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时间内，哈布瓦赫颇具开风气之先的记忆研究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仅在法国受到有限的关注。一直到七十年代，当一批人数可观的历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试图超越记忆研究的纯心理学框架之际，哈布瓦赫才被重视。在近年的社会记忆的研究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以下三种取向，即以集体记忆、官方记忆、民间记忆分别或组合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集体记忆研究取向
在这一研究方向影响之下，一些社会史学家、人类学家及社会学家试图研究社会群体成员如何认识自我群体的过去、如何分享以往的经验、如何选择希望同享的记忆。
例如，历史学家保尔·坎纳顿专门研究了神话与历史在宗教仪式中的呈现与建构，特别是人类的记忆链条如何被宗教生活要求的建筑、绘画、音乐、仪式、言语、装束以及肢体动作所连接。
人类学家弗朗西斯·左纳本德则考察了一个法国村庄有关二战经历的集体记忆怎样被家庭、教堂、学校及工作编织的复杂社会网络重新建构，其结果是某些事件的细节变得讳莫如深，而另外一些历史事件的细节反而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追忆话题。
官方记忆研究取向
该取向旨在考察统治者如何通过大众传媒、教育制度、主流艺术、公众纪念活动及官方编年史委员会操纵公众对历史的认知。在这方面，学者们特别关注不同政治制度如何利用历法改革、公共仪式、娱乐节目、历史课本、国家节庆等机制操纵社会记忆。
官方记忆的一个特点是制造敏感历史问题的记忆盲区。另一个特点是有选择地培养公众对某一些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认知，以至于一系列被过滤或矫正的记忆被公众视为常识性知识。
民间记忆研究取向
采用这一取向的学者们通常对统治与反抗的问题抱有极大兴趣，试图通过记忆研究把握社会群体成员所共享的玄奥神奇的历史迷思。换而言之，在隐蔽的民间记忆中可以挖掘出反抗的迹象。占统治性地位的官方历史并不可能由于势力的悬殊而将表示异议的、带有想象力的、具有反抗性的记忆全部埋葬。例如，詹姆斯·斯科特的一项研究显示，马来西亚的贫困村民在抵制“绿色革命”的过程中创造了“记忆中的经济体”，将早已被废除的土地制度夸得天花乱坠，借以谴责农业机械化对小农经济的冲击。
在针对族群问题的研究中，记忆与反抗连接的话题备受关注。
这些研究证明，一个民族特特有的记忆在受到外部世界刺激之际会升华为强化族群意识的极大动力，最终竖立起来一面抗衡外族势力的战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