官，于是不惜跪下地来求饶。
早年没有“遮羞费”这个名堂，可是登堂入室，调戏良家妇女，不是送官，便是挨揍或赔偿。当这一家的户主问曹锟愿打还是愿罚时，曹锟身上一文钱也没了，他惟有献出自己刚贩来的布匹。
本钱折光了，连吃饭都发生问题，那晚闹的笑话，尤其在街坊上“传诵一时”。有人见了曹锟笑，有人见了曹锟骂，有人见了曹锟好心好意地规劝他：
“你简直是越闹越不像话，怎跑进人家里去调戏妇女了呢？我告诉你，你再不痛切悔改，提防将来捅出娄子，送了你这条性命！”
哪儿想到，曹锟不但不肯认错，嘴上还硬得很哩，他嘿嘿冷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