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大川的材料同全国范围的记忆政治联系起来，我们一定要记住，新中国几十年的曲折道路充满国家混乱与个人悲剧的交错情结。从1958到1961年的“大跃进”将饥荒推进到了一个可怕的程度。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至少使一百万人受害，其中很多人死去。
虽然国家最后实施了经济体制改革，但针对历史创伤的忠实记录微乎其微。在地方，有关苦难的记忆被人际关系所压制，人们唯恐揭开旧疮疤会危及社会的秩序。
经过政治文化的种种限制，苦难记忆时而冲出枷锁。例如，在分析“文革”磨难时，凯博文曾把人们的疾病叙事当做人们的苦难记忆叙述加以研究。
在收集大量病人讲述的案例后，他指出了一个躯体化记忆问题，也就是人们将身体的疼痛与“文革”恐怖经历联系在一起讲述个人的经历。换而言之，很多受访者把抑郁症以及其他不适归结到在“文革”中的遭遇。凯博文认为，在“文革”结束不久的情况下，这种躯体化记忆镶嵌着申冤抗议的情绪。
华若璧则用了完全不同的一个方法分析政治迫害引起的个人与家庭伤痛。她认为，大规模的公众悲伤之表达，如周恩来去世后的公众反应，其背后伴有大量“秘史写作”。由于个体的悲哀迟迟不能表达，个人或家庭生活中“被延迟的哀悼”在周恩来去世后，猛然以集体悼念伟人的形式爆发。她的研究揭示，此类哀悼事件中出现的反抗情绪的确以悼念伟人之死为名，但基础乃是大量隐秘的个人苦难记忆。
另外有学者提醒我们，政治文化霸主精于社会记忆控制。
正如一位学者所强调：“记忆是内化的历史。而历史则是对记忆施以社会规范的工具。那些能够操纵社会记忆的人们必将引领未来的走向。”
这位学者的论断提醒我们，重构国人的记忆或制造国民的忘却乃为最大的心理政治工程。由于这种心理政治工程与水库移民的关系，我尤其注意了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编修地方志书的热潮。
从源头上看，地方志要为本地精英树碑立传，将其传记与作品编辑在一起。编修地方志的做法大约在三世纪流行开来。同时，政府命令收集各地人口、风俗、地理、税收等情况的要求使得方志的编写更上一层楼。大约从十世纪以来，地方志成为地方精英与政府官员展示自己对历史解释的特殊工具，不但推出县志，还刊印州省志书。
修方志的传统曾一度被中断，到八十年代中期才开始恢复，按国家要求每个省、区、县都要加入到全国编写新方志的工作。1992年，在永靖县长和书记的主持下，24个当地历史学家和档案学家组成的队伍编成了一本新方志。这本方志长达十六章、一千多页，但全县规模的“五八大搜捕”或1958—1961年的大饥荒只简单点到为止。至于1959到1975年修水电站导致的怨声载道，其描述更为简单，且不说是否有过反省。换句话说，永靖方志编纂者严格遵守编写地方历史的官方要求，做到多谈成就，少谈“历史遗留问题”，尽量回避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残酷阶级斗争。
虽然在地方修撰的方志里，永靖水库的苦难基本被忽视。但永靖县三大水电工程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效益却在大众传媒中被大肆渲染，尤其在全国使用的小学课本中及在整个甘肃放映的一部电视纪录片里可见一斑（见第四章）。但官方的历史呈现恰恰表明，永靖农民为三大水电工程付出的代价之高难以言说。
从五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末期，在全国各地建造的大坝、水库、水电站导致上千万移民。这个数字曾经为田方和林发棠（1986：185）及张岳（1988：40）所引用。
这些移民多为农民，移居方式与移民的意愿是有矛盾的，且不说耕地丧失带来的严重影响。1989年，水库移民中有七百万人依然生活在官方公布的贫困线以下。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简称扶贫办），是全国人大领导之下的一个扶贫机构，它在1989年颁布了绝对贫困线，是年人均收入在150元到350元之间，根据各地衣、食、住的基本生活需要变动。世界银行根据扶贫办提供的统计数字计算出，在1985—1990年期间，中国大约有八千六百万到一亿零三百万人，也就是总人口的9%，生活在绝对贫困中。
到九十年代初，一方面因赔偿不足，一方面因迁到低产土地，移民们只能在贫穷状态中生活。这些材料来自我于1998年8月8日—19日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社会中的食物、消费与社会变迁”工作组工作期间与中国农业部和全国人大中的研究者的私人接触。
由于政策限制，新闻媒介、学校课本或学术研究几乎不提及农民付出的代价。这种“无声”的状态使得远离水库的人们根本不可能了解到移民的心酸，从而加剧了移民的困境。
但体制对记忆的压制并不会总是有效。记忆的转化牵涉到象征资源和道德评价。在大川，人们挑战了集体忘却的制造。正是因此，大川新孔庙可被我们视为祭典人类苦难的纪念碑，同时，蕴含信仰的大川新孔庙也是孔家人告别风雨如晦的过去，并着手乡土重建的里程碑。